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清末大吏程文炳”就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也许是天意使然，也许是机缘巧合，2002年我被派到程文炳原籍、出生所在地的颍东区工作，开始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特别是在支持帮助文化部门申报“程文炳大院”为“省文物保护单位”所进行的实地考察和史料搜寻的过程中，又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对于他作为一代历史名人、爱国将领的形象，亦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

程文炳，字从周（1834-1910）清末安徽颍州东柳沟邨（今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枣庄镇童庄行政村后海子自然村）人。行伍出身，战功卓著，累官至九江镇总兵、湖北提督、福建陆路提督、长江水师提督，援资政大夫，建威将军。程文炳治军严明，却不滥杀无辜。曾公然拒绝曾国藩“杀俘”命令，反为其所赞有“古仁将之风”。在光绪十年（1884）和光绪二十年（1894），中法、中日战事之期，严防内海与护卫京畿，皆为中流砥柱；特别是中日甲午之战中，他力主抗战，并提出“持久”作战思想，坚决反对议和。在上奏朝廷的《请重订和议折》中，表示“粉身碎骨、一死以报国家”。曾先后派3个儿子赴日侦探考查，“尽悉倭国国情”，临终有“遗折”专奏，论陆海军应行事宜，提出严拒“赔款”，重建教育与军事，以经济与市场之力抑制外敌的主张，堪称老成谋国，远览卓见。为朝野钦敬，从而留名青史。后于清宣统二年（1910），因病殉职于安徽太平府（今当涂县）水师提督任所。

由于程文炳去世次年，爆发辛亥革命，清灭民兴，尔后又军阀连年混战，国家长期动荡不安，遂使有关他的一些遗物、遗迹、史料、文献，几为淹灭；使我们在近百年之后的研究工作陷入十分艰难困境，往往事倍功半。其中，关于他真实墓地的寻访，便是几经波折，倍尝艰辛。

程文炳一生征战，四海为家；客死他乡，尽萃职守，自当落叶归根，归返故里，陪伴父母，安葬颍东。然而，这些年来我同颍东区文化局局长赵海斌及副局长王亚军等同志，翻遍阜阳现存所有志鉴史录，走访数百位程家后代传人，都说不出程文炳墓地何在，墓冢何处！

可是，我们从查录所得的1910年11月24日上海《申报》刊登的芜湖消息中，明明写的是：“已故长江水师提督程从周军门灵柩，定于冬月初四，由太平下河，取道清江浦，进淮河，运回阜阳原籍。”此乃字句分明，言之凿凿。明明讣告发布“运回阜阳原籍”，为什么颍东原籍上了无墓冢踪迹呢？抑或中途改道？还是另有隐情？

正在我们上穷碧落下黄泉，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2004年从程文炳裔孙处得到一套《颍东程氏支谱》四卷。此谱是承续程文炳生前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亲自修订的《颍东程氏支谱》之后，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由其第八代裔孙程传铭主持续修的。在此谱“卷二”上有如下记载：

“（公）妻吕氏，清封一品夫人，合墓在寿州白鹤山。宋氏，清封淑人，墓在寿州白鹤山。吕氏，清封宜人，墓葬不详。”

依此可见，程文炳一妻两妾之中，其一妻一妾与之同一墓地为葬。“妻吕氏”夫人，“合墓”云云，显然是同其夫程文炳合墓无疑。妾宋淑人死后也葬在程文炳身边，完全符合封建礼葬规制。

此一信息的出现，马上便产生两个问题：一曰程文炳的墓冢何以不回颍东原籍？二曰白鹤山在何处？鉴于续谱主持人程传铭已经去世，这两个问题只好由研究者去亲访亲查了。

先说第一个问题。

据阜阳文史学者张芳弢走访程氏后人所述，程文炳小的时候家境并不贫寒，为柳沟邨一带富户。闹捻子时，富有人家几乎都成为捻子“勒赎”的对象，有一年，程文炳母亲也被绑票，花了一大笔银子才把人赎回来。后来，程家又遭捻子几次勒索，家财几尽赎光，老宅也被焚烧，家道从此衰落，他也失去读书的机会。再后来，程文炳应募参加了颍州兵勇，曾带人到利辛永兴一带寻找当年绑票的仇人报复。从此与捻子结下不解仇怨。

