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教与佛教

佛教传入西藏之前，西藏已有上千年的文明史。同整个华夏民族一样，
当时盛行的宗教是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西藏被称为本教。
人类进化史表明，由于原始社会经济基础的解体和奴隶制的出现，后期
宗教的内容、形式、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演化出一种少数人可掌
握的权力——神权。恩格斯曾指出，宗教是“自发的宗教”，而发展到阶级
社会时，便逐渐演变成为“人为的宗教”。他还说，“至于人为的宗教，虽
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
前面提到，当一个外来人来到赞塘廓西地方，当地土人问其从何而来，
他顺手指指刚刚翻过的大山，土人便以为他指的是天，是从天而降，误为天
神，故奉以为王。这种记载虽然有着不实的成份，但把天神和国王这二者等
同看待，说明西藏早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统治中已开始将王权与神权联系在
一起。这种“王权神授”的现象在不同地方的社会发展史上都是大体相似的。
到了公元7 世纪时，松赞干布开始对佛教发生兴趣，建大、小昭寺以供
佛，并翻译了一些佛教经典。这样，佛教作为一种较之本教更为抽象、更有
条理的宗教信仰，开始在西藏传播。这首先是由于统治者的支持。据说松赞

干布亲自制定“十恶戒律”及“善行标准十六条”，成为西藏最早的宗教戒
律，同时变为国法。佛教一经传入就同统治阶级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藏的佛教虽然源自祖国内地和尼泊尔、印度，但教风与这些地方有较
大区别。藏区佛教为了适应当地畜牧为主，以肉食为主的经济生活和习惯，
僧侣既不像内地和尚那样禁食荤腥，也不像尼泊尔、印度比丘那样托钵乞食，
西藏第一批出家僧人一开始就是靠吐蕃王室供养。因为西藏社会发展程度
低，人烟稀少，除少数地方外居住极为分散，固定的寺院无法向流动的牧民
乞讨饮食。这样就需要解决寺院经济来源，同时允许僧尼饮食不必禁肉食。
赤松德赞王时，第一次出现专以讲经传教为业的出家僧人，“度有福智
之七人受具”，这是西藏出家为僧伽之开始。八世纪下半叶，赤松德赞率先
用不同于吐蕃奴隶制分封采邑的传统方法，在赐给寺庙一定限额的农田、牲
畜、牧场、财物等供养之外，又特地赐给每名出家人七户人丁。这样剃度了
首批吐蕃僧人，并且大张旗鼓地会盟誓约，勒石立碑，使之成为定制①。这是
西藏寺院有自己的庄园和农奴的开始，这些也预示佛教已经在西藏基本上站
稳脚跟。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出家僧人的阶级地位与经济关系都发生
了变化。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利用宗教，而宗教代表人物也主动地向统治阶级
靠拢，逐渐成为他们的附庸，政教互相渗透的阶段就此开始。

到公元9 世纪初，政教合一的趋向更为明显，“赤热巴巾（王）深信佛
教，大小政权皆授于僧众??”。①连赤热巴中的大哥藏玛也出家为僧。这样，
僧人又逐步由附庸而变成不劳而食的精神贵族，同时又是对广大民众操有生
杀予夺大权的国王命臣，他们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时的政治制度，
实际上已经是“政教合一”的雏形，只是最高统治者国王本身还不是出家人。

教权与政权

佛教参与国政井愈加得势，逐步改变着社会的利益格局，使原有的本教
势力和世俗贵族势力开始感到不满和恐慌，他们对佛教和伴随佛教的传入而
新生的封建阶级势力嫉仇万分。西藏历史上有名的朗达玛“灭佛毁法”，表
面上看是朗达玛这个人生性厌恶佛教，其实是一次佛教封建贵族势力同本教
世俗贵族力量的政治较量，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的矛盾冲突是深层原因。朗
达玛一上台，即毁寺院、焚经典、杀教徒，致使佛教几于灭绝。朗达玛在位
三年，又被人杀死，西藏遂处于分裂状态，吐蕃王朝从此崩溃。“政教合一”
制度从开始形成就在统治阶级内部充满了新旧势力的激烈斗争。
11 世纪时，佛教又重新兴起，并决定性地战胜了本教，成为西藏地方居
于统治地位，富有地方特色的唯一的正统宗教。其后，随着西藏地方封建割
据势力的不断兴起，西藏佛教也以各自地方的封建割据势力为中心，逐渐形
成许多不同的教派，伴随着地方势力统治的不断更替而几经兴衰。这些不同
的宗教派别，即地方性的宗教集团，与该地区的世俗统治集团，出于各自不
同的政治目的而紧密地结合起来。后者深知宗教“有迷信人心之故，反利用
之，以助政法之所不及”。前者深知如不依赖于世俗集团，其教难行。因而，
① 见《贤者喜宴》7 卷106 页和104 页
① 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

