○、写在前面（刘真）
一、一九九九元旦献辞
二、余杰：让人喜忧参半
三、读《不与水合作》
四、不止是耻辱
五、《直选乡长》读后
六、胡适的用心
七、自救的开始
八、闲话《霜冷长河》
九、接续被阻断的历史
十、林贤治的误区
十一、《一个都不能少》观后
十二、“五．四”运动八十周年随想
十三、读《许三观卖血记》
十四、我们的悲剧所在
十五、重估与接续
十六、读《中国纵横大全》
十七、由良知未泯的小偷谈起
十八、可贵的历史良心
十九、呼唤思想的霹雳
二十、会晤张中行
二十一、实现“民为贵”的中国文化理想
二十二、坚守文明进化的信念
二十三、理性的高度
二十四、也谈真理
二十五、不该遗忘的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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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1999年7月28日，我先生殷之声走完他竭诚奉献的59年的生命旅程。
这里含泪向大家整理、推出的是我先生《生命最后的篇章——殷之声
1999年日记选》。既非文人、又非学者的我先生，仅凭一位普通公民
对国家、对民族的一腔赤诚，而在我们共同生活的26年中，进行了从
未间断的探索与思考。尽管他连续写了26年的《元旦献辞》和日记，
竟在1999年的夏季嘎然中止而成绝响，但我相信，他的思索，他的追
求，却不会就此中断，它亦会在我们母女，在所有有幸与他结缘的读
者与朋友中间继续！让我们继承他的精神，去开拓生命的意义，开拓
人间的良知、正义与光明！
殷之声之妻 刘真 敬上
liuzhen@public2.zz.ha.cn
（20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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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月1日 《一九九九元旦献辞》
1999终于来到了。这个20世纪的压轴年，将人们对2000年的所有期盼
与希望承担于一身而显示出她是一个非同寻常之年。
这个非凡的1999年到来之前，整个人类世界出现了平庸的混乱：东南
亚金融危机；中东和平进程的几起几落；美英制裁萨达姆的正义行动
遭受责难；美国政坛因克林顿绯闻引发的危机；中共当局开倒车公然
明目张胆地践踏国际人权公约；叶利钦的昏聩，使俄罗斯陷入不伦不
类的境地；非洲出现的军事冲突；阿富汗塔里班的颟顸；柬共（红色
高棉）种族灭绝罪魁之一乔森潘、谢农理直气壮的“回归社会”；皮
诺切克引渡风波；海外民主派溃不成军；中共左派梦想卷土重来东山
再起；巴尔干地区的骚乱等等。整个世界没有一致的公识，只有歧
见，没有能够率引主导和统驭世界走向的主流力量。人类社会在毫无
准备的错乱中，跨进了这个不容儿戏的严峻之年。
99年是严峻而艰险的。她会让掉以轻心者措手不及，她也会令墨守陈
规者大吃一惊。不管你属于正义光明，还是属于邪恶黑暗的势力，她
都要加以无情的检测，甚至每一个人都不能豁免。99年就是这样一个
无情的评判之年，她不带丝毫的偏见和倾向，她决不偏袒追逐者也决
不帮助逃匿者，因为她是21世纪的前哨侦探，要为21世纪提供最准确
的信息──20世纪的最终选择是动乱、暴力、非理性，还是理性、和
平、非暴力，没有人能违拗她的评判与裁决，更没有人能预设或希望
21世纪如何必然地逞其所愿。正如萨达姆的臭硬和愚暗态度，中共开
倒车的一相情愿不会给21世纪的伊拉克和中国带来他们希望的和平与
安定，同样，反萨达姆的正义势力和中国的民主派们，如果缺乏勇气
智慧或不得要领，也不可能改变自己蒙遭的压迫与责难。因此，无论
你是什么人，也无论你是要行善还是准备作恶，你都不要欺骗99年，
更不要错过99年，99年既给你幡然醒悟全力以赴的机会，也为执迷不
悟者的一意孤行推波助澜。无论如何，99年都不会允许似是而非、黑
白不分地厮混下去，因为人类这个打了如许之久的算盘，已经打到了
九九必须归一的结局，任何人、任何势力也不能将它打回去。
九九归一，历史总是在向前进，决不会倒退！欢迎你，欢迎你这个令
人敬畏、促人积极奋进的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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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元月11日 星期一 《余杰：让人喜忧参半》
被“草原部落”推崇为黑马的北大学生余杰，在其《火与冰》之后，
又出了《铁屋中的呐喊》一书。翻读其中的有关篇章，让人喜忧参