再则，程文炳从军剿捻，常年攻伐征战之中，尽管他严禁滥杀，从而确也保护了不少皖北乡人，也曾在颍州、亳州、寿州、六安、宿州等地赈济灾民，但残酷的战争，致使双方涂炭百姓生灵在所难免，以至到了晚年在他内心产生不断的反省与悠远的顾虑，也可能是他死后不回原籍安葬的一个“隐情”。也才会有明回原籍，暗葬“寿州白鹤山”之苦心经营。

再说“白鹤山”在何处的问题。

自2005年以来，海斌、亚军两位，就锲而不舍地苦苦寻觅“白鹤山”的下落。

据查，寿州在春秋时属六国地。后汉为扬州刺史治所。隋置州，治所在寿春县（即安徽寿县），北宋治所迁安徽风台县。南宋入于金。元、明时仍为寿州。清同治三年（1864）又析寿县置风台县。辛亥革命后，风台属阜阳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解放后属皖北、阜阳地区，再于1976年划风台归淮南市所辖。从以上简略介绍可见，寿州与风台、凤台与阜阳，区划反复交叉，治所亦不断更迁，“白鹤山”古属、今属脉络不清，地理位置迷离。寿、凤二县的文化部门也莫衷一是。

不过，在这期间倒访得关于程文炳的一个悲壮的传说：一如上文所记，由于程文炳不仅在中日甲午战争力主抗日，坚决反对议和，而且以“节制三江两省”、“五路联军司令”身份调防张家湾，陈兵一线拱卫京师。成为日本侵略者的一颗眼中钉。所以，后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南京沦陷后，日军侦得程文炳墓葬寿州白鹤山，便派飞机轰炸，以至于墓碑炸飞，墓园被毁，守墓人从此不知去向。

如此繁复交叉的区划状况，如此惊心动魄的民间传说，且不说能不能找到白鹤其山，即使找到恐怕那墓地也不一定还能存在……

2008年8月23日，我在《颍州晚报》上读到记者张殿兵一篇题为《颍东区枣庄发现程文炳祖父母墓碑》的报道，引起我极大兴趣，即于5日后同海滨一起赴实地查看，上刻着“皇清诰封建威将军程三公讳廷序字亮采大人，一品夫人季太夫人之墓——光绪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经核对其序文及刻碑时间，同程文炳光绪二十九年（1903）亲修《颍东程氏支谱》记载完全相符。

这一块墓碑的发现，使人们自然又议论起程文炳自己墓地的寻访事宜，大家都怀有一种迫切的情绪。特别是海斌与亚军，更加紧了同寿州、凤台方面的频繁联系。

忽然，好似冥冥之中有一种心灵感应一样，在10月13日下午，凤台方面居然传来找到“白鹤山”的电话。

原来，海斌、亚军他们，几年来不仅通过寿州、凤台文化局、文物局、地方志、政协文史委等“官方”部门；还发动亲戚朋友们来配合帮忙，打听白鹤山下落。其中有一位名叫童敬海的朋友，亚东阜师院87级美术系的同学，画家，现任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受亚东委托，也帮忙找了好几年，这次的电话就是他打过来的。

2008年10月14日上午一打早，我应海斌、亚军之邀，与原阜阳市政协资深常委、老文史委员陆志成先生一起，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驱车直奔凤台而去。在凤台城里见到童敬海同志，此君待人热情，谈吐文雅。站在路旁，由亚东为双方略作介绍，便在他的带领下，来到凤台县李冲回族乡乡政府。乡政府建在半山坡上，放眼望去，“环冲皆山也”。我们喜悦地指指点点，似乎“白鹤山”就在眼前或足下。

在乡政府的会议室里，亚军同志拿出一张简略的地图，上面画的是一条淮河，在其南岸东边是一条长形的“白龙山”，东边是一座高高的白鄂山，山上标明有一座白塔和寺院。当时，大家猜测“鄂”可能与“鹤”土音不分，也可能有人故意改“鹤”为“鄂”，以暗示程文炳当年在湖北提督任上，“教训”法国驻鄂领事馆“洋兵”寻衅故事……当时有人说“白塔及寺”就在“八公山公园”之内，东行路上远远可见。都觉得只要“按图索骥”，即可马到功成。于是大家就心切地催请敬海同志带领前往。