“教依政而行，政恃教而立”。①逐步形成政教合一的制度。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派系十分复杂，如主要教派噶当、萨迦、噶举等，
都有不少的支系。仅噶举一派就有四大派、八小派之分。这些派系都是首先
与本地贵族统治者结为“施主”关系，互相融合。到后来，每个派系都成了
大小不等，但性质差不多的“政教合一”的独立王国。到了13 世纪初，元朝
廓丹太子派大将多达那波进入西藏，选定萨迦派教主八思巴为藏王兼法王，
才基本上结束了分裂局面。
“政教合一”制度从元朝中央政府角度被正式固定下来，是西藏社会进
程中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大事。它的客观作用，一方面是基本统一了整个西
藏地区，结束了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另一方面是从此开始，元朝政府在
西藏设“宣慰使”，加强了在西藏的直接管理，萨迦地方王朝代代直接受封
于元朝政府。同时，由于西藏地区得到统一，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生产开始
有了一定的发展。
由于“政教合一”制度被正式肯定，加之佛教日益深入人心，使新旧教
派势力、僧俗贵族势力之间的斗争出现一个新的特点，即：欲夺得政权，必
须同时夺得教权，或利用佛教取得元朝中央的封赐。这一特点同朗达玛直接
毁弃佛教有显著区别。这说明，此时的佛教已经与政治融合为一，新旧教贵
族势力已经结合为一个完整的统治阶级，他们之间是又勾结又争夺。
萨迦王朝自八思巴至益喜坚赞，共传八代，每代都任元朝“帝师”职，
后因直贡万户长的反叛（1290 年）和萨迦王室因互相争权而致内讧，日趋衰
落，后为噶举派的帕莫主巴万户司徒?强曲坚赞所灭。1354 年，强曲坚赞建
立帕竹王朝于乃东（今山南泽当附近），并派人照例于北京向元顺帝请封，
被封为“大司徒”，命他接管西藏地方政务。
帕竹王朝建立前后，由于西藏社会内部封建经济因素的发展，西藏山南
地区首先出现谿卡（封建庄园），司徒?强曲坚赞非常重视并予大力支持。
王朝建立后，又把这种封建庄园的形式推广到前后藏地区，从此封建庄园在
西藏地区逐步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帕竹法王又在山南
地区建17 个宗，后又陆续增设若干个宗。宗本（县官）由法王直接委派，管
理各庄园。由于各宗本由法王直接选择委派，而这些宗本又切实地对法王负
责，这就加强了西藏地方集权，克服了过去各教派搞独立国，而地方王朝鞭
长莫及的弊瑞，在客观上，对于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的推行起了
促进作用。
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滨变，“政教合一”制度开始进入它的鼎盛时期。

完成“政教合一”

元朝中央政府虽然首次明确肯定“政教合一”制度，但在此后相当长的
时期内，仍是政权大于教权。
充分发展的“政教合一”制度，是在黄教（格鲁派）寺院集团取得完全
的统治权之后才日臻完备的。
从萨迦王朝的晚期，到帕竹王朝历经十二代（1354——1618 年）最后被
藏巴汗王朝所代替。在近三百年中，“政教合一”制度不断发展完善，各派
① 《政教合一谈》，原载《东方杂志》第1 卷6 期

