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说没想到男人也有这样漂亮的

    

    《罐子滩》

    罗江罐子滩

    水吼浪涛天。

    奔腾逐四海

    长流不复还。

    这是80多年前的1926年夏天，一个16岁少年写下的诗。与其说他写的是眼前这条江的景象，还不如说是他自己内心的写照。

 

       

 

    位于中国四川省达州地区罗江口张家沟的一栋老宅。80多年前的一天，住在这里的一家人传出了吵骂声。

    这是一个父亲在骂自己的儿子。作为这个家庭男主人的农民张体元此时认为，排行老二的儿子张端绪在自己8个子女中是最没出息的不孝子孙。

    这次吵骂的起因是上中学的小端绪组织农会，动员反对剥削压迫。但农民们却听不懂他那套书本上搬来的理论，只是认为是自己命苦，八字不好。人家发财人是风水好，龙脉壮。看到农民们茫然的表情，他情急之下对家里雇请的长工说，知道谁在剥削你吗？就是我爸爸。气得父亲张体元回家指着他一通臭骂：你小子才上了几天学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啦！你还要不要吃饭了！

 

    在学校里小端绪就是名人。但不是考出了名，而是打出了名。这让他曾获得过一个“拼命三郎”的绰号。

    后来改名为张爱萍的他对人谈起自己的童年时说：“你们上学背书包，我上学可是手提棍子的。”干什么？“打架！”他说：“像我们这样的种田人的娃娃，居然也到县城读书，有钱人家的子弟看到你就有气！他们要挑衅，对付的唯一办法就是棍子。后来，打出了名，他们见到我就跑。”也许正是有了童年的这段经历，日后他在担当领导共和国国防尖端武器研制的重任时，才能说出那段著名的话：“再穷的叫花子，也要有根打狗棍。”

 

    由于少年时期的张端绪经常会闹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父子之间因此冲突不断。

    晚年张爱萍曾对子女回忆说：“学什么临摹字帖？我说，字帖又是照谁写的？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你爷爷就骂我是鬼画桃符。”

    这句话让他记住了一辈子，晚年已成为著名书法家的他，每当遇到有人评价他的作品时，他都会来上一句：我这是鬼画桃符。

 

    尽管他在诗词书法方面很有天赋，也曾从三年级直接跳级到五年纪。但这样的孩子在当时古板的教育方式下经常得不到好脸色。有一次在学校贴出排名表上，他见自己的名字垫了底，上去就给撕了个稀烂。

    当时学校的训育主任给他的操行评语是：天资聪颖，桀骜不驯。

 

    父亲张体元的原本是想让小端绪完成学业后，能接手家中的小油坊或者城里的杂货铺，做个小掌柜或者账房先生什么的。不过他很快就断定，这个从小就与兄弟姐妹不同的二儿子，并不是个合格的家业继承人。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张端绪会走上了一条与他所期望的截然不同的人生路。

 

    在档案中记载：“张爱萍，1925年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就在这一年，16岁的张端绪被推选为达县中学的学生会主席。

    他晚年回忆说：“我认为自己是觉悟的青年。我在烂漫书社结识了戴治安、张鲤庭，他们是最早期的共产党人。我知道了法国大革命，知道了林肯、华盛顿、马克思、列宁；知道了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知道了十月革命，知道了共产党宣言……打碎旧世界！”

    “在这场大革命中，他们挣脱的只是身上的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难怪罗江此时在这位左派学生会主席的眼中是“水吼浪涛天”了。

 

    唤起民众齐奋斗，打倒列强除军阀。

    洲河从此狂怒吼，踏着血迹救中华。

    他当时写的诗中，充满了“唤起、奋斗、打到、狂怒吼、踏着血迹”等等激烈的动词，从中不难感受到这位年轻人躁动激愤的心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张爱萍就是在这时革命的低潮中加入共产党的。当时到处在抓共产党，党的组织从达县县城撤出，他的任务是隐蔽在老家莆家场中学，以教书为掩护，发展地下党员。他说：“成天偷偷摸摸的，在一个小圈子里发展个把党员，革命何时才能成功？” 这显然是一句带有蔑视口吻的话，这个新党员对他前辈们的眼光和胆识开始嗤之以鼻了。

    四川有句老话：走出夔门便是龙。对这时的张爱萍来说，家乡已经有点小了。

 

    多年以后，很多不了解张爱萍的人说看到名字不知道他是男是女。因为这个名字很美，很飘逸，也很柔弱。

    其实，张爱萍这个名字，是按家族姓氏排列、原名张端绪的他离开家乡时自己取的。“爱萍”的“萍”不仅是指漂浮在水中的浮萍，也是指在中国历史中与“干将、莫邪”齐名的传奇名剑——青萍。