半：颇为其犀利的批判锋芒所喜，但也为其年轻气盛而忧。同中国当
下许多文人学者相比，余杰确有让人叹服之处。他追求光明，批判一
切黑暗丑陋，呼唤知识份子的独立思想与人格的文化诉求，确实是难
得而可贵的。他的思想性远远超出了当今许多自命为关注中国文化命
运的那些伪学者、伪文人、伪作家。加上他的广泛阅读所得到的思想
资源，使他能够对古今中外相关人物与问题，总能提出非同一般的见
解（尽管这些见解并非绝无偏颇）。特别作为余杰这样年龄的人，能
够对中共意识形态所造成的各种丑恶与不公正现象的本质予以准确无
情地揭示与批判，这不仅可以证明他的思想指向是正确的，亦说明纯
正的学理必然导致思想的正面觉醒和超越常人的选择。
一个有思想的人，如果不能对其生活的时代的由来与走向作出准确无
误的判断，很难证明其思想的内涵与本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余杰
虽然把握了造成中国现状的许多问题的症结，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办，
还看不出他有什么超人之见。读余杰的有关篇章，至少让人从今天的
余杰身上看到了鲁迅的影子，看到一个只晓得批判、抨击黑暗邪恶，
只晓得争取光明，而从来不晓得自己在不自觉中所充当、扮演了自己
所要反对的角色（或势力）。无论是鲁迅还是今天的余杰，他们的主
观希望是无可质疑的，但是其行为的结果：一个已经被历史所证实，
一个尚在自己的发展中，余杰如果不能鉴鲁迅之辙，前景自然堪忧。
中国的文人学者，一要忌学鲁迅，二忌学郭沫若，三忌学陈寅恪。鲁
迅、陈寅恪固然坚持了独立的人格，不象郭沫若沦陷于世俗功利而丧
失人格，但他们因不懂得“自以为是”可以毙杀一切睿智与善念，而
看不到自己身边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敌人。30年代的鲁迅、陈寅恪
们，正是不懂得如何同胡适们共操中国的未来，才有了他们以后的悲
剧结局。今天，历史正在显现那些原本可以使祸害中国的“全盘赤
化”的势力无以逞其奸的鲁迅、陈寅恪们，由于拒绝乃至不遗余力地
痛骂、斥责胡适们，才使他们成了自己真心反对的势力的帮忙和帮
闲。
余杰，自觉不自觉地学着鲁迅的架式，数落、讽讥不同于自己观念和
生命样式的人，非但有违于基本的文化民主，而且重蹈了鲁迅的复
辙──批判主义。中国五千年文化的传承与接续和现代化转型确需一
种真知灼见的批判，但更多、更大、更重要的是需要建设性的探讨。
共产主义实验到最后，还是要走货真价实的建设之路，靠批判是到不
了共产主义的。
但愿余杰能走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许多文化名人学者最终走向失败的
一个致命的误区──批判主义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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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元月12日 星期二 《读〈不与水合作〉》
上午与真真一同到书店，最后购回朱建国的《不与水合作》一书。
下午读刚买回的《不与水合作》。翻至何清涟回忆12岁时亲目所睹的
湖南邵阳大屠杀、大漂尸一节，令人发指。朱建国记述何清涟讲述的
当时资江上大漂尸的惨状，使我几处哽咽。尽管是30多年前的事，我
仍然为那些生逢绝路、惨遭野蛮杀戮的父老姐妹的不幸，悲痛不已、
愤恨不已。1968年的中国会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使处于战争
中的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相形见拙。在一个标榜革命的国度里，为什么
会彻底地倒退到毫无人性文明的野蛮时代，足可诠释20世纪中国到底
发生了一场什么样的变故！
从共产党的同类刘少奇、贺龙，到共产党的异己地、富、反、坏、右
份子在文革中的命运遭遇来看，决不是有人辩解的那样“个别现象”
和“政策水平”，而是毛泽东所赞赏痞子运动的恶性发展的必然。正
如朱建国在其文章最后所说那样：文革确是一个极其难得的思想资
源。借助这个资源，就能象孙悟空的火眼金睛那样，洞见中国历史停
滞不前的根本症结──封建专制主义者的野蛮与暴戾造就的文明崩
坏，邪恶横行的“败坏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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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元月19日 《不止是耻辱》
