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横扫内地，自然也遮蔽了内地乐迷对岛内音乐野史的了解。1990年代的台湾音乐野史有两支乐队经得起内地乐迷迟到的探究和挑剔，一支是摇滚行为主义乐队“浊水溪公社”，其行为主义恶搞的一面堪称上海“顶楼的马戏团”的前辈，另一支就是客家民谣乐队“交工”，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内地哪一支乐队的前辈。

　　因为内地根本没有这样的乐队。内地没有什么乐队是像浊水溪公社或交工那样，具体参与到社运中去的。因为大家甚至都不大明白什么叫“社运”，我们的愤青只知道抽象的“革命”和空洞的“反叛”，只知道格瓦拉———甚至只知道格瓦拉T恤。

　　到了2007年，内地有了社运的萌芽，比如厦门市民的散步和上海市民的散步，都涉及到环保议题。经过那一事件，厦门政府也在进步，至少他们现在开始知道在美丽的海岸办音乐节总比办石化厂要好。1990年代后期，台湾轰轰烈烈的反美浓水库运动伴随着交工乐队的歌，而厦门人为反对石化项目而散步的时候，还没有唱出自己的歌。假如人们在抗议的时候，也没有丧失歌唱的能力，在愤怒的时候，也没有淡忘爱，那么一首美丽的乡谣就是对故土最好的捍卫。下一次，在海滩办音乐节的时候，厦门人应该尝试唱出自己的民谣，像对岸的同胞那样。

　　当然我们从来都不缺少革命大喇叭，轮番将格瓦拉和王洛宾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的小丑一举起“只要这世上还有一个穷人，我就将战斗到底”的红旗，似乎就能哄得乐评家漫天挥舞沾满泪水的花手绢；我们也不缺乏音乐环保口号，迷笛音乐节年年都跟环保挂钩，但除了冠名“绿色和平”，却并无音乐介入环保的具体实践；至于动辄呼天抢地献歌“绿色奥运”的那些朋友，我只能恭祝他们早日杀上春晚。说到底，音乐介入环保等社会议题，在我们这儿还只停留在姿态和口号。

　　直到周云蓬唱出《中国孩子》，唱出《买房子》和《SomethingintheWay》（他戏称那是Nirvana为北京奥运写的歌），人们才惊觉内地风起云涌的民谣热潮其实在面对社会现实时其实是多么苍白。

　　而从周云蓬，很自然地想到交工乐队以及林生祥，因此南岭国家森林公园在做完周云蓬的社区音乐会后，又即将请来林生祥和罗思容。被雪灾重创的南岭森林，现在迎来了一个名为“每日·种树”（罗思容有唱片名为《每日》，林生祥有唱片名为《种树》）的音乐会，一次音乐与环保、人心与自然完美结合的行动。

　　周云蓬并非抗议民谣。而类似WoodyGuthrie、PeteSeger、BillyBragg这样的民谣传统，在台湾犹有交工、黑手那卡西（一支工运民谣乐队，前不久来过内地演出）这样的悠远回声。内地的新民谣，也理应从《中国孩子》开始，让良知在大地上生根。

　　在全民高歌绿色奥运的一片喧声中，且让我们静静倾听林生祥和罗思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