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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了许久

(2008-03-23 02: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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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赶路诗刊
 

梦想了许久

 

——给不停“赶路”的诗人们

 

 

跑着死了 死了跑着

 

一位26岁的诗人说他感觉老了,这话让我大吃一惊。在去年一次聚会中,另一位知天命的诗人也说他老了。当时有人问他还有没有欲望(梦想,或学生时期惯用的雅词——“理想”)?他说有。我们笑着说,男人只要还有欲望就谈不上“老”。那么,且不说这位26的诗人处于日头正上的年龄吧,作为诗人,只要还有写诗的欲望,还怀有缪斯之梦,就不会老。而那诗人却一本正经地说,在70后的“圈子”里没凸出来,而80后这个后浪来势凶猛,让人心惊肉跳……。这么说着话便有点严肃,而越严肃滑稽感就越浓,且带一丝挥不去的悲哀。
  “70后”作为一种“年龄代”的诗歌命名方式被约定俗成,之后便有了80后,我在读幼儿园的儿子等不及我说下去,说还有90后……。就是这么个机械得不能再机械的提法,让不少诗人压得透不过气,心生恐慌、陷入困窘。伊沙有首诗叫《又逢半夜观球时》,里边的“有人跑着跑着就死了!”和“有人死了死了还跑着!”是两句极为精练的汉诗,是一些诗人面目的真实写照。李、杜并不是什么派系的,但他们死了还在跑着。你千万别误会世上真有木乃伊,那绝对是诗歌的精灵在行动、在飞翔。作为诗人本身,如果为名利所动,患得患失,就算年龄是80后或90后,还不像行将就木的老朽一样?这个时代最让人感觉滑稽的,并非没有优秀的诗作或优秀的诗人,而是诗歌被当成追名逐利的手段,诗坛则沦为骂街的场所。我无意说诗人一定要有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但诗人绝对不是开口就骂娘的地痞流氓。我们防止伪道学,同样防止伪粗俗。
  人类文明在不断更替变迁,物质社会从农业文明而走向工业文明,而今天信息文明正在取代工业文明。在精神世界中,诗歌这种独特的艺术模式却以不可取代的魅力,悄然穿越物质文明的几种形态而存活在我们身边。诗歌这种持久的魅力与感召力一次次向人类证明,它不为任何物质而改变。人类不亡,诗歌永存。只要诗人不停朝缪斯殿堂进发,天堂之门就会一直朝我们敞开。中华文明曾谛造过“唐宋”汉诗神话,让西方文明不敢望其项背,但我们总不能做坐吃山空的“文化败家仔”,并且我们不得不承认,平仄音律的桎梏已使汉诗无法“奔腾”,进入“联想时代”,像失去生育能力的垂暮老人,再也无法庇护我们!必须感激五·四那批新文化精英,他们打响了新文学革命的第一炮,用文化良知和热血越过一个个雷池,把腐朽的旧文化送进坟墓。从胡适到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再到顾城、北岛的朦胧诗时代,这批文化精英给中华文明注入新血液。再后来于坚、韩东的“口语诗时代”和杨克掀起的“民间诗歌运动”(其主编的“年鉴”已作为民间最具代表意义、最权威的诗歌选本)再次把新汉诗推向纵深地带。活跃于当前的诸多民刊和选本,诸如伊沙的《当代诗经》、黄礼孩的《诗歌与人》已基本上取代“国营刊物”的权威位置。而诗歌网站、论坛(诗生活、诗江湖、他们、或者、第三条道路、空房子、低诗歌运动、新诗代等)的崛起与发展,使这个时代的诗歌充满活力,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