元月15日《南方周末》报一版载胡震杰之文《耻辱钟声不再响》，读
之令人不胜感慨。
洛阳白马寺“赐福呈祥”之钟，因河南旅游总公司将其作为旅游商
品，竟长达7年之久专为日本新年敲响。而当这一丑闻暴露之后，不
知何人竟胆敢以罢敲1999新年之钟，来向国人示威。可见，我们面对
的不仅是一种耻辱，更面对的是一种可悲的愚暗。
白马寺的新年钟声，是不是真能够“赐福呈祥”于国人，或者说中国
人是不是要把为谁敲新年钟声，看得那么重要，那样下意识地去算计
敲108下恰好到新年零点才会千祥万福骈至，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倒
是河南旅游总公司一班见钱眼开的势利之徒的作为，能够注释国人何
至于会生活在当下这样一种无福无祥的困境中的原由。
洪灾、火灾、桥塌楼坍、锅炉爆炸、假酒、猪油中毒、伪劣假冒产品
致人死命、售黄贩毒、执法犯法、贪脏枉法等等种种丑恶不公现象，
无一不与钱有关，无一不与权有关，也无一不与肇事作恶者的愚暗低
级的意识有关。
小到“白马寺钟声”敲出的耻辱，大到祸及社会的“权大于法”、
“无法无天”造成的种种不公正丑恶现象，无一不是因为某些主事
人、当权者凭藉手中的某种权力与便利，或有恃无恐，或专横霸道，
或仗势欺人，或刁钻无赖，或巧言奸辩、瞒天过海造成的。可以断
言，这帮主事人当权者一日不除，国人的耻辱、灾难、不幸和痛苦就
不会终了。他们手中的权力一日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非但国无
宁日、民无宁日，且将酝酿更大的耻辱、更多的凶险、更深的灾难，
甚至亡国灭种。什么现代主义、什么理论学术，什么现代管理，如果
不能将这些主事人、当权者有效地鉴别出来，不能有效地剥夺他们赖
以犯奸作科、胡来颟顸的各种权力与便利，不能有效地制裁他们的飞
扬跋扈、无法无天的丑行与罪恶，都只能是一种欺人之谈，只能是这
些主事人、当权者的同谋共犯。
白马寺钟声也好，寒山寺的钟声也好，西安、北京的钟声也好，只能
是人们的一种美好心愿和一种庄严的庆典仪式。我们绝不能指望敲钟
来“赐福呈祥”。只有当绝大多数国人开始懂得我们应该让谁主事，
让谁当权，而主事人、当权者又懂得他们为谁主事、为谁当权时，所
有的钟声才有可能真正“赐福呈祥”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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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元月21日 星期四 《〈直选乡长〉读后》
上午读《南方周末》关于“直选乡长”的报道，读了让人为之一振。
在许多问题上大开倒车和新年以来各种恶性事故层出不穷（几处大
火，公路、桥梁坍塌，锅炉爆炸等等）的可悲、可恨、可叹的时事
中，能够听到“直选”这样的消息，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高兴的。
四川遂宁市中区步云乡乡民，自49年来，第一次自主性的选举了自己
认同的乡长。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破天荒的
大事。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确实，四川遂宁市中区的几位负责人
进行的这项“秘密试验”，同20年前安徽农民选择的一样，具有“逾
矩”的突破性。诚如该区一位负责人说：“扩大基层民主，乡长直
选，是迟早要走的一步”。如果说20年前安徽农民分田承包，是基于
对贫穷落后的勇敢抗争，有一定的生存本能因素在起作用，那么今天
的遂宁人，却是对民主趋势的一种理性认同与选择。
安徽农民的选择，产生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从一定的意义
上，改变了中国农民原有的困境。但随着农村经济政策同来的各种消
极事态和乱收费、乱摊派现象，使农民不堪重负，而让改革开放政策
给农民兄弟带来的好处抵消大半。承包责任制，可以使农业生产自
主，却不能改变农民被支配的命运。20年的实践证明，乡镇干部思
想、人格和观念、意识的好坏高低，直接支配影响着所在区乡的农民
的命运。农民要直接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有权决定乡政干部的人
选。
从公选到直选的发展，无疑是中国民主政治理念、或者说农民真正当
家作主的一种首次兑现（尽管是这种直选仍然还是一次“秘密试
验”）。此后，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能够逆转这一民主潮流的大
