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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吃药，可以把我爱的人都留在身边…

邱学慈

2017年6月的一个星期四下午，我带着我的秒表，前往某教学医院的精神科门诊。那是一种让人极度烦躁的人潮拥挤，迷宫似的走廊和指标，不知绕了几大圈、撞了多少人的肩膀才终于挤到一位志工妈妈身边。清楚的引导精准到让我惊讶。

我依照她的指示，走到长廊的底端，发现天花板的建筑材料改变了。从原本古色古香的砖瓦式拼贴，变成了金属的过度反光。抬眼望去，竟能从冰冷的钢铁建材中，隐约反射出黑色的人影，扭曲着、变形着，却活生生呈现。

    一反刚才晕头转向的心烦气躁，我现在每一根汗毛都直直耸立。随着身边走动的人愈来愈少，我愈走愈慢、愈走愈冷。终于绕过一整排金属长廊，来到精神科门诊的候诊厅。

眼前的景象却出乎我意料，精神科候诊厅里的每个人，都「正常」到让我讶异。这里没有人裹着绷带，没有人蓬头垢面，更没有人像是需要被狗炼拴起来般的失控或「脑袋有病」。他们似乎比这间医院里的其他任何人都来得更安静、更文明。有人滑着手机、有人翻着小说、也有人像我一样好奇东张西望。

这种「正常」，让我对于自己刚刚的「毛骨悚然」和「小心翼翼」觉得愧疚至极。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为何需要被安置在金属长廊的另一端，与其他「正常人」隔离呢？我们这些「正常人」，究竟在害怕什么！

「叮咚──」诊间跳号的红灯亮起，将我散乱的思绪捉回。我按下秒表，想看看一位精神科医师，到底需要花多少时间，来理解一个「被百年树人」的、活生生的个体。

下午13：28，第1位患者进入诊间；

下午18：57，第25位患者走出诊间。

总计329分钟，平均每一位患者的看诊时间为13分9.6秒。

教学医院也许不能反映通貌。于是，我一周后又带着秒表，到了台北某市立医院的精神科门诊。

下午14：00，第1位患者进入诊间；
下午16：04，第17位患者走出诊间。
总计124分钟，平均每一位患者的看诊时间为7分17.4秒。

候诊厅里人来人往，我默默压着秒表。心想，这里的每个人都好不容易。台湾的健保给付普遍低落，平均每一位患者的健保给付仅200至300元新台币，愈是小型的医院，就愈是不允许医师花费太多时间在同一位患者身上。

「就算我们自己不在意收入，医院也很难请这方面的医师，毕竟请一个就赔一个，」高淑芬一天工作16个小时，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全都是赔钱生意，「我们精神科再怎么压缩，也不可能像耳鼻喉科那样，进来两分钟就出去。」

大人的世界我弄不明白，但我只想被好好对待

健保制度不断剥削医疗人员的专业和血汗，在不断压缩的分秒之间，导致家长极度不信任医师诊断、更拒绝早在1950年就被国际间普遍认证的MPH药物治疗。但在大人世界里你争我夺，牺牲掉的，还是孩子。

据统计，经学校老师转介的孩子中，只有20%至25%的家长愿意带孩子寻求医疗协助；即使医生确立诊断，同意服药的比例也仅有六成；最后就算真的拿药回家，愿意让孩子把药吃下肚的，也只有三分之一！

    「台湾的诊断技术在亚洲的排名是非常前面的，但家长还是不信任台湾的医疗。」洪俪瑜回想起来相当无奈，曾有家长被导师暗示「是否考虑接受诊断」，就把老师臭骂一顿，愤而带孩子去美国，「最后还是一样被学校退货，ADHD走到全世界都一样是ADHD，为什么一定要到美国才肯乖乖吃药？」

    世界上对ADHD（注意缺陷及多动障碍）已有相当完整的研究和疗法，目前有七至八成的患者可从药物当中获得协助。且从脑部影像研究中可以发现，MPH可活化原本功能低下的某些脑区域。但台湾的家长普遍排斥药物治疗，往往一拖再拖。

孩子从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发展对自我的概念。（图非当事人）

药物并不是要让一个吵吵闹闹的疯孩子安静下来，而是帮助孩子与同侪、老师较合理互动，并进行后续学习。就像是给一个重度近视的人戴上眼镜，帮助他头脑清醒理解世界、听懂父母和老师的教导，让他知道「原来我也可以当个好孩子！」

我曾经问过箭头，到底喜不喜欢吃药。他说，药物有怪味道，还会肚子痛，不喜欢。「可是只有我吃药的时候，老师才会觉得我很棒。」箭头指着联络簿上几个蓝色的乖宝宝章，笑瞇瞇的小眼睛挤成两弯月牙，「再两个，我就可以拿到一张『免作业卡』了！」

   「药物可以提供孩子平等的成功机会。」但家长往往担心卷标化、药物副作用，而忽略孩子的心理健康，洪俪瑜常跟悔不当初的家长说：「你欠你的孩子一个青春！」孩子的学习低成就、人际冲突造成自我价值低落，上了国中课业愈来愈难、家长愈逼愈紧，又被送去补习班、礼仪班、才艺班，「得忧郁症和长不高，到底哪个重要？」

