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听花落

在动车上和德国人谈政治

                          作者  唐潮

YY：我也喜欢在火车上跟德国人海阔天空。

                      人满为患的动车 

在弗莱堡火车站自动售票机前买票时，就发现这趟动车已经座无虚席，只有站票可买了。上了站台，看看车次运载图，得知这趟车的餐车厢的停靠位置是在站台C区。

车来了，进车后直奔餐车，先快手快脚地占了个座位。等邻座的老先生从服务台捧着一大杯鲜啤回来，才敢站起来，挤到吧台，问酒台的胖大嫂要了一大杯掺了“雪碧”柠檬水的冰啤酒，凉丝丝的很爽口。猛喝几口之后，端着杯子回到了座位上。跟着，从包包里摸出本德国犹太作家Sebastian Haffner 哈弗纳的《Anmerkungen zu Hitler》点评希特勒，慢慢看了起来。在德国，点评希特勒的书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尽管德国人的言论自由尺度要比中国人大，但对希特勒做点评时，你必须按官方的口径说希特勒坏，坏得出奇。不然，你是不会有好下场的，搞点“政治”迫害，也是家常便饭。因为Haffner老兄自己是犹太人，所以他就敢说，可以比德国人把问题谈得更透彻和中肯。书中居然也不乏对希特勒的赞扬之词。比如，他认为如果希特勒1937年前出车祸死亡或被暗杀的话，那希特勒可能会是名彪德意志历史的人物。Haffner也认为，希特勒在1933年被选上任帝国总理时，德国有6百多万人失业。到了1936年希特勒居然就实现了德国的全民就业，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绩。而且，希特勒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像主流观点说的那样，靠的是搞军工生产，更不是像空军元帅大胖子格林说的那样，是“要大炮不要黄油。”在消灭失业率这一点上，有德国战后“经济之父”美誉的路德维希 艾哈德Ludwig Erhard也都自叹不如。这种话，你要是让德国人自己来说，那非吓死他不可。这本书薄薄的，很经典，100页纸不到，文字简练，注解给力，让人百读不厌。

                                    动车上的交谈

看累了，停下来，拿起酒杯，喝喝饮料。这时，坐在我身边的德国老先生，很友好地冲我举着酒杯，我连忙也端起啤酒杯和老先生碰了碰杯。  根据老先生鼻子上的斑斑点点，估计老先生应该上80岁了吧。

“您对希特勒的那段历史感兴趣？”喝了口啤酒，老先生问我。

“很感兴趣啊。”我点点头。

“希特勒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无法宽容的。但是，您看那时候的德国是多么讲纪律，讲奉献，那个时代的德国人多么勤奋刻苦。您再看看现在的德国，太自由了，一盘散沙，年轻人不知道奉献，没有责任感和义务感啊。”老先生叹了口气，“您看，我上80了，今天是红日，我还照样在自己的公司工作。可现在好多德国人就知道休闲享福。好多一边领社会救济，一边打黑工，您说这像话吗？”

“这话您也不能这么说。您说的这样的人，肯定有。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没有啊？但您也应该看到，现在社会的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公正了。在德国下层，有许多普通人尽管一天到晚瞎逼忙，可赚到的工钱不够生活的，还要另外再问国家要救济，这可不太好，这老板也剥削得太过头了。”我笑嘻嘻地说，“现在德国资本家为了省费用，宁可从国外招来专业技术人才，也不愿在本国投资，加强德国本国的教育和培训费用，德国学校的教育质量也不断下降，你看看这个PISA皮萨测验。长远来说，是很失策的做法。我觉得，以前的德国更讲社会责任感，注意政府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功能。在科尔KOHL时代初期，德国富人的所得税是53%，那时的资本家也有钱，但其实力和影响还不足以同政府抗衡。现在倒好，富人所得税变成了42%，富人钱太多了，就控制了政府，这政府就很难为调节贫富差距有所作为了。好在德国还有个很好的法制环境来维护小百姓的基本利益，这比中国强多了。”