  从90年代末到当前,于坚、杨克、西川等第三代和伊沙、张执浩、小引等“泛第三代”的实力派诗人为诗坛所倚重,他们在诗学方面屡有斩获并不断堆积新汉诗的高度。于坚从《尚义街六号》到《零档案》,伊沙从《车过黄河》到《唐》,这几个当代口语诗重要文本几乎形成了新汉诗不可逾越的高峰;杨克的《天河城广场》以“天河城广场”作为“商业化文化”的缩影,与象征着政治、崇高文化特征的“五·四文化”形成对峙,拓宽了诗歌的领域与民间化进程;杨春光和老象合力谋划了一场轰轰隆隆的“低诗歌运动”,彻底走出崇高诗歌的影响;小引的《马兰花开》和《轮渡码头》在写作上日趋圆熟,渐渐形成鲜明的风格;张执浩、西川等实力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新诗立下汗马功劳。最令人感动的莫过于伊沙,这位在诗坛上纵横驰骋的沙场老将,至今仍宝刀未老,创作能力旺盛,佳作迭出。在此之外,魔头贝贝、南人、尹丽川、徐江、沈浩波、谢湘南、姚风、杨瑾、庞华、孙慧峰、三个A、横、沈河、陈傻子、房东、张建新、陆陈蔚、大路朝天等等渐渐崭露头角的诗人,似有突破第三代诗而独树一帜的姿态。魔头贝贝的诗作相对而言并不丰富,但出手的作品质地优良,诗歌天才形态昭然若揭;南人的“快乐写作”(伊沙语)潇洒自如,从容大度;沈浩波、尹丽川的“下半身写作”占尽诗坛风骚;杨瑾、庞华在尝试的“无限制写作”初露锋芒,虽只提出纲领式的美学原则,也缺少一批成熟的作品支撑,但其返朴归真、超然物外的取向仍然是值得认同的;而孙慧峰像匹脱缰的骏马,以逼人的才气口吐华章。丰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想象力,使他的“新词写作”焕发诱人的汉语魅力,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横的短诗节约、简洁而不简单;沈河、姚风、张建新的诗歌内敛、宁静;陈傻子、三个A、陆陈蔚的直接、荒诞与大胆,都构成了当前诗歌的部分写作倾向,有渐成诗坛中坚的气象。而突飞猛进的、最新锐的,同时最具争议的“E时代”(由杨克提出)诗人如阿斐、水晶珠链、口猪、初九、莫小邪、鬼鬼、李傻傻、肖雨、他爱、冷莫柔等等新诗苗子,他们在诗歌上已与当前全球的诗歌写作(如美国“垮掉的一代”等)全面接壤,在同一起跑线上并肩前进。可以说,通过几代散落全国各地的诗歌精灵的不停探索,抹去某些浮躁的迷团,中国新汉诗收拾旧山河,再现唐汉风采,重塑世界级华语精英的图腾已渐露端倪。
  曾有人诟病中国当代诗坛“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我相信这些话并非空穴来风,但我更相信,在不久之后,说这些的人将为自己的片面与无知而脸红,这个谬论也将很快被诗人扔进垃圾堆。中国新诗存活不过百年前后,拿百年的新文化与几千年的传统雄厚文化相对比,明摆着就是愚蠢的对比。而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的教育本身存在很大的问题。所有的汉语选本都一片平平仄仄,我们自小就活在唐诗宋词之中,几乎比现在的流行歌曲还耳熟。如果从小开始,新汉诗就有与古诗词的位置一样显要,同样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存在,我就不信“读诗的人不比写诗的多”。而新诗人不为所动,顶着重重阻力一步步走过来,这些令人尊重的硬骨头,在百年一瞬间谛造了新汉诗巨大的成果,这点除非是瞎子才看不到。诗歌未老,诗人未老。老的是那些靠炒作而来的、浪得虚名的碳水化合物(或称伪诗人),老的是漠视当前诗歌成果、歪曲诗歌史实、给新文学创作制造阻力的那批人,他们一定会跑着跑着就死去。