僧俗贵族统治者争夺教政大权的斗争愈演愈烈。
宗教已经被当作麻痹和统治人民的手段，成为争权夺利的敲门砖。
因此，“互争外势，故真学实行之士日渐减少，至不知戒律为何事，寺
院僧侣，尽同俗装”。①僧侣也娶妻生子，和贵族联姻，出现了世袭贵族。这
些人僧不僧，俗不俗，唯以攫取私利为专务。而在上层各个集团之间，则不
断地发动战争，互相侵掠，兼并，乃至饿殍载道，民不聊生。
15 世纪初，宗喀巴创立格鲁派，“敬重戒律”，提倡“苦修”，“不娶
妻，禁饮酒，戒杀生”，“令一切随从弟子，日日谛察自身。倘有误犯，当
即还净”②，并著书释经，到处游说，得到不少贵族农奴主的支持，并且建立
寺院，自成一派。
前面提到，西藏佛教重新兴起之后的一大特点是教派繁多，除四大教派
外，每派内部还分若干派，各教派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而纷争不已，此
消彼长，兴废无常，成为西藏历史政治舞台上的突出景观。相对于其他历史
久远的教派，格鲁派是姗姗来迟者。它也很快就卷入了教派纷争的漩涡中。
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格鲁派一如西藏历史上的其他教派，力求向世俗势
力寻求支持，通过世俗政治军事力量的干预来改善自己在西藏的处境。1578
年，当时的格鲁派领袖人物索南坚措赴青海与明朝顺义王俺答汗会见并受赠
尊号，俺答汗赠给索南坚措的尊号是“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嘛”。
格鲁派寺院上层集团迅即将它作为本派领袖转世传承的尊号，并认这索
南坚措为第三世达赖喇嘛，同时追认根敦坚措为第二世达赖喇嘛，根敦朱巴
为第一世达赖喇嘛。
意味深长的是，1588 年三世达赖圆寂后，西藏格鲁派上层即将俺答汗的
曾孙确定为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四世达赖出自蒙古王公之家，这显然是特
定条件下格鲁派上层与蒙古统治者的一种政治安排。是黄教寺院贵族集团以
一种特殊方式同蒙古军事贵族联结在一起。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地方统治集
团的诞生，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从此，黄教获得了在蒙古族地区广泛传播
与发展的有利条件，迅速取代了蒙古族传统宗教萨满教而成为蒙古社会中占
主体地位的宗教；同时，亦为格鲁派日后在西藏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七世纪初，崛起于后藏的藏巴汗势力迅速膨胀，建立了继帕竹政权之
后统一全藏的地方政权。藏巴汗支持噶玛噶举派，意识到黄教崛起对自己的
严重威胁，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取得政权之前，噶玛派两个支系的法王
都曾到北京朝见元朝皇帝，元帝赐以黑帽和红帽，加封国师，赐印册等。在
取得政权后，则直接利用权势处处挤压黄教，“嫉视黄教，几欲根本灭
除??”，“??藏巴王崇敬噶玛派，对黄教多采抑压之势”①。甚至在四世
达赖死后，按规矩要寻找灵童时，“当时藏巴汗疑达赖诅咒致感多病，即明
令不许达赖再转世，经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全力请求，始准寻觅五世达赖灵
童。”
到十七世纪后半期，黄教五世达赖喇嘛得到清王朝册封，正式掌握西藏
地方宗教事务大权，但还没有一开始就掌握地方政权。此时的西藏地方政权，
几经转移和斗争，却难于久安。
① 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
② 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
① 法尊：《西藏民族政教史》