趋势。倘有巧言奸辩、自欺欺人敢于巧立名目、滥用权利、阻止甚或
扼杀这种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民选方式，除了推迟延长中国的
民主化进程而外，不可能让历史逆转，而且他们还必将为自己的倒行
逆施的选择，付出代价和承担罪责。
遂宁中区步云乡的乡长直选，尽管是一种尝试，尽管存在着许多尚待
完善的问题，尽管还缺少一种法律上的保障，但此次直选，至少让参
与者开始懂得，权力是由选民给的，必须直接对选民负责，而使参选
者和被选人开始真正懂得，如果讲民主，如果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其
唯一合法的主人，乃是广大的选民，而不是任何高高在上者的领导人
与公务员。一旦他们有违民意、民心，有违于天理国法，有违于世界
公认的基本准则与公约，人民──广大的选民──就会罢免他们。到
那时，如果还有人借口颠覆、用军警镇压罢免他们的选民，他们就必
然沦为真正的人民公敌。
直选，可以扫除一些历史的丑陋积习。直选能够使权力回归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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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元月22日 星期五 《胡适的用心》
上午读胡适精品集之《政治改革的大路》一书，其中有胡适致王世杰
一文。民国24年（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独霸东亚，加紧对中国
的侵略。胡适在连致两函于王世杰后，未见回复，再致一函（即上提
及一文），希望通过王世杰向当时的最高当局献计献策，以图在“不
很远的将来”引发国际大战。
胡适根据中、日之战无法避免，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的现实，策划
了以“促其实现”“在不很远的将来”的“太平洋大战”的谋略。即
“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胡适看到不陷日本与内外交困，
不使日本穷于应付而让“苏俄感觉有机可乘”，“让世界人士对于中
国表同情”，“使英美感到威胁”，就引发不起“太平洋大战”。
胡适在审时度势和针对蒋介石仍然在想“等我准备好了再打”的消极
对日方针，向王世杰阐述了“破釜沉舟的故智”，并精辟地以“日本
切腹而中国介错”来说明他自己的这一策略。
“日本切腹”准确地揭示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无疑于最终切腹自
杀。根据日本武士切腹时必须请他的最好朋友从背后砍其头，才能使
切腹得到体面而迅速地完成。朋友从背后砍下切腹者的头叫“介
错”。“中国介错”又十分准确地说明日本全民族走上了切腹自杀的
道路。中国人必须以“最好的朋友”来做他们的介错。假如没有这种
对应的发难与介入，只是一味地等待退让，不肯以最大的决心与牺
牲，迫使日本迅速地走向切腹自杀，自然中国的困境险境就很难改
变。
胡适为当时国家的安危兴亡所作的全盘计算棗以积极的牺牲精神，促
使日本全面陷入中国战场，全力应付中国，引发美、英、苏俄介入
“国际大战‘来图谋’一个民族的翻身的机会”。已经过去的历史证
明，中国战争和二战的整个发展的整个发展走势，完全印证了胡适的
深谋远虑。“7．7”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的抗日宣言，基本上
就是从胡适先生的“必须步步战，必须步步败而步步战；必须处处败
而处处战”的决心中，演进到“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
抗战到底的全民心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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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元月31日 星期日 《自救的开始》
上午杀鸡，准备午饭。中午妈妈领两个女儿回来，全家一起吃午饭：
辣子鸡、炒青菜、红焖蹄膀。
下午散步回来遇仵老师。话题涉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重大变
动，给这个民族造成的现状和对于未来的影响。仵老师说，不要说青
