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村支书来长办事，陪他吃了一顿饭，一边吃一边聊天，了解了一些村里的近况，饭毕送他下楼，望着他远去的身影，不禁又想起了三十年前我们的大队干部。

    我们大队是我们公社比较小的一个大队，一般的大队有10个生产队1000多号人，而我们大队只有6个生产队400来号人，管辖的范围也很小，不到1平方公里，小大队也有小大队的好处，就是矛盾少便于管理。三十年前，我们大队的干部只有4人：大队支书、革委会主任、大队会计和妇女主任。

     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与我同姓，辈分比我高两辈，我应该叫他爷爷，但他的妻子又是我奶奶的亲侄女，从这边称呼却又只比我高一辈，有点尴尬。虽然我们是亲戚关系，但我们家并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好处，没有一个人当过生产队长，有时甚至还吃亏。支书本人比较老实，但能力一般，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家里建房子没有经过公社批准就砍伐了生产队的树木，挨了公社干部的批评，但无关紧要。支书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曾经在村里呼风唤雨，可以今年召集村里的所有伙伴孤立甲，于是甲这一年就非常孤独，上学、上山砍柴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第二年甲被解禁，他又召集大家孤立乙，这样的情形在上个世纪70年代持续了很多年；二儿子比我大三岁，与我在一中一起读了三年高中，不过运气不好，考了三次都没有考上大学，最后只得回家。

    大队革委会主任姓谢，与我是异姓，是外来户，具体从哪里搬迁过来的我没有打听，但我们那里并不排外。谢是一个大家庭，共有5个兄弟，他的哥哥是我的老师，也就是我以前在博客中提及的那位憨厚的谢老师，但谢主任比他的哥哥谢老师灵泛多了，深得公社干部的器重，30出头就被当作年轻干部重点培养，再后来还成了我们大队的一把手支部书记，谢主任变成了谢支书。谢的个子很高，是我们大队篮球队的中锋，那时我们大队的篮球队是整个公社最强的。谢也比较随和，尤其对我们家更没有成见，因为他无偿占用了我家一块宅基地建灶屋。谢支书有三个儿子，个个虎头虎脑，90年代初期，他又占用了我们生产队一块丘田建房子，当然，这次不能再无偿占用了，向政府交了相关费用。谢支书现在已经60多了，早就从支部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享受天伦之乐。

    大队会计也比我高两辈，按道理70年代的农村是没有什么帐可记的，不需要什么会计，当时我们村唯一的收入是有一个辗米厂，每天可以有几块钱收入需要记帐。会计还有一个职责就是村里的收发员，大队的报纸和社员们的信件都送到会计家，那时我们大队只订了两张报纸：《人民日报》和《湖南日报》。会计有3个儿子，信件来了以后，他们就把信上的邮票撕下来，按道理这是违法的，但当时我们国家都没有法，不管这个，再说老百姓也并不在乎那张邮票。我与会计的两个儿子是同学，经常去他家玩，他们常常给我一些邮票，几年下来也积攒了不少，可惜我后来没有保存下来，都是文革时期的邮票，珍贵啊！

    大队妇女主任姓王，当时30出头，是半边户，丈夫在外地工作，家里条件比较好，房子也是我们大队最好的，有一儿一女，比较幸福。王主任人也很好，经常到各家各户做妇女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也做一些家庭内部矛盾或外部矛盾的调解工作，后来还被大家选举为村委会主任，现在也退居二线了。

    这就是我们大队三十年前的干部。。

 （题图：我们老家那个村的活动室，这块地曾经是我家的自留地，三十年前种过蔬菜）

纪念改革开放30年——我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