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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经验教训(柳建辉)

(2012-10-29 20: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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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经验教训

柳建辉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全局性的“左”倾严重错误占主导地位,党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其作出了历史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自此以后,如何进一步科学认识“文化大革命”,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防止类似事件重演,就成为人们十分关心、时时反思的大问题。正是在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认真汲取“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后,中国共产党才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闸门,并逐步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科学论断,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取得了丰硕的执政成果。今天,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我们仍有必要从这一段难得的“历史”中进行多方面、不同角度的总结,以便从中得到重要启示。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一次错误实践,是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恶性发展的产物。它的发生,有一个酝酿、准备和全面发动的过程。1965年11月从上海开始的对《海瑞罢官》剧本的批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发动、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改组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使“左”倾指导方针在党中央占了主导地位,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在这两次会议之间及其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采取了几项异乎寻常的措施,使“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发动起来,并持续了10年之久。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处于一种剧烈的动荡变化中,整个世界极不安宁,中国的周边环境也不安全。这种动荡变化,首先表现在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其次是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不断扩大升级。美、苏两国这种南北夹击的咄咄态势,使中国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公开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也对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局势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增加了党和毛泽东对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感、紧迫感,从而加重了对国内阶级斗争严重性和危险性的估量。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愈益发展,对国内特别是党内政治状况的判断严重脱离了实际。他不仅对世界大战的危险作了过早过快的预测,而且担心堡垒可能从内部被攻破,中央领导层可能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于是就越来越把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反和平演变的重点转移到党内和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不仅几次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而且逐步形成以下观点并坚信不疑: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他们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党和国家的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②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上述一切,是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论点的继续发展和总概括,并被纳入到后来明确提出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中,成为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由于上述观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并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致使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发生严重失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取得了支配全局的地位。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所作的分析:“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②

综观“文化大革命”十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发动、全面开展,导致全面内乱的阶段。其主要内容,是按照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战略部署,以党中央的名义,发动亿万群众投入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炮打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全面夺权,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最为混乱的三年,也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抵制最困难的时期。

第二阶段,从1969年九大以后,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段的中心内容,先是进行所谓“斗、批、改”运动,在各个领域里使“左”倾错误具体化。在这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党中央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沉着领导下,稳妥地应对和处理了这一突发事件,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纠“左”的努力;在粉碎林彪集团后,围绕批林整风,江青集团的势力由此上升,党内仍面临着严重的斗争。但自林彪事件后,“文化大革命”的势头开始衰落,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抵制虽然屡受挫折,广大干部、群众的怀疑和不满却逐渐得到聚集和积累。

第三阶段,从1973年十大以后到1976年10月。这一段的中心内容,是整顿和反整顿的斗争,党内健康力量逐步发展,并同江青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抗争,全面整顿等决策使局势明显好转。这期间,虽有“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的冲击,但广大干部、群众进行了有效的抵制,结果爆发了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奠定了粉碎“四人帮”的群众基础,最后终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二、“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与评价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阴谋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就是说,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必须从总体上对这场所谓的“大革命”给以彻底否定。因为长期的动乱,使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10年间,因冤、假、错案被迫害致死和受到牵连的人达1亿多;国民经济损失约5000亿人民币,人民生活水平严重停滞和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科技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历史文化遗产被洗劫,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及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假、恶、丑现象重新出现;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纷争严重泛滥,党和人民饱尝了动乱之苦。

然而,我们在分析、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必须把带有极左特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别开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是彻底否定这个时期的一切。必须看到,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斗争从未停止过,虽然这种斗争十分艰难曲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证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其中许多同志在遭受严重打击、诬陷而蒙受屈辱时,仍然密切地关注着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和发展前途,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工作,发挥作用。同时,他们又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进行坚决斗争。他们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永远被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打倒的,还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都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抱有坚定的信念。许多遭受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阶层的干部都未动摇过他们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领导的立场。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及各级干部的抵制和斗争,才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期的“左”倾严重错误,他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追求其理想中的纯洁、完美的社会主义。他自认为通过“文化大革命”,就开辟了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实际上却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观念中。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骨干成员,犯有对他们干预不力的失误,但与他们搞反党阴谋活动有根本区别,并且毛泽东领导了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对江青集团进行过重要的揭露和批评,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得逞。这些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动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他在犯错误的时候,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国家的安全,顶住了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种种压力,坚持正确的外交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党没有被摧毁并保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在进行,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我们必须把毛泽东犯错误同林彪、江青等人搞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把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同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理论、观点区别开来,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防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三、“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现实启示

“文化大革命”是党和毛泽东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科学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找到一条正确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避免再次发生历史悲剧。