年人，就是50岁以上的许多老人，也根本不知道20世纪的中国，究竟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动。他们只知道50年代以来所听、所见、所经、所
历的事情，只知道今天如何不公正、丑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才有这
种让他们怨天尤人、惶惶而不能聊生之困厄的今天。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背叛者，无论是自觉、有意的背叛者或是
不自觉、无意的背叛者，都必然要偿付背叛的代价。如果说，储安
平、罗隆基的悲剧，是一种背叛的结果，那么，今天中国仍活着的50
岁以上的人所感受到一切错乱危机，一切痛苦与不幸，又何尝不是背
叛的一种必然结果？！
忘记历史，就是忘记真实。忘记真实，就必然要错读、误读历史，必
然为虚妄、邪恶所欺瞒，必然会不知所云、人云亦云，以致会有指鹿
为马丑剧的重演，会有谎祸，会有种种人为的劫难。
忘记历史，就是忘记了是非。忘记是非，就不会鉴别，对于真假黑白
也就无法分辨，忠奸混淆、爱憎错乱，也就必然会事与愿违、南辕北
辙，在恶梦般的境域中愈陷愈深。
忘记历史，就是忘记了做人要诚实。忘记诚实，就不能实事求是，就
必然不会有公正，更不会有维护公正的道义责任和铲除邪恶的正义行
动。既没有责任心，又没有正义行动的社会，怎么能保证不会被邪恶
所吞噬呢？！
认识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过去，是我们自救的开始。只有当我们
分清了是非，认清了忠奸，懂得了实事求是，找到了诚实，我们才会
真正得救。除此，我们绝无任何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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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3月31日 星期三 《闲话〈霜冷长河〉》
上午寻找有关《圣诗》的资料（即《必须让枪炮沉默》）。
中午，真真谈及了余秋雨新近出的书《霜冷长河》。余秋雨与马兰的
种种小可怜见与布尔乔亚的心态，因了这个错乱、迷惘的现实而得到
了发扬滋长。中国文人向来注重的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在今天
的文人圈中是鲜有企及的。余秋雨如果生活在一个大家辈出的时代，
其禀赋虽然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但至少可望能保持其在《文化苦
旅》、《文明碎片》中展示的向上的态势。社会的承认，暴得的地
位，没有能够促使其反躬自律与谨慎精进，反而激活了原就沉潜在其
心灵中的本真欲望。从搬进市委大院追求高贵的心态到与其前妻的离
异的选择，以致今天在《霜冷长河》中情不自禁、无法自察地展现出
的种种自赏、“做秀”和令人肉麻的心态、现象上，能够使人对余秋
雨的文化根底与人格基因一览无遗。
一心想做“化成天下的中国学者”的余秋雨，因为缺少了一种能够化
成天下的人格基因和文化底蕴，而使其定格在一般文人可悲而无法自
察的境域中，自得、自赏、而又自庆、自幸。从人道主义的立场言，
余秋雨的这种人生春梦可以一直做下去，我们无意去惊醒他。自古迄
今，除了极少数的能够自察的圣贤而外，又有几个人不是在一种自设
或他设的梦境中自行其是、自得其乐、自受其苦的呢？我们确实希望
在不涉及旁人的前提下，所有的梦都可做下去，只要你自己不去惊
醒，不去翻身，尽管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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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26日 星期一 《雨接续被阻断的历史》
上午真真陪我在二门诊抽血检验和作心电图检查。午前、午间，撰写
致于明俊先生函，下午真真将信稿打印成篇。
午休时，继续昨天的阅读《世纪之间》一书中《两种反思、两种路径
和两种知识份子》（朱学勤文）和《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何清涟
文）。
朱学勤与何清涟的共同点，是他们已将思辨的锋芒对准了被暴力革命
阻断的“人类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形成的社会秩序”这个关乎中国问
题本质的所在。但是他们都忽略了中国现代革命主流力量，在历史的
逆流中孤军作战、腹背受敌，为我们的后继与接续所留下的丰厚无比
的资源。何清涟认识到辛亥革命不可能一次解决“血统”、“法统”