    「孩子被标签化，其实跟吃药没关系，」台北市某国小资源班陈老师补充，孩子被贴标签往往是他自己团体中的不当行为导致，其他学生「趋吉避凶」当然不愿意跟他玩，「家长排斥吃药，害得孩子与同学冲突不断、又常挨老师骂，常常被送学务处、辅导室，才真的会被排挤！」

陈老师回想12年的特教经验，淡淡说：「进来资源班的孩子，几乎都出不去，一待就是六年。除非家长同意用药物提供协助。」

曾经有个六年级的孩子情绪失控，对资源班老师拍桌子怒吼：「你以为我想要待在这里吗？」吼完就崩溃嚎啕大哭，撕心裂肺般，最好把身上所有多余的精力统统都哭掉！多么像那只还在乱跳乱叫的小幼犬，用仅存的力气在通电的笼子中大声求救。我不知道他还可以撑多久，但我只知道，他是被心理学家丢到大人世界里做实验的孩子──在错误的环境中，被错误对待着。

    「大眼睛，看老师；小嘴巴，闭起来。」单一的口诀不断重复，禁锢着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小生命，喃喃像咒语般传来。资源班的孩子撇除药物的协助，老师只能在行为上教导孩子遵守规范、数「一、二、三；三、二、一」强迫孩子克制情绪，但生理上的限制让孩子的学习吸收几乎是零。

    长期力不从心和「坏孩子」的标签，大幅增加ADHD患者未来毒品成瘾的危险性。2014年就有研究指出，ADHD患者若是没有获得妥善的药物治疗，未来酒精滥用、吸食尼古丁、古柯碱、大麻的比例是一般人的2.5倍。

    「行为治疗如果没有配合药物，根本没效！」高淑芬感叹，ADHD就是一种生理疾病，用药可以改变大脑活性，注意力就会有显著改善，接下来搭配行为治疗和社会技巧的教导，孩子才有可能渐渐融入社会，「我照顾孩子的情绪都来不及，还要花大把的时间矫正家长的错误认知！」

    如果我真的是精神疾病患者，妳还愿意爱我吗？

错误认知、延误治疗、拒绝用药，加上ADHD普遍被贴上「坏孩子」的标签，有二分之一的患者会把症状带到成年。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这是陈皓（化名）与交往四年的女友相处时，最常说的话。忘东忘西、频频迟到，每次道歉都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无辜的表情更惹得女友一肚子火。

    「我常常都气到想分手！」女友有一次胃痛，陈皓心急如焚带着女友去看医生，路上经过文具店，却被一款耳机吸引，完全忘了女友还在胃痛，「我当下就破口大骂，真的不知道他心里还有没有我！」

    还有一次，陈皓去买晚餐，才刚刚打电话确认女友「想吃细面、要有汤」，结果买回来的却是「干拌乌龙面」！弄得女友既好气又好笑，陈皓也只能抓着头、满脸歉意：「对不起，我忘记了。」

    随着年龄增长，过动和冲动的症状确实会大幅改善，但至少有一半以上的ADHD患者依然会注意力明显不足，尤其在执行功能、时间安排及日常生活规划上出现障碍。「对他们来说，生活就像是散布在空气中的散沙，没有办法像一般人一样有结构地一一执行。」心禾诊所精神专科医师林佩萦解释，「虽然外表看不出来，但其实他们内在一直都是处于一种不安宁的状态。」

    陈皓从小成绩优秀，虽然爱动、坐不住，但在升学体制中走得还算顺遂，已于去年顺利录取顶尖大学的研究所。他个性温和，少与人起冲突；勤快好学、友善热心，也深得老师、同学们的喜爱。

    只是从小丢三落四就常常给身边的人带来困扰。母亲早在他小学时，就带陈皓去儿科检查，医生只叮咛他「少吃巧克力」，也未积极治疗。长大后，丢伞、丢钥匙、丢乐器、丢手机，不胜枚举，让女友不禁调侃：「以后要是有了小孩，出门大概会连小孩也弄丢了！」

    话是这么说，但当医生在诊断书上写下「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的时候，女友还是崩溃了。「我好后悔逼他去看医生！受困扰的人是我，为什么吃药的人是他？」

陈皓倒是挺镇定，只是默默握紧女友的手：「如果吃药可以把我爱的人都留在身边，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在泪眼模糊中，我彷佛从陈皓身上看到了成年以后的箭头。ADHD患者若是没有在适当的环境中妥善治疗，未来要面对的，恐怕就是在亲密关系中无止尽的挫折。

采访结束前的最后一天午休，我趴在桌上小憩。半梦半醒之间，觉得脸上有热呼呼的鼻息扑面，我从睡梦中惊醒。睁开眼，只见箭头安静趴在我面前，甜甜望着我：「姐姐！下午一点了，妳该起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