1975 年，清政府明令由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掌管西藏地方政权，政教
合一制度正式以地方政权的形式确立起来。从此，达赖喇嘛既是黄教的最高
领袖之一，又是原西藏地方政权噶厦政府的首脑，并建立了一套组织系统，
规定了达赖、班禅以下僧俗官员的品位，职称和名额，使僧侣上层和世俗贵
族在政治上达到高度一
黄教掌权之后，先利用政权扩大神权，再利用神权巩固政权，二者互相
为用，造成西藏社会畸形发展，一方面社会发展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和社会
生产极度困苦和落后，另一方面，宗教凌居整个社会之上，僧侣成灾。在政
教合一制度下，宗教实际上变成了政治经济实体，而不只是一种纯意识形态。
附带说一句，在相肖程度上正是由于这种政权与教权的结合，导致了达
赖一度拥有显赫的地位。
前面说过，笔者曾实地走过西藏绝大多数地方，去过上百座寺庙，开始
作为一种好奇，后来才开始作些归纳。这些调查表明，达赖远没有一般人所
认为的那样拥有那么大的宗教影响。
在林周县的达龙寺，寺主告诉我们，他们首先尊奉本教派（噶举）的宗
教领袖。
在措美县的觉吾角寺，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宁玛古寺，现年55 岁的寺主
司达告诉我，宁玛与格鲁过去有些矛盾，现不疏不密，四大教派首先信奉自
己的创始活佛，每个教派都是如此。
在隆子县的桑青寺，这是一个格鲁派的寺庙，71 岁的经师群培加措告诉
笔者，他们过去和现在主要信奉本寺活佛——洛桑单增赤来若杰，过去即不
很相信达赖，现在更无法信任搞分裂的达赖。
在康马县南尼寺，民管会主任洛桑强已指出：达赖槁分裂，闹独立，他
们不把他当作宗教领袖，也不信任他。
在其它一些寺庙，笔者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评论。
由于僧俗封建贵族的紧密结合，使“政教合一”制度进入完备阶段，它
的组织空前完整、统一。僧俗封建阶级对广大农奴的联合专政，使社会发展
停滞，“政教合一”制度阻碍社会进步的弊端日渐明显。
产生三大领主
“政教合一”制度在世界上到了15 世纪即基本消亡。在西藏到了17 世
纪中叶后，日趋僵化、反动。此时的宗教宣传成了一种外壳，“它愈来愈变
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
①。
黄教寺院政权一建立，便首先没收了过去反对、迫害黄教的其他教派及
其所属贵族的土地及农奴，一部分分给黄教大小寺院，一部分分给对黄教有
过贡献的贵族，一部分留作地方政府直接掌管。三大领主由此而生。在这些
封建领地里，领主就是法律，就是教律，他们随意盘剥、残害甚至买卖农奴，
而可怜的农奴则既是鞭子下的奴隶，又是为宗教枷锁桎梏的奴隶。这双重压
迫有效地维护了西藏社会的落后与稳定。凭借政治力量的支持，格鲁派获得
了凌驾于其它教派之上的独尊地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252—253 页

“政教合一”统治集团还以法律的形式，给各黄教寺院规定常年居住的
僧众人数，人数不足，就逼迫农奴出家，如甘丹寺规定僧人数为三千三，色
拉寺为五千五，哲蚌寺为七千七，札什伦布寺为四千四。在规定僧数之内，
由政府统一拨给一定数目的田庄、农户，完全成为寺产，由寺院派专职人员
管理，征收税粮、摊派差役。寺院内等级森严，组织严密，有掌管寺内外教
政事务的堪布，有专管经济收支、毫不过问宗教事务的当家，有专管寺内纪
律的纠察，还有从事杂役的大批佣人。
日本憎人多田等观回忆说，色拉寺设有三名堪布、两名协敖（管理寺院
法规、执法者）和两名吉索（管理经济者），均由达赖喇嘛任命。“当然也
有一些堪布，抱有野心的僧侣，他们向达赖的亲信馈送礼物进行活动。”“为
此，达赖的亲信常常不到一年时间就变得非常富有”。①寺庙的经济事务官吏
胡作非为：“有时这些人硬要将寺院的基金贷给农民并强要20％或30％的利
息。并要求在规定的期限内将利息交给寺院。”②
不论在寺内，还是在封建领地上，农奴和农奴出家的贫苦喇嘛永远被压
在最底层。他们一无所有，只有无力的呻吟和对来生来世的一点点可怜虚幻
的精神安慰。上层喇嘛和封建领主则享有各种为所欲为的特权。

十三世达赖整顿黄教

宗教凌居于整个社会之上，教权与政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结果，是寺
庙上层集团直接成为世俗社会的统治者，寺院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卖官
鬻爵丑闻不绝。
据藏文十三世达赖传所载：因为贪污受贿之风己从西藏政治界侵入到宗
教界，各寺喇嘛不守清规，吃烟、喝酒、嫖妓、赌博或出外作苦工谋生等等，
事态严重，每况愈下，因而引起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注意并严厉进行整顿。
1928 年冬天，达赖风闻现在各大寺院的堪布多为贿买，经典学问一无可
取，特召拉萨上密院堪布罗桑云丹赴布达拉官，由达赖亲自出题考问，结果
堪布不能对答，达赖立即下令革除了该堪布的职务。
1929 年正月，拉萨举行传昭大会，按照过去惯例，每年传昭大会上要考
取十八名拉仁巴格西（系黄教的一种学位），有人密告这年由三大寺提出的
拉仁巴候选人名单，系由三大寺堪布受贿买放，因此达赖亲自参加了传昭大
会，亲自主持拉仁巴的考试，果然发现很多人经典学问太差，根本不够考取
拉仁巴的资格。达赖发现此事以后，除把那些不够资格的拉仁巴候选人斥逐
之外，并严厉处罚了各大寺受贿堪布。
尽管如此，寺庙中的贪污、不守戒律现象，仍然不断发生。
1930 年春，达赖又发现了小昭寺的管庙喇嘛有严重贪污行为，把噶厦拨
给该寺经常在释迹牟尼像前点灯上供的油钱，未按照政府规定上供，大多数
中饱了私囊。达赖指定专人负责，彻查此事，清算账目，追退赃款，并给了
管庙人以严厉处分。
与此同时，达赖又发现了三大寺僧众有不遵教规戒律，胡作乱为的行为，
如憎众参加大经堂诵经和领取布施时，不披僧人的斗篷，达赖下令严厉禁止
① （日）多田等观：《入藏纪行》21 页
② （日）多田等观：《入藏纪行》22 页