(一)“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历史教训,就是执政党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时坦率地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1987年4月26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时更进一步指出:“过去耽误太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不过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

并认为不作这样的限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有学者曾指出,《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晚年提出的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纲领,与《五•一六通知》是姊妹篇(两者相差仅几天——笔者注):一个主旨在“破”,一个主旨在“立”;一个是“砸烂旧世界”的纲领,一个是“建设新世界”的蓝图。这是有道理的。当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在转发全党要求有步骤地实行信中指示的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月1日,正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指示的精神又在《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向全国公布,并高度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是研究了国内外各种经验的产物”,“是反修防修、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科学方案”,等等。

实际上,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的设想与1958年他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有着一定的历史联系,是继续发展。因此,指示所勾画的理想社会蓝图,其要点就是:政治上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要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配上要大致平等,差别很小,少计报酬或不计报酬;社会分工上各行各业自成体系,自给自足。但是,这种带有空想色彩、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构想,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而毛泽东却把这种抵制视为党内存在一个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不仅认为那些不赞成他的意见、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中央领导人是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断定他们和党内不少同志的思想仍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因此,要实现理想社会的构想,就必须不断革命,扫除障碍。这样,《五•七指示》和《五•一六通知》就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思想中介而联系起来。毛泽东要通过《五•一六通知》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贯彻他“继续革命的理论”,而通过“文化大革命”实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又可以达到他所构思的理想社会境界。

总之,在领导党和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全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的认识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构想。在正确的宝贵预见与错误的空想因素交互支配下,毛泽东关于上述问题的思考由正确到部分错误,由纠正部分错误到犯了更大的错误,“左”的倾向逐步支配全局,探索陷入迷误,以致最后发动和领导了事与愿违的“文化大革命”。正是从其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出发,他不仅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且将其视为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伟业、大事之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总结这方面教训时曾多次谈到这一点。习仲勋1986年曾说:过去的一大教训,就是“要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胡乔木则进一步指出:“文化大革命”既对现状作了错误的估计(似乎到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又似乎认为只要靠群众的一次两次冲锋就能全部改变现状,创造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当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空想。

陆定一也说:我们所以犯“左”的错误,是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似懂非懂,若明若暗”。邓小平更进一步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有很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上述总结都是十分中肯、精当的。

(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执政党在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剥削阶级以后,决不能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谓运动,而必须真正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轨道上来

从指导方针的角度考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而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又把阶级斗争看成是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是由于在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上出现了偏差所致。深刻地认识国情,尤其是认识像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的国情,作出正确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确实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曲折才能逐步理出一个轮廓。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多年时间,党和毛泽东对国情的认识存在相当大的盲目性,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虽然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激化,但它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也就不能再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而应通过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改革调整,使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更加完善。对于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没有这种专政,就不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已根本不需要再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十年内乱的实践证明,这种所谓的“政治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极端有害。我们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完全熄灭的观点,对于我国社会内部大量存在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各种社会矛盾,应采取不同于阶级斗争的方法正确地加以解决;对属于阶级斗争范围内的问题也应按照法定程序予以解决;在弄不清问题性质的时候,一定要先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切忌随意上纲,动辄上线。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

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生活,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只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社会主义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所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仅是个经济任务,而且首先是一个政治任务,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政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党和国家各项任务中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围绕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否则,决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干扰而动摇这个中心。“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理论把八大确定的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诬为“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不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严重地背离了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学说,打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搞四化,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提高综合国力。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不受干扰,必须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合乎实际的分析,并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

(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思想路线,科学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发动,违背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种违背可以从各个方面作历史的考察,其中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来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

一是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导致后来党内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失误。实际上就是对国情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包括社会性质、发展阶段、生产力水平等)。邓小平说建国以来我们犯了20年“左”的错误,是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讲起的。其实,可以说党内“左”的东西一直存在,建国后至少是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上就开始了。尽管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是很完善、有不足,但至少对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判断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符合当时的国情。当时的中国马上搞社会主义还不具备生产力的条件,所以,应该认真贯彻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物质条件。但后来在这个问题上的转变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完成,直接导致中共中央领导层对经济问题的判断转化到政治上的分歧。毛泽东等人把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看成是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后来,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更被看成是严重的阶级斗争。

这就把党中央领导层在经济建设模式、发展速度、发展规模等问题上的正常意见分歧,转化成政治上的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你死我活”尖锐斗争的原则高度,直接导致了“文革”中“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是当权派—当权派就是走资派—走资派必然被打倒”这样的错误逻辑和口号。老干部是民主派,就是针对社会主义改造那个时候讲的,认为刘少奇等在中央一线的领导同志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搞社会主义,后来就演变成为他们要搞资本主义,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代理人”。所以,才要坚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现在,我们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被抛弃和“文革”发动的关系角度来考察,一个沉痛的教训就是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生产力的判断重新从实际出发了,这就是主观符合客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了恢复,从而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稳定发展。