估计老人家是有几个钱的主儿，所以对我的观点很不感冒。

“我30年前，去过中国访问，那时的中国还很穷。现在的中国还像我们希特勒时代那样政治独裁吗，老百姓还是没有言论自由吗？”老先生问我。

“这个问题有点太笼统。首先，我不能同意您们德国人动不动就将希特勒和毛泽东相提并论，按您们德国人的说法，那是梨和苹果，一个是战胜者，另一个是自杀的战败者，没有可比性的。中国人也有言论自由，但其尺度和德国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中国的事，好多您们德国人理解或宣传得太片面了，和中国的现实不一致。在中国也有例外，您可以自由地评价毛泽东，您可以把毛泽东骂得狗血喷头，但您也可以赞扬毛泽东。但您们德国人，如果要讨论希特勒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自由尺度了。您看，这绝对的言论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是啊，过了政治红线就不好玩了。”老先生慢慢喝了口啤酒，颇有同感。

 “去冲击红线的勇敢者，在中国的日子不好过，在德国本质上也类似。德国的制度体系运行成功的关键还是有一个富裕的经济基础。这个中国还不行，相信中国会后来者而居上的。但如果派您们的梅总理去中国当领导的话，估计不出1小时15分，她肯定会崩溃的。中国太大了，每天太阳刚刚升起，这14亿张嘴就要吃饭，没饭吃，就要造反。这样的国家盲目套用德国的体制来管理，一点点事都处理得那么漫长，是肯定玩完。”

“不过，我觉得，”老先生指指我的书，换了话题，“这纽伦堡大审判是很不公正的。这打仗的事向来是一只碗不响，两只碗才叮当的。不能把战争的责任全推到我们德国人的头上。”

“嗐，这个您就认了吧。这世界向来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其实，德国的老一代在心里是有那么一点点不服的。但德国人讨论这个的“言论自由”就给胜利列强剥夺了，因为大家对德国人还很不放心啊。据说，当年法国同意东西德国重新统一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德国人必须和法国人一起搞欧元，让大家经济深度捆绑，搞欧元区。有德国人认为这是让德国长期出“血”扶贫，以消耗德国的国力，省得德国人统一后复苏太快，太强大，争夺欧洲霸权。德国现在居然硬顶着不肯发行欧元区共同欧元债券，居然只把欧元区当倾销国，不肯让其他想“吃大户”的欧元“猪猪国”来占德国的便宜，让欧盟主席葡萄牙人巴罗佐悲愤交加，很是不爽，想既然如此，又何必当初？欧元区的危机大概也能让雄心勃勃的德国梅总理感觉到，要领导一个人口庞大的多民族国家是多么地让人脑瓜儿生疼。但为了德国的领导地位和繁荣的欧元区，值啊！

在老先生下车之前，我们还谈到了德国音乐神童莫扎特美丽的歌剧Zauberflöte《魔笛》和《唐璜》DON  GIOVANNI。老先生说， 《魔笛》中《美绝美焕的淑女像》Dies  Bildnis  ist  bezaubernd  schön那段抒情男高音唱的段子， 是他最爱听的。当我给他哼出调儿来时，老先生觉得很是开心。按今天的疆界，出身在萨尔斯堡的莫扎特应该是奥地利人，但在那个年代，萨尔斯堡属于德意志帝国。03年时，为了莫扎特的国籍问题，当时的奥地利驻德大使，还曾经和德国人“大打出手”。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小莫，各自表述。

                               资本主义不等于民主

在今年4月，《汉堡晚报》转登了一个民意测验的结果，受测验的人中居然有40%以上的人认为，德国重新需要政治强人来领导。否则，德国很难同新兴经济国，所谓的“金砖国”抗衡。当然，大家不是希望类似希特勒那样的战争强人重新出现。