此种破坏教规的行为，命令各大寺执行纪律之僧官严行纠察。达赖又下令禁
止三大寺僧众喝酒、吸烟、下棋、化装俗人夜游等破坏戒律的不良行为。该
命令中说：“三界无余众生，应遵守释迦牟尼佛的经律，和三界法王宗喀巴
对显密两宗清理完成的法规，众生固应精进佛法，三大寺僧众尤应遵守三
律，??切戒饮酒、吸烟、下棋、夏天耍林噶游玩，或白天穿僧衣，夜间化
装俗人乱搞等行为。僧人化装到乡间游玩、弹唱歌舞，或依仗权势鱼肉乡民，
皆所不许，望各大寺洛本、格贵等人切实负责，严行纠察，以前犯者既往不
咎，以后犯者从重治罪。”
三大寺喇嘛下乡有两种情况：一部分系贵族家庭出身的喇嘛，在乡下招
妓饮酒，依势欺人；大部分是农奴家庭出身的穷苦喇嘛，因为生活所迫，寺
内发的一点口粮和布施不够维持生活，因此多到乡下去念经乞食。据十三世
达赖传载称：当时达赖听到甘丹寺有许多喇嘛因为衣食不足，背了经卷，分
赴各地村庄念经乞食，达赖对此很不满意，派人到甘丹寺去调查原因，据说
是因为甘丹寺僧人数字不断增加，收入不够支出，僧人口粮和茶水钱都不够。
达赖设法解决了一些粮、钱，交给甘丹寺作为基金，放债收息，以供养僧众。
但由于各大寺庙的权力都掌握在少数贵族家庭出身的上层喇嘛手中，大多数
贫苦喇嘛都出身于农奴和牧奴家庭，他们在寺庙内部依然受上层喇嘛的压迫
剥削，这些粮、钱，本身不多，加上又被上层喇嘛贪污侵占，还是无法解决
问题。
因此，达赖所作的上述各种努力，并没有把黄教整顿起来，相反，情况
是越来越加恶化。1931 年，达赖又向全藏黄教寺院下了一道整顿教律教规的
命令，严禁僧众喝酒、赌博、酗酒打架、跳舞、打石头等恶劣行为，并不许
僧众出外作苦工挣工资，也不许去农村作短工帮助春耕秋收，一切世俗活动，
均不许僧人参加，如有违犯，即以破坏教律教义治罪。
该命令说：“现查三大寺大经堂例行集会中，僧众恒视有无布施决定参
加与否，有布施时即去参加，无布施时就不去参加，这是违犯教义教规的行
为。以后每逢例会，不论有无布施，僧众均须参加，翁则（大经堂内负责领
导诵经之僧官）应严格执行此项命令。”
十三世达赖喇嘛之所以大力整顿黄教，维护教规，一方面反映了西藏黄
教的黄金时代业已过去，已在趋向腐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藏政治与宗教
的关系，维护黄教，就是为了维护西藏统治阶级的利益。①
这段史实，暴露出“政教合一”制度并不是那么“美妙”“神圣”。
“政教合一”制度给西藏社会造成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大量的农奴被
赶出土地、牧场，到寺院里去从事苦役，田地荒芜，人口减少，生产力退化。
奄奄一息的广大农牧奴隶同金壁辉煌的寺院宫殿及少数醉生梦死的上层贵
族，形成了令人吃惊的对比。这也预示“政教合一”制度即将彻底崩溃。
1959 年，人民政府平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然发动的武装叛
乱，清算了他们背叛祖国的罪恶，宣布了“攻教合一”这一政治制度的灭亡。
西藏人民从此摆脱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沉重锁链。不堪回首的政教合一制度从
此在西藏也变成了一个历史的名词。
达赖集团欺骗世人，美化政教合一制度，这种论调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他们将西藏文化等同于宗教文化，妄图以此为政教合一制度招魂，这种伎俩
① 牙含章：《达赖喇嘛传》303—305 页