在“八公山森林公园”门前，朝左一看，果然见到“白塔、寺”耸立在林木茂密的山顶，但门卫的几位同志告曰：塔与寺均是近年新建，而山既不叫“白鄂”，也不叫“白鹤”，而且在封山育林时作过细致勘察，也没有什么名人墓地。

公园的同志提出到淮南市地质公园看一看。及至赶到那里，也只见到“刘安墓”，打听半天也无人知晓程文炳其人其墓，甚至没听说过“白鹤山”的名子。

正在大伙不得要领的时候，敬海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原来敬海同志是拜托乡长闪电厂在此之前帮助找白鹤山线索的，刚才由于闪乡长在外面开会一时未回，再加之一时心急没等见到他就擅自奔往“白塔寺”。现在闪乡长来电话说：他已回到乡政府，而且，也已经把那位曾经亲自到过白鹤山，又亲眼看到过程文炳墓和碑的“知情人”请到了乡政府。听到这些，大家登时来了精神，便勒马而回乡政府。

在乡政府闪电厂同志向我们介绍了一位身材魁梧，体魄健朗的老人。他名叫王新民，已年75岁，是1948年的老党员，是李冲乡新中国第一任乡长。又曾经是全国劳动模范，在北京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由于解放后到1976年凤台属阜阳地区行政公署管辖，所以常到阜阳开会、作报告、参观等等。说及程文炳和白鹤山，老人如数家珍，清楚地回忆道：

有白鹤山这个地方，也有程文炳的墓。小时候听我父亲讲过，这个姓程的是前清的一个水师提督，老家是阜阳的。他带我去过，后来我自己砍山柴、打猪草也常去那里玩。当年的墓地很大，群众都叫“大老坟”，墓周围是块石垒砌，米浆灌缝，十分坚固，墓前还有像天安门广场上那样的“华表”。

说到凤台、寿州往事，老人讲古年“寿”、“凤”不分，我们这一带48个山头，有的属凤台，有的属寿州，同一座山，水朝哪里方向淌，这面山就属哪县。当年的白鹤山现在可能不属凤台县了。虽然，我已经有40年没到白鹤山去过了，可是，方位还是能记得的……

这一席令人激动和喜悦的话语，是在闪电厂乡长热情接待的午餐桌上谈到的；老乡长十分理解我们的心情，饭碗一放说：“中午不休息了，我现在就带你们去白鹤山！”

与我们午前所走的路线相比，基本上是原路而返；不过到达紫金山旁时（也即八公山森林公园），下了“风合省道”，左向层峦叠嶂中插了进去。过了一处关隘状的城楼和一座石桥，前路几乎是靠在山边行进了。这是一条只能行驶单车的山间简易公路，曲折蜿蜒，两旁壁立，岩石裸露。一路上只听车轮下碎石的沙沙声，没人说话，只有老乡长在沉静的思索、寻视着童年的路记。

“到了！”车子嘎然一声，停在山岩之下。

“这就是白鹤山了！”老乡长很为自己40年不失记忆之准确，充满一股自豪之情。

抬头望去，半山坡上一座“妙香小学”的石大门，正对着车头方向，学校右侧，有一条向上蜿蜒的窄窄的山径。

此时车旁围上几位村民，告知此处现属淮南市八公山区妙凹林场。当地原称山王镇妙凹村。问及白鹤山、程文炳墓，都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这山就叫白鹤山，程文炳的墓，还有他大老婆、小老婆的墓就在这个山上”。

在老乡长的带领下，我们穿行在杂草、灌木丛中，在布满碎石的山径间探路攀登。行至半程之地，在一座被开挖的十分斑驳的石坑前，遇到当地石匠张国春。他47岁，身材略显瘦弱，在老乡长的动员之下，表示愿意领我们上山找“大老坟”。

攀行在程文炳墓前所在的山坡之上，我们一边挥洒汗水，一边听老乡长介绍这里的山山水水。他指着脚下又指向远方说，这个白鹤山，又叫五顶山，俗称五桠巴子山，像人的手掌伸开五指，向下向远处伸延出五条山脉，程文炳墓在此山上部半坡，头枕的白鹤山，是全淮南八公山系最高的一座，脚登东、西老虎山，民谚说：“长龙，长虎，长寿星”。也有的叫右边为白龙山，右边的叫凤凰山（据说凤凰曾落此山，也就是凤台地名的来历了）。他让我们同他一同站起身来，放眼望去，北依淮水，南眺寿州城，一条溪水（当地叫东沟）环山而绕，山势雄伟，视野开阔，分明是一外风水宝地。边听老乡长“谈古”，一面不停地披荆攀爬，历时一个多小时，前后约行五、六里路途，汗透了几层衣衫，终于来到程文炳墓前。一观之下，却被眼前的景状惊呆了。