和“道统”问题，但未能从完成开启和奠基性历史使命看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无疑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思想精英，一次大心大力的拨乱
反正。他们要恢复正统，更重要的是推翻王权，建立民权，以现代共
和体制，完成接续中国思想先贤实现世界大同的梦想的“道统”。
尽管与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派有着种种局限与不足，但作为致力于
变革中国命运、使其朝着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理想方向前进的道义责
任和历史使命，是正确无误和不可逆的。中共以所谓新民主主义革
命，否定辛亥革命开启的中国现代革命，说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
革命失败了，进而背叛扼杀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称得上伟大的民主革
命。中共50年专制统治完全改变了中国社会应有的自然走向，用何清
涟的话来说，“戊戌变法时期就存在的其它五个问题（人口、教育、
农业内卷化、政府腐败、社会不公正等）还是没有解决”。何清涟看
到没有解决的问题而忽略了中共对中国农民的毁灭性伤害与影响这个
具有典型意义的本质问题。毛泽东用暴力代替“议价能力”的庞大群
体，不是将来意义上的中国农民，而是一个痞子群体。梁漱溟、晏阳
初要帮助的那些农民，绝不是跟着毛泽东打土豪、分田地的痞子。中
国农民勤劳、淳朴、仁厚、忠实，被中共革命逐渐改变成自私、狭
隘、刁钻和无知。所谓农民革命，完全是毛泽东拉农民的大旗，作自
己的虎皮，实质是一场地道的痞子革命。也许何清涟心里清楚、嘴里
不能这样说，但中国问题无法回避是因一场偌大的闹剧与骗局造成
的。要象辛亥革命那样，敢于拨历史之乱、反历史之正，中国才有可
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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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30日 星期五 《林贤治的误区》
上午读《世纪之间》《凝望一个伟大的生命》（林贤治文）。
早在去年10月13日读林贤治《“五．四”与中国知识份子》（节选自
其《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政治事件与精神事件》）时，我们就感
到林贤治有一种误区，也就是说，直到98年2月林发表上文时，对于
“5．4”以来的中国问题，仍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走
出酿造“胡风集团案”的势力所造就的历史误区。在今天《凝望一个
伟大的生命》的文中，林仍然停滞于对鲁迅的个人崇仰，而一味轻率
地贬抑“5．4”时期的“那一批人”。
林贤治因被鲁迅之叶障目，非但迄今“无法获得一种高度”来审视包
括鲁迅在内的“5．4”人物，而且很不逊地贬低旁人。殊不知，正是
林犯了鲁迅同样的极端，才使其同“被那批人牵着鼻子走”的谢泳
“不在一个平台上”。
鲁迅先生的局限与不足，在于无法摆脱一味的对抗与批判意识的捉
弄。因为历史、社会、时代和人群中，绝非只有丑恶与不公正，也绝
非是只能用斗争和敌对的精神来维护。历史不可能永远是浑浊的。当
我们回望已经水落石出的漫漫来路时，就不难发现在中国百年变动的
长河中，哪些是伟岸崇峻的中流砥柱，哪些是推波助澜、混水摸鱼的
泥沙与碎石。在关照中国文化的大视野中，也不难发现哪些是峥嵘巍
峨的参天大树，哪些是遍及大地的荆棘杂草，哪些是满身带刺的灌木
与蓬篙。
林贤治竟能将与之立场不同的人，称之为“异议者”的立场，是令人
吃惊的。异议者，在今天的中国，无疑于政治反对派的别称。林贤治
在学术探讨中使用这样的政治话语，是为了展示自己不是异议者的优
越感呢、还是想给人带上异议者的帽子而加以否定的？
文化民主、学术民主意识的先天不足，是决定林贤治无法企及一种平
视问题高度的根本症结。就象鲁迅一样，虽然知道应该肩住黑暗的闸
门，却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和怎样才能肩住；林贤治知道20世纪的中国
有许多政治百慕大死角，就是不知道如何和怎样才能超越这些百慕大
死角，而让中国文化在历经迷失、错乱之后，重新接续历史存在的走
向。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