极力鼓吹无限自由主义的，以富人利益为上的德国自民党FDP，在今年各州大选中，得到的选票率比德国正宗啤酒的度数还低，连5%都不到，屡屡失去进入州议会的资格。绿党Die Grüne ，社民党SPD和左党Die Linke的势力重新开始壮大。这是一个十分清楚的政治讯号，其一就是对富人有利的极度自由主义，就像过时的衣物款式一样，不流行了。其二就是西方穷人多起来了，没饭吃，穷人是要造反的。

鼓吹自由私有市场经济是FDP的最爱。正是这种自由，让金融大老板变成凌驾于政府之上的“吸血鬼，”用各种阴谋和阳谋把老百姓榨干，毁灭普通人的生活。东方有政治独裁，西方有金融独裁，换汤不换药，本质是一样的。有德国人称这些金融精英为可怕的经济恐怖分子，比伊斯兰恐怖分子还要毒。许多德国人意识到，这过度自由，缺乏政府控制的私有自由市场经济，搞得西方债台高垒，正在让西方人民周期性地从一个经济灾难走向了另一个经济灾难，为了西方福利制度，政治家和选民全成了金融财团的奴隶。希望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能让中国人明白，搞纯资本主义也是反民主的，西方人手里同样没有“点石为金”的魔杖。干点同西方不同的事，中国不会因此“崩溃”。中国要考虑到自己的国情，实用主义为上，千万不要被海内外的“经济大师”和西式自由经济模式瞎忽悠，自己把自己给“崩溃”了。民主是不讲左，不讲右的，或者说左和右全是对的，只要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行。国有和私有，各有利弊，中国缺一不可，但主次不能颠倒，这可能就是中国的国情。洋人总是说国企不好，因为国企挡了洋人的财路。中国国企的问题是如何提高透明度和如何对人民负责的问题。有人说，想要“崩溃”中国，就必须先“崩溃”中国的国家企业，这个话是十分有道理的。有意思的是，在打倒国企后，资本家要搞的也是大垄断，不然西方如何会有“大到不可破产”的公司？至少从理论上说，国企的盈利是人民的盈利，资本家企业的盈利是私人的盈利。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版。

1990年前的德国，就基本上是一个左右相间的理想版本，资本主义加上社会主义的套子，很有社会责任感。可惜的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狂潮下，因为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德国偏离这个框架，落入纯资本主义的虎口，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导致德国社会日益走向动荡不安。如果债务问题解决不好，那德国高代价的社会福利制度真是很难维持下去的。对这些情况，德国政治家们是一清二楚的。但谁都明白，谁把这些事挑得太明了，就是跟选票过不去，就是跟自己的饭碗过不去。选民们就愿意听好听的，会说好话的政治家才是好政治家。据说，官方数据说德国的失业人数就只有2百70多万，其中的奥妙之一，就是领失业救济金的人，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不算失业者了，就给自动转为领社会救济金者了，就从官方失业数据中胜利失踪了。现在许多普通德国人常常不能切身感受到官方津津乐道的经济腾飞。或者说，这个“腾飞”，主要是“腾飞”了德国富人的钱包。德国人常开玩笑说，您千万不要相信不是您自己亲手伪造的数据。

现在的政治家都喜欢许诺选民太多。一切为了选票，只要能拉到选票，保住自己党派的利益和位置，乱许诺言也没关系。实在不行，等当选后再立个新税，或者借新债填旧债。谁都知道，这种借债换来的虚假繁荣总会有搞不下去的那一天。也有人认为，正是这种政治体制导致了西方福利社会的难以为续。这话恐怕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你比如说，德国医疗保险的改革搞不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控制医疗成本的资本家们不肯出让暴利。这是一种1%和99%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很难调和的矛盾，是我们社会爆发革命的导火索之一。德国也好，中国也好，让职业政治家们觉得不好办的事，是如何在不见刀见血，避免社会大动荡的情况下，如何来说服或强迫控制我们绝大部分财富的少数即得利益集团以大局为主，来让政治家们重新获得行使政府应有的调节功能，搞好社会财富均衡。这是民主政治得以实现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