只见在山的上半部斜坡之上，墓冢高耸，坟上及周边，长满碗口粗细的杂林，墓顶前后两个深坑，坑底和周边一千多平方米的丛林之中，散落着数以百计的块石和棺木残片，一片狼籍。其中两片棺盖大体保持完整，上面黑漆和斑驳的暗红色字迹，依稀可见，但已漫患不清。石匠张国春告诉我们：这些石块，名叫火石，如果用钢锯锯，即使是白天也可以看见火星四射。还有几段像老乡长讲的“华表”状的圆顶柱石，散落在山林深处，一时难以找到。但可以肯定它们还在杂草灌木丛中。块石之上，经石工艺凿加工过的一条条青白相间的槽纹依然清晰在目，上面用以灌缝的米灰浆块，至今仍然粘附的十分牢固。

又有村民王庆施（76岁）、张庆海（67岁）、贾庆利（56岁），告诉我们：程提督石墓本来是很坚固的，十年之前被人盗挖时，先是用铁锛不能撼动，继而用木碳猛烧几昼夜，破毁外壳后，在墓顶上方前后大开膛，挖掘出三口寿材，分别为程文炳和他的两位夫人的合葬棺，衣物等陪葬品被焚烧殆尽，一些佛珠、玉器和金银手饰之类，有的被盗走，有的被砸碎；有的可能还散藏在一些村民家中。

村民王庆施还说：由于我们这里地处偏僻，程提督墓“文革”期间躲过一劫，保存基本完好。然而到了2000年左右，由于社会上文物买卖风兴起，盗墓风盛行一时，几乎是大墓小墓都被洗劫一空，程家“大老坟”自也不得幸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程提督不是当地人，客葬在此，没有后代家族亲友呵护，自解放几十年不见后人前来祭奠，早已为持“阴阳铲”之业的歹徒觊觎在心，所以一旦有机可乘，自然闻风而动。加上当地群众文物保护意识薄弱，也助使这些人盗墓得逞。

王庆施还说：听老辈人相传，当年程提督灵柩运来，由淮入淝，自上岸到山上，由于寿材巨大沉重，沿途开路修桥，他颍州老家来了不少人，花了不少银子。解放后还有人见过东沟专修的石桥和石碑，后来桥被拆毁烧窑了，碑也被当成石料碎了。

至此，程文炳墓地寻访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在现场拍摄了大量的遗址照片，提取了棺木寿材样品。虽然未见到墓碑铭文，但考之于“三口寿棺同时出土”，和这里群众近百年来的口口传承，特别是老乡长同村民亲见过的墓冢的事实，均与1936年修订的《颍东程氏支谱》卷二所记“合墓于寿州白鹤山”完全一致。所以通过此次考察，可以认定程文炳（及其妻吕氏、妾宋氏）墓葬地就在今日淮南市八公山区妙凹林场白鹤山。

两点充满希望的“存疑”：

关于墓碑。此次访查的整个过程中，尚未有人提及墓前石碑的去向问题。抗日时期，由于淮南有大通煤矿，日军为掠夺煤炭资源，最早进入淮南，致使此处沦陷八年。他们极有可能毁损抗日将领程文炳的墓碑，或许散落山野之间。又有老乡长王新民“华表、柱石”之说，都包含着在进一步清理时，可能找到“铭文”碑石、柱石的可能。

二、现今所见墓冢坟头，仍然很为高大；未知掩埋深处，未必不会遗留盗墓者不感兴趣的残石残片，即使墓内棺廓周壁之上，也完全有可能发现文字以及具有程文炳信息的遗物。

所以，说希望在于进一步认真细致的清理之中。恰巧，我们写完这篇访记之末，在2008年10月23日《新安晚报》上，蓦然看到《身后漂流112年，刘铭传终将在家乡入土》的消息，马上联想到程文炳客葬白鹤山也近百年，也希望他的子孙传人在省及淮南、阜阳两市有关方面的支持帮助下，能使其也仿效他的淮军“战友”刘铭传那样魂归故里，在“家乡入土”。倘能如此，岂不是一桩功德无量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