 

诗之力量 力量之诗

 

西塞罗在《论演说家》中说:“没有冲击存在的火一般的激情,没有近乎迷狂般的冲动……,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赶路”的诗人们不能说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诗人,但从他们手头甩出的一批有爆发力、渗透力、震撼力的精彩新汉诗中,我毫不怀疑里边一定潜伏着新汉诗巨星的种子。他们身上流着缪斯之神圣洁的热血,他们的灵魂有神附予的智慧和勇气,他们对诗歌无限热爱和不竭的激情促使力量之诗大焕光彩。在一次次翻读《赶路》诗刊创刊号的诗作时,我为诗人们在缪斯路上百折不回、不断探索的坚韧姿态所感动。
  真正的诗歌靠质量说话,真正的诗人靠作品存活。名不见经传的诗人庞华,尽管诗歌写作还不稳定,但其进行的诗歌探索是值得赞许的。他的早期诗歌极具爆发力,如他的《卧房》:“我经常幻想我的卧房不只是睡觉的地方/不只是性交的地方/还是我和一个女人吃饭的地方/还是我坐在电脑前敲字的地方/还是我雷雨之夜的电闪里大声唱歌的地方”。这种写作直接、干脆却能直抵心灵,呈现最细腻的部分。就像贺拉斯在《诗艺》中所形容的“罗马城市各种形形色色的雕塑”一样,都能“通过坚硬的青铜,竟然能够摹仿出柔软的发丝”。①而他后期诗作更多倾向“恢复真实之原始‘视野’”②,让事物的本来面目尽可能呈现,将自己的影子淡化甚至完全消除,写作意识带着“无为而治”的中国传统道家思想,也有点像晋朝陶氏的复返得自然的智慧。如他的《又红又痛的珍藏》、《持续的颤栗》、《四个修路的泥工》等诗作。庞华走的写作路子,目前还谈不上非常成熟,但他努力的方向和不停尝试的姿态,将为诗歌写作走向朴素、大气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才气横溢的孙慧峰,文字
有古代风流才子的气质。他的诗歌总体上以内在的渗透方式进行,更多的是绵里藏针的推移。文字极具质感。他说他写的是抒情诗,但我认为他的诗歌是“以性情浸渍诗歌而非表面化的抒情”,也因为这点,他的“抒情诗”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抒情诗的写法。他在诗歌写作技巧方面比较圆熟,特别是在情绪渲染方面,如一个出色的国画家,把诗意一层一层的加厚,艺术魅力十分可观,如他的《明天星期几》。我喜欢说孙慧峰的诗歌叫“新词”,这种奇怪的定义源于他的诗歌中总能让人清晰地感受到词的语境和表达方式。像他的《旧情调》:“我开始时会省略手的选择,手无用/在结局我会把过程洗净,过程繁复/我惟一的努力是在花园里挖掘/不为花,不为草。”这种伸缩自如的笔触,文字在手掌间翻覆自如。“不为花,不为草”的句式不难看出李清照“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的古词意境的现代演绎,而令人欣喜的是他在不经意间把文字的弹性无限放散开来。当他甩出“看我如何把一场来生的骨头抟成球状/压住你的舌头。”这样的妙句时,高度夸张而感觉实在,虚与实结合得十分生动、具象而融洽。我敢说这么漂亮的艺术,没有足够的语言驾驭能力是做不到的,并且只能偶然得之而无法强求。难怪在当前的网络诗坛上,孙慧峰这个名字正呈着灾难性爆破。辽宁诗人张后用“孙慧峰现象”来肯定孙诗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孙的诗歌在新锐方面稍感不足,离生活也远了点儿。对于目前的孙慧峰而言,能否走向朴素、沉实、大气、节制、内敛,将是他能否再上层楼的一道关卡。
  雯雯的《流着黑泪的煤》和中岛的《故乡·云朵》在情感、用词方面皆十分朴素,显得大气且能产生很强的
震撼力。《流着黑泪的煤》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叙事诗。它的优秀在于没有技巧,没有姿态,没有口号,冷静而穿透:“他不见了/死亡的名单上也没有他/只是/有人悄悄把两万元钞票塞给燕子/叫燕子赶紧回老家//温顺的燕子想去洞口看看,只能远远地看/那个深不见底的洞口/那个戒备森严的洞口/那个有许多记者和调查组成员只张望不敢进的洞口/那个可以吞没许多人和铁铲的洞口”。对着一个个吃人的黑矿和一只只黑手,诗人并不是大声责骂,而是用人类最饱和、最博大、最真诚的悲悯仁爱注入诗歌,为受难的矿工作了一次纸上祭奠。