也是应予揭露的。
我们探讨同宗教有关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应该作一些深入细致的分
析：一个民族信仰了某种宗教后，能影响该民族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但这
并不等于宗教必然浸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使一个民族生活的每一件
事、每一个片断都包含宗教的内容或带上宗教的色彩。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形
成民族特点的一个因素而不是所有因素，民族的宗教生活是民族生活的一部
分而不是全部，以信仰宗教的特点涵盖民族的所有特点是非常片面的。
达赖集团处心积虑用宗教涵盖西藏民族和西藏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为
此不惜否定宗教传入之前藏民族的千年文明，假惺惺地一再声称要恢复西藏
固有的传统宗教文化历史，其政治图谋是不言而喻的。

达赖父亲被毒死

1940 年，十四世达赖坐床，时年仅5 岁，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
在波诡云谲的西藏政治舞台上徒拥尊位，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
是热振活佛力排众议将他发现为十四世达赖。
热振活佛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任掌管政教事务的西藏摄政，一度
曾被国民党政府册封为“辅国普化禅师”。由于热振活佛的鼎力相助并热情
扶持，使拉木登珠得以由一个贫苦孩童一跃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而且，热
振活佛是一位很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有识之士，他经常带众憎徒诵经祈祷，
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祷告。对这种反帝爱国之举，英印帝国主义和西
藏上层亲帝分子极为不满，于是在帝国主义的策划挑动下，热振活佛被以莫
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于1947 年5 月7 日屈死九泉之下。达赖喇嘛的生身父
亲也因与热振活佛交往过密而受诛连，被亲帝的摄政达札等人毒死。风光八
面的达赖，在统治集团政治斗争中一度连自己父亲都救不了。
在热振活佛遇害后，达赖写到：“有时我觉得我在这个事件中也许可以
尽些心力。如果我以某种方式介人，热振寺——西藏最古老、美丽的寺庙之
一，也许就可能避免破坏。总而言之，这整件事情非常愚蠢。”①
达赖自己也承认，西藏最古老、美丽的寺庙，毁于西藏地方政府——自
称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之手。这一点也许可以反映出：旧西藏内部不择手段的
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已到了何等地步，同时也折射出：旧西藏绝非宗教乐土。
达赖父亲在政治斗争中被毒死，暴露了分裂分子手段的残忍，对于达赖
本人来说，也实在是不光彩的事，于是，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又玩起了拿
手好戏：篡改历史。
同否认格达活佛遇害一样，分裂势力一再表白：达赖父亲死得很正常，
热振活佛也不是被毒死的。

原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处长英文秘书柳升棋老人，叙述
了他所了解的达赖父亲被害情形。
1947 年初，国府驻藏办事处突然接到佛公（对达赖父亲的尊称）病逝的
讣告。在办事处人员的心目中，50 多岁的佛公身体康健，一向很少病痛，因
而对他的去世颇感突然，代理办事处事务的陈锡璋，遂率员前往吊唁。
与佛母见面后，他们本欲详细询问佛公的病因和有关情况，谁知佛母回
① 《达赖喇嘛自传》37 页