    唐代军旅诗人王维曾有“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动百万师”等剑与战争的诗句留于后人。当时的大诗人杜甫也曾诗作“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在这些豪情志士的心目中，剑绝不仅仅是一件兵器，而是象征一种精神，一种德行，一种武威，自古以来，有“剑道”、“剑气”之说。古代著名哲学家庄子道出了剑道的精髓：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

    显然，张端绪改名是在托剑铭志。他的一千多年前的老乡李白，25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张爱萍也留下了诗句：千滩万险出夔门，壮怀青萍走天涯！

 

    1929年，19岁的张爱萍终于要离开家乡了。含泪的母亲把他送出家门。她对就要远行的儿子叮嘱说：混不下去了，就回来，别在外面向人家要饭，丢人！

    多年以后，张爱萍回忆说，他上路时头不敢回。一直走到好远的山岗上，估摸母亲回屋了才回头想再看一眼自己的家。没想到看见母亲还在家门口远远地望着他。

    出门的张爱萍写了一首诗，前一段充满了对家乡和母亲的眷念：

    罗江、苦竹、石陇，

    山穷、路转、水重。

    娘亲泪语叮咛，

    游子铭感五中。

 

    但后一段他话锋一转，唱出了自己是个男子汉的壮志豪情：

    离乡断乡愁，

    心潮如潮涌。

    男儿血气方刚，

    东去万里无恐。

 

    48年后的1982年，张爱萍到西南军工三线基地视察后，乘船沿长江自重庆返京。

    三峡第一峡的夔门，是三峡中最险的航道，水流湍急，浪涛拍岸。

    张爱萍指点两岸说：“1929年我从这里出川，就再也没有回过头了。”

    

    他自己说过，“我这辈子就没有怕过谁！”当然，他不会想到，这一走就是五十八年！

    1987年，当他离休重返家乡时，已是一位77岁高龄的老人了。

   

    这个生长在川东边远山村的青年人，顺江而下，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为了填饱肚子，他干过苦力，考过学徒，拉过黄包车。据跟他的老秘书丁慎勉回忆，上海解放后，故地重游，张爱萍曾专门去找他当年干过苦力的黄包车铺子。我非常吃惊，首长当年还拉过黄包车？

    曾经以拉黄包车混口饭吃的国防部长，全世界恐怕也只有他一个。

    像他这样的小萝卜头是没有薪水的。锦江饭店的老板娘董竹君办了个四川同乡会，接济到上海闯天下的年轻人，张爱萍是那里蹭饭的常客。解放后，两家常有往来。

    光怪陆离的大上海是极具诱惑力的。他要看看梅兰芳，就把铺盖卷给当了。

    别人问他，晚上怎么办？他说“盖几张报纸就可以了”；又问，看了有什么感受？“没想到男人也有这样漂亮的。” 

   戏看了，但肚子也更饿了。为此他不得不当掉了自己身上的长布衫。

    二十年后，三野解放大上海，陈毅老总请梅老板吃饭，张爱萍作陪。席间陈老总说，在座的有你的知音，遂讲了这个故事。梅老板大为动容，起身叩首说，听我戏的何止万千，但卖掉铺盖来的恐怕只你张将军一人，以后听我的戏一律免票。 

   

     在上海，你都干些什么？别人问他。

    “撒传单，贴标语，搞个飞行集会……还能干什么？”他对自己的那番经历不屑一顾的说。

    虽说党内秘密职务是闸北区委委员，但还是经常为吃饭发愁的他还是小时候那个脾气，傻不楞蹬的。在上级的号召下，他曾一个人攀登上黄埔江边最高的楼顶撒传单，他说：“漫天的传单雪花一样的飞舞，路过的人都在争抢，巡警吹着哨子驱赶，乱作一团，我就高兴地大叫……”。

    这期间他曾两次被捕入狱。

    上海“提篮桥”监狱，苏州“狮子口”监狱和南京“老虎桥”监狱并称为“民国三大监狱”。而张爱萍就蹲过其中的两个。这两次铁窗生涯给他人生带来的恶果，直到四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才真正显现出来。

 

    位于黄浦江畔的长阳路147号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曾号称“远东第一监狱”。也被称为“革命者特殊的大学校”。年轻的张爱萍成为在这里“学习”过的革命者之一。如此惊险但他却还觉得不够劲。

    逐浪三峡走申江，南京路上少年狂，

    泥城桥前洋奴棍，西牢楼中好汉强，

    残羹陋巷传叫卖，涎水画饼充饥肠，

    牢笼砸开铁索链，刀枪杀回斩豺狼。

 

    从他当年在监狱里写的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这个自喻为少年好汉的年轻人，渴望能走上真正的战场，拿起武器和对手面对面的厮杀。

    张爱萍很快就如愿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