她用人性的温暖和终极关怀唤起人们对那些昧着良心、漠视生命、刻意埋葬事实者的愤怒,像一支锐利的箭射向人性丑陋与低劣的暗角。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人性的、充满仁爱的、穿透人类苦痛的诗歌,是对黑暗最有力的嘲讽和鞭鞑,充分展示诗人追求光明的崇高品性,令人肃然起敬。而中岛的《故乡·云朵》就如诗人杨克所言,他填补诗歌中“恋父”情结的空白,其朴素而沉实的笔触和情感,为父性作了一次深沉的礼赞:“父亲你是否依然在风雪中/为陌生的路人修补着/被奔波被时间磨破的鞋/是否还像从前一样/打听这些异乡人/是否认识或见到/你久不归家的儿子”。这种抒情贴近大地,全面回避华丽的词语堆积,而产生的共鸣与渗透却是极具震撼力的。
  除上边着重关注的几位“赶路诗星”之外,陈傻子、三个A、沈河、横、姚风、张建新等一大批新锐诗人早该被诗坛重视,但遗憾的是,他们至今没受到足够的关注。这些诗人或许还不很耳熟,但他们的作品质量与当前诗坛上不少所谓的名家相比,文字中所产生的爆
发力、渗透力、震撼有过而无不及。
  魔头贝贝的《总结》放弃了高调与抒情,用情节约朴素,三言两语便把哲学家们“旗动、风动与心动”的辩证哲学演绎得惟妙惟肖,淋漓尽致,而自己的生活感悟早跃然纸上,令人为之佩服;漠风的《张民办》真实地记述了一个民办教师不幸的一生,深切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的眼光,正是诗人最可贵的情怀;陈傻子的《落日就像睾丸》、三个A的《我爱VV》和他爱的《长城》,都用一种大胆的想像,别开生面而形象地把象征崇高的太阳(爱情、长城)与崇低的睾丸(屎、阴毛)两者间的反差进行一次无痕的融合。陈傻子的另一首诗《我大步朝前走》在艺术上更值得称道,他不模仿李太白“拔剑四顾心茫然”,而是“大踏步朝前走”,而“茫然无助”的情绪却毫不比太白拔剑四顾逊色。张建新的《孤立》则用与镜子中的“我”对话呈现一种孤独感,有点接近李白“举杯邀月,对影成三人”的手法,却能用较新的视角表现现代人的情绪。这些诗作的
震撼力不容小视。爆发力较强悍的如南人的《狼狗》、《鸟的自由》和李师江的《在无耻的路上》。在渗透力方面比较出彩的有小引的《轮渡码头》、沈河的《邻居》等作品。沈河的《邻居》深刻地反映了现代都市生活的隔离、冷漠与人性的挣扎;肖雨的《桃花》、《如果有个女孩 来自西子湖畔或许那就是我》的清丽与纯净;横的《玉米亲爹》、初九的《小令七题》、乐思蜀的《阳光》、独化的《湖畔》,体察入微,诗意构筑新奇、内敛、敏感、细腻。充满戏剧、诙谐、荒诞的诗歌如李师江的《向一堆狗屎致敬》、秦风的《不知该说什么》、苏遇的《与女贼恋爱》、房东的《带锈的宝刀》等等诗作,颇具网络诗时代的文明特征,生动形象,在调侃中完成事物的深沉思考。
  作为一个诗歌刊物,我们的目的更多在于学习交流,因而在本期诗刊中,我们不仅关注诗坛新人,还特别设置了“淘尽黄沙”栏目展示诗坛上饱经考验、历经淘沙之后沉淀下来的“金子”,为后来者提供一份学习的文本。这个文本我们选定的诗人就是杨克。杨克对新诗的贡献不可磨灭,“他目睹了‘朦胧诗’运动、亲历了‘第三代’浪潮、80年代末90年代初诗歌的低迷时期,乃至今日‘中间代’和‘70后’、‘80后’的崛起等等。作为新时期诗歌一个自始至终的‘在场者’,作为一个诗人以及这个时代的一个突出的诗歌事业的组织者、建设者(这一点只要看看他主编的数卷《中国新诗年鉴》就够了),杨克始终保持着低调,并没有去追求诗歌之外的东西,所以他是当代极少数能够保持着一种诗的纯粹性的诗人之一。”“他早期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和一些文化寻根式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现实责任感,有一种‘指点江山’的宏大气魄;而中、后期直面商业社会现实的口语化、都市民间化的诗歌以及在新的层面上的理想主义回归却让我们体会到作者怀有一颗温爱的心在用自己最小的体温温暖着这个世界的弱小者。”(向卫国)。他的机敏和智慧在他的诗歌《风中的北京》、《在东莞遇到一块稻田》中一觅无遗。其代表作《天河城广场》和长诗《信札》则是他构筑的诗学高度。特别是《天河城广场》成为“商业文明下的诗歌形态”的标志,对拓宽诗歌的领域极具探索意义。他自介入诗坛至今一直坚持在场,近期写作日臻完美,如《没有声音的夜晚》显示出“文到深时躁气无”的轻松与闲适,给诗歌写作提供了方向性案例……