答得异常简短，说是“忽然得了急病，医治无效就过世了。”此后，对佛公
病死之事便缄口不提，顾左右而言他。他们感觉其间似乎有什么微妙的隐情，
又向佛公的女婿、达赖的姐夫黄国桢等家人打探，结果他们的回答，均和佛
母一样，躲闪回避，对佛公之死，“讳莫加深”。
依西藏惯例，佛公的尸体被抬出城外，送往山上的天葬场。在那里，他
的尸体被肢解，剁碎，抛撒，接着，被铺天盖地而来的鹰鹫，啄食殆尽。此
后，家人要为他点上49 天的酥油灯。
不久，有传闻说：佛公的确染有小恙，喇嘛们曾为之颂经驱邪，扎了纸
人，把所谓的“魔鬼”引到纸人身上，然后把纸人抬到拉萨河边烧掉。德国
人哈雷还曾建议请英国商务代办处的医生，为佛公进行诊断，但遭到佛公家
人的拒绝。因为以往这类小病，念念经或让藏医看看，也就好了。可此时摄
政达札的大管家到佛公家，送来一剂汤药，佛公服用后就突然身亡。国府办
事处有心印证此事，无奈佛公家人始终守口如瓶，于是佛公死因更令人狐疑。
佛公与达札的龃龉，在西藏上层不是什么秘密。他出生在青海，对内地
有较深的感情，因自己的四子被选为13 世达赖的转世灵童，移家西藏。初到
时，摄理西藏政务的热振活佛，主倡与内地中央保持良好关系，因之有了一
段民国以来西藏与内地的“蜜月”时期。但达札继热振摄政后，偏倚英印，
与内地关系又趋恶化。
达札的行径，引起佛公的极度不满。他出身寒微，质朴而心直口快，没
有什么政治意识和手腕，对内地中央的感念，对热振的眷怀，对达札的不满，
溢于言表，自然遭到达札的嫉恨。
特别是佛公因自幼生长在青海，除了会安多土话外，就会讲西北土话，
说不好藏语，和拉萨的贵族们交谈，要靠儿子洛桑三旦作翻译。因此他更喜
欢同内地人聊天，没有语言障碍，办事处处长的官员都同他有过往。
自1944 年后，让位的原摄政热振，一再向达札暗示复位的意图，暗中的
争斗随之加剧。佛公虽无实权，但身份地位尊贵显赫，他心向热振，对达札
与热振进行较量是不利的。而在权利争斗和排斥异己方面，达札一伙向来是
不择手段的。
佛公之于内地，有种不断的情丝。他背着亲帝分裂势力，让国府办事处
沈宗廉安排达赖二哥嘉乐顿珠去南京学习，并且主要目的是学习汉语文。嘉
乐顿珠90 年代回忆说，我14 岁时，父亲让我去内地学习，在南京学习了5
年时间。自然，分裂势力对此恨得咬牙切齿。正是因了有这层背景，关于佛
公突然去世的传闻，办事处的人总感到并非空穴来风。①
牙含章老人，是一位精通藏文，治学严谨，深受尊重的学者，他对藏文
史料和清代关于西藏问题档案作了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与热振关系密切的十四世达赖的父亲祁却才仁也被亲帝分裂势力毒死。”②


达赖关于政教合一的言论


十四世达赖近来一再宣称，他并不主张复辟政教合一的封建旧制度，并且开始否认他主张西藏独立，甚至说他从未要求过西藏独立，主张无条件与中央政府谈判，而中央政府拒绝了他的多次呼吁。