二是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对世情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包括二战后世界发展趋势、时代主题、世界大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资本主义变化等)。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紧密相连。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处理好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是出现“左”的顽症的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走了一条很漫长的曲折之路。结合分析“文革”发动的教训,正是在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导致我们党发生了越来越“左”的错误,甚至形成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持;凡是敌人坚持的,我们就反对”这种貌似很“革命”的逻辑和口号。“文革”的既定目标,就是防止所谓“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就把资本主义创造的一些文明成果统统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统统嗤之以鼻,直至“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大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实际上,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过自我调整,已经不完全是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它所创造的一些文明成果有的是人类文明的共有产物,是规律性的东西,不能简单说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邓小平曾经指出,“文革”给我们的一个最大教训,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不是搞得很清楚。是不是可以说,正是由于以上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们也不是搞得很清楚?因此,毛泽东直到晚年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是防止“党变修国变色”的重要战略部署,是一场夺权的“政治大革命”。正是从这个角度,胡绳曾经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一个陷阱,是毛泽东的一种宗教,他越是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自己就越陷越深,直至认为是一笔重要政治遗产,要交给下一代,哪怕是血雨腥风等。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认识到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世界是开放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而逐步破除了凡事必问“姓资姓社”的框框束缚,敢于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等。这与我们吸取了“文革”教训,对资本主义有了一个冷静客观的认识有极大的关系。

三是没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封建主义。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社会历史传统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包括对帝王意识、皇权崇拜、专制集权等)。建国后,我们很快消灭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制问题是解决了,但是封建主义思想、皇权意识这些东西并没有跟着消灭掉,后来也没有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实际上成为“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社会历史根源。权力高度集中基础上形成的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是不是一对双胞胎?至少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只要权力达到一定的地步,就容易形成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官僚作风。所以,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决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当时,李维汉曾跟邓小平专门提出反封建的问题,后来邓小平在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中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突出强调了破除封建主义遗毒问题。

总之,“文革”发动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问题很有研究余地,也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教训。

(四)“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执政党要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根本任务,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使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化、制度化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毛泽东虽负主要责任,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是先进的,但在具体体制上存在的许多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不仅由此产生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和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而且也是造成个人专断、一言堂、个人说了算的根本原因。如果不坚决改革这种体制上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仍有可能重新出现。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首先要健全党内民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原则,既反对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又反对个人专断。无产阶级先进政党不否认领袖和个人的作用,但是任何领袖人物都不是神,都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都不应当加以神化。否则,必然损害党和国家的正常政治生活,导致指导方针的失误,为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够发生并持续10年之久的重要教训之一,就在于此。这一严重教训再次证明,先进政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正确理解和处理领袖同党、领袖同群众、领袖同集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既要维护领袖的权威,又不能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任何党员,无论他的职位有多高,都必须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决不允许任何人有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特权。

“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一次疯狂践踏。要从根本上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就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避免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现象。要使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保证国家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应有的独立性,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贯彻实施,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要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证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有效地打击敌人的强大武器。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能越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任何领导人不得随意修改宪法和法律。要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从人治走向法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中共中央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就是要使我们吸取“文革”的教训,坚持科学的执政方式,奉行正确的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总之,“文革”十年,把我们的失误、弊端和缺点发展到极点,也使中国共产党从痛苦的经历中大彻大悟。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对建国以来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进行总结的结果。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也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正如邓小平所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那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这当然不是说,一个政党、一个民族越犯错误越好,而是强调总结教训的必要性。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因而也是经验教训极为丰富的时期。虽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已经以决议、准则的形式作出,但现实生活的种种事例说明,时至今日,并非所有的人都已经认识清楚并汲取了那些不堪回首的教训,呼唤“文革”、留恋“文革”仍大有人在。正因如此,文学老人巴金先生才在《随想录》中告诫人们:“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能忘,“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的一页不能忘,忘了就会重新发生,就会“再来一次”!因此,我们只有从“文化大革命”众多的事件中正确认识并科学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才能作为我们今后执政的历史借鉴,我们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更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贡献。改革开放30年来,正由于我们从理论上逐步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正确区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等的本质区别与一般共性,才抛弃了那种脱离生产力发展,只从所有制、分配、计划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观点,由僵化、封闭、贫穷的社会主义模式转到靠改革开放,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上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更快发展。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重点,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重大决策,应当说都是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经验,认真吸取历史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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