 

《赶路》坚持 坚持赶路

 

《赶路》诗刊所选的现代汉诗,皆由作品选诗人,而非由诗人选作品。她本着“‘举贤不避亲’与‘不唯亲是举’”(这里的“亲”是指常驻“赶路”的诗人或斑主)的编辑操守,维护“赶路”崇尚的“新锐、大气、朴素、震撼”的八字诗学审美原则,着重推出新锐写作和实力文本(这里的“新锐”与年龄无关,这里的“实力”与“虚名”绝缘)。虽说《赶路》是一份新生的民刊,对于全国诗坛而言不外乎小荷尖角而已,但编辑为了“不甘平庸”和“办一份牛X得有道理的诗刊”的约定和梦想,付出了近两个月昼夜不息的精力和心血,无偿为来自全国各地的近万首诗歌佳作进行了一丝不苟的整理、筛选,先组成三期网刊,再从三期网刊中选出一期纸刊,目光触及网络到现实。他们用一颗忠诚于诗歌的良心和责任感,把住两道关卡,彻底拒绝与任何靠虚名扶住的伪劣产品染指。也许他们对诗歌的严谨可能会使一些好诗擦肩而过,但入选作品质量却因此而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甚至直到付印前,编委们再次全面检查、过滤,连一个字眼、一个符号都不放过。这种负责的态度,使我毫无疑义地相信:《赶路》诗刊将是全国最公正、最有质量、唯一能够坚持“以质量取诗、以诗取人”的、牛X得有道理的民刊。
  当我敲定《赶路》诗刊创刊号的所有稿件之后,我深深体味到“忍痛割爱”这个词的内含。因为在我手头晃荡的诗歌,是诗人们为汉诗重光所付出的心血之作,但《赶路》诗刊作为一个季刊(初定)选本,她的容量毕竟是有限的。面对着一首首好诗,我必须反复筛选,这种交锋与抉择及最终必然的割舍,无疑是对良心的一种考验。在我删掉一首诗时,我像当初痴迷于种植兰花时剪掉心爱的花瓣一样,有一种疼,在疼之余,我总是尽可能地回头再次翻读那些剪下的诗歌,企图寻求它们必须留下的理由,同时,我默默祈求诗人们及缪斯的宽大和谅解。
  当我写下这些话、将要合上梦寐以求两年之久的《赶路》诗刊时,我对近两个月来为这个刊物付出不少心血的编辑肖雨、三个A、庞华、孙慧峰、房东、阵风、张建新、储劲松、成金、骆驼,及为诗刊出谋献策的诗人杨克、诗评家温远辉和所有赐稿给《赶路》诗刊的诗人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当我完成这个刊物所有校对工作时,我知道她明天将付印并不日出版。我想,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她,我们都没有辜负自己的理想和梦想,这就足以问心无愧了。

波德莱尔在《太阳》里边写道:“我将独自把奇异的剑术锻炼,/在各个角落里寻觅韵的偶然,/绊在字眼上,就像绊着了石头,/有时会碰上诗句,梦想了许久。”③此时,我竟然对这几句诗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强烈共鸣。在文学路上,我们做着同一个梦,我们的梦想就是在中国开凿出一道通往缪斯圣殿的天堂之路,我们对于诗歌的执著是圣洁而崇高的追求和奉献。我相信,可持续的诗歌来自于持续探索、不停赶路的精神,只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诗人和诗歌才是真正的诗人和诗歌,而这正吻合“赶路”创立之初的宗旨与坚持,因而不惜再费笔墨抄下与朋友们共勉:
  “赶路”是一种生活的现在进行状态,立足于足下的土壤,选择的是远方的极地风景,所以不管路上是艳阳天色还是风霜雨露,我们只顾日夜兼程……

 

2004107任意好于佛山

(《赶路诗刊》创刊号编后)

 

注:
①:转摘自《诗学史》第35页(
[]让·贝西埃、[]伊·库什纳、[]罗·莫尔捷、[]让·韦斯格尔伯主编,史忠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②:《诗学史》之《现实主义传统的特点》,第589页。
③:波德莱尔《恶之花》之《太阳》(LeSol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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