① 《西陲寒云黯雪山——柳升棋谈国府驻藏办事处拉萨的最后岁月》，《知情者说》

　　西方反华舆论对此一再谴责中国政府拒绝谈判，甚至一些好心的朋友也加入了劝说的行列。
戏演得很像，可惜，这不是真的。
1964 年 3 月 10 日，达赖在达兰萨拉集会上明确宜称： “实现西藏独立的原则，不单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政教合一的自由独立。
政教合一独立的获得者本身要走向政教合一的道路，这样今生和来世都有了寄托。我们大家共同享用政教合一的生活，很有必要。最近在召开佛协会议时，大家认识到了走政教合一之路的目的。因此，每个人都应作出自己的贡献。”①
　　达赖公开叱责一些信徒“我们是佛教徒，不懂世间事”的说法，强调“虽然是佛教徒，但同样必须走政教合一之路”。②
　　1965 年，他说：“有些人以为作为一名佛教徒，法和世道不能同时并进；而关心政治的人则认为政治上虽懂得不错，但宗教方面的知识很差，因而产生为难情绪，可我觉得以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政教合一是可以办得到的。” “要走这样的政教合一道路，既要懂得宗教，又要懂得政治。如若我们不懂得两者结合的两种情况，那么空喊政教合一是无益处的，同时，要做到政教合一也是不可能的。”③
1966 年，他在同样的纪念集会上讲：“下面略谈我们（流亡）政府性质
问题。我们的政府既是政教合一的政府，又是人民民主的政府。??我们政府的这一性质，广大僧俗男女老少都必须懂得。”
为了给听众打气，达赖宣称：“假如我们努力奋斗，获得独立不是没有
希望的，可以完全相信最后胜利属于我们。”①
　　好像深怕人们不理解他教为政用的用心，他特别指出：“西藏光有宗教不行，还要政治上的自由，没有政治上的自由，宗教也会衰败的。”②
“境内六七十岁的藏人只关心宗教而不去关心政治；三四十岁的人关心
一点政治，但还是不够”，“对这些认识不够，这是很不幸的”。“藏人只是一个劲地信仰宗教，使我觉得像泄了气一样”。③
达赖要求：“我丹增嘉措所吐露的全部想法，希望大家牢记在心里。”
大概觉得自己说得口沫横飞，跟随者却始终不多，他又鼓动：“只有我达赖一个人站出来讲话，人家就会认为，‘西藏人都满足了’，达赖作为一个僧人反倒很难满足。”④
直到 1990 年，他们在鼓吹西藏独立。
　　“我们为实现独立，已经奋斗了 31 年，但我们知道独立不是轻而易举就 能实现的，而是非常艰难。”⑤
达赖不同时期的不同讲话确实有些变化，但那只是变色龙的适应环境，而非复辟愿望有了任何改变。
1974 年，美国中止援助给了达赖很大的刺激，他除继续鼓吹西藏独立 外，讲话调子有些奇怪的变化：
　　“在过去一年中，世界情况发生了各种变化。有些变化似乎有利于我们， 有的变化似乎不利于我们。”“直到今天，大家斗志很高，竭尽全力，今后 我们要为实现西藏独立，增强斗志，努力奋斗。”
　　“有朝一日，我们将重返西藏，那时，我们所走的路肯定是社会主义道 路，而不会走旧的道路，也不会走向经济上一个剥削和压迫另一个的社会。 如果不是这样，西藏境内的广大人民和在目前那样一种社会情况下成长起来 的人们也不会答应。我本人百分之百反对贫富不均匀的社会现象。”①
1983 年达赖在讲话中承认： “在过去的历史中，我们藏人把自己所有的能力都集中于佛教上，而对
发展物质方面并没有考虑多少。主要由于见识不广，思想狭隘，而不是藏人 不会发展。”②
　　“我们西藏的旧社会是一个农奴制度的落后社会，我们并没有说是进步 的。”③
　　1992 年 11 月 20 日，达赖先作声明，他没有复辟旧社会的打算。接着表 示：“他马上就是要六十岁了。六十到七十、八十、九十，最多我也只能活 九十岁，因此，我们这一代人要从现在起用二十年或三十年，有步骤地实现 西藏政教并行的民主国度的计划。”④他特别指出，“如果作不到这一点，是 很危险的。”
1991 年达赖的讲话又泄漏了重大天机：
　　“我们藏民族现有的数量与历史记载的数量相比，为什么减少了很多？ 其原因之一，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卫生条件，其二，是我们的僧尼之多。别的 人即使认识到这个因素也不敢讲出来，而我有责任不得不讲这些话。”①
有了这两段自白，人们或许会问：（1）旧西藏是否还是最美好的，最神
圣的统治制度？（2）共产党是否屠杀了 120 万藏人呢？达赖没有讲。 从我们引用达赖的这些亲口讲话表明：达赖确实要想恢复政教合一的统
治，确实在图谋西藏独立。否认是徒劳的。只不过社会进步了。形势变化太
大了，再公开宣称政教合一，公开号召西藏独立，在策略上大大的不利，于 是，达赖开始绕着圈子讲：要恢复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恢复西藏的传统宗 教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旧西藏的一切，特别是达赖本人至高无上的统治 权力，都是不能改变的，都是必须恢复的。
昌都地区八宿县有个色普寺，该寺主持仁增，旺堆去印度，见到了达赖，
达赖让他告诉僧众，“如果你们去喊西藏独立，就有说不尽的恩惠，闹独立 的寺庙赏赐三四万元钱，闹独立的人死了可超渡再生，也不用下地狱。”
在这种情况下，能谈判些什么呢？ 难道达赖还能否定他不想复辟旧制度吗？



① 达赖 1964 年 3 月 10 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
② 达赖 1964 年 3 月 10 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
① 达赖 1965 年 3 月 10 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
② 达赖 1965 年 3 月 10 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
③ 1986 年达赖在荷兰藏胞集会上的讲话
④ 1986 年达赖在荷兰藏胞集合上的讲话
⑤ 达赖 1990 年 3 月 10 日在达兰萨拉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