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南通专区同全国各地一样，由于连续三年困难时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其困难。就在这“三年困难时期”恢复期的1963年春，王一香同志随周一峰同志从省里调至南通地委工作，周一峰同志时任省委常委、副省长，到南通地委担任地委书记，王一香同志时任省农业厅厅长，到南通地委担任副书记，协助周一峰同志主持全面工作。着重分管农村、农业工作。一香同志善于高屋建瓴，着眼全局，既从战略上提出问题，又能从南通的实际出发，科学指导农村、农业工作。他一到南通便与一峰同志商量，坚持以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和农业经济内部结构为主线，全身心地抓好两件大事：一是下大力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下大力改善生产条件，大力组织粮棉生产，向国家多作贡献。在一香同志的积极建议下，1963年地委提出了“粮棉并举，突出棉花，带动多种经济全面发展，实现粮棉双高产，向国家作出双贡献”的农业生产方针，把棉花生产作为一项突出的任务来抓。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从地委到县、区、社各级干部深入实际，多点示范，把粮棉互相促进的经验推广到广大群众中去。实践表明，突出棉花，带动粮食，变粮棉相互矛盾为相互促进，实现了以粮保棉、以棉促粮，粮棉双丰收、双高产，带动了其他作物和副业生产全面发展。当时在南通棉区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老棉区既要实现棉花高产，给国家提供大量的商品棉，又要实现粮食高产，做到粮食自给，怎么办？一香同志紧紧抓住启东这个点不放，并善于运用典型经验推动全盘。启东县是全国重点产棉县，摸索出了一套粮棉并举、互相促进的办法，较好地掌握了粮棉生产的规律，形成了一种合理的轮作制度，实现了粮食棉花双丰收、双高产，启东最早实现“百斤皮棉县”，1964年全县皮棉亩产131斤，粮食亩产832斤。南通地委及时总结启东的经验，并由东向西全面推开。

　　一香同志在领导农村工作的工作方法上，不是靠坐办公室发号施令，而是深入实际，进行面对面指导。1963年遇到少有的长期阴雨天，中伏已过，由于连续阴雨使棉花所结的早桃、伏桃全部霉烂、脱落，棉花只疯长不结桃，干部、棉农和农技员都认为当年棉花减产已成定局，丰收无望，普遍存在悲观失望情绪。一香同志深入到启东、如东等县，多次召开座谈会，商讨对策，集中的焦点是如何在棉花已失去中下部棉桃后，加紧培植，争取秋桃盖顶，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三项措施。他还在田头操作示范，很快将这三条措施在全专区推开、落实，结果是绝处逢生，这一年棉花夺得高产，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在此之后，1964年又获得大丰收，全区粮棉产量比1963年分别增长23.4%、57.4%，第一次粮食亩产超《纲要》，皮棉亩产超百斤，粮食变历年差进为略有差出。1964年南通地委专题向省委作出《关于一九六四年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省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批语指出：南通地委的报告是一份领导夺取粮棉双丰收的经验总结。1965年3月12日《新华日报》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南通地委的报告，并发表了社论。

　　在1964年全国第三次棉花生产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表扬了“启东是粮棉双高产双贡献的旗帜”，称秦素萍同志为夺高产的“棉花姑娘”，并把她叫到身边询问棉花高产的状况和经验。1965年3月12日，《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社论《产棉区要力争粮棉双高产》，号召全国棉区学启东。一版大篇幅刊登了启东县副县长秦素萍的文章《启东粮棉高产的来历》，轰动全国。

　　（二）

　　长时期同一香同志接触，有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他的许多看法和见解超乎寻常。

　　一香同志具有“胜不骄，败不馁”的领导气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总是心很热，头脑很冷静，从来没有被成绩醉倒，也没有被困难吓倒。在受到中央和省委的表扬之后，在一香同志的主持下，全专区开展了以各级领导破三自（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破“三老”（老棉区的老思想、老习惯、老经验），立“三心”（增产信心、高产雄心、学先进虚心），学启东、赶启东、超启东为主要内容的比学赶帮运动，发动群众总结成绩，普查漏洞，制订措施，上上下下从“难”考虑问题，从“严”提出措施，从“实”进行工作。一次我随他去启东检查工作，没有先到县委，而是先到地委的点上大兴公社七大队，跑田头走户头，听取意见，发现基层干部在表扬声中有一些松懈情绪，突出的表现是放松棉花田间管理，许多棉花长成了高脚苗，我拔了几把高脚苗随他赶到县委，他要县委书记刘仲侯同志把在家的常委、副县长都召集起来，要我把几把高脚苗放在会议桌上。一香同志说，中央的表扬既是鼓舞更是鞭策，现在的问题不是看不到成绩，而是在成绩面前有点麻痹松懈了，在赞扬声中是停滞还是前进，正是考验我们县委的时候。启东县委立即采取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同时派人赴慈溪、荆州和常熟等地学习。

　　一香同志喜欢听真话，不听假话，既听喜，更听忧，从不文过饰非。一次我在南通县调研，发现一些干部弄虚作假，作表面文章。我写了一篇短文，列举了弄虚作假的种种现象及其危害，投寄到华东局主办的内部刊物——《华东通讯》，很快刊登了，标题是《此风不可长！》。这不是表扬而是批评，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向一香同志报告了，他没有批评我“家丑外扬了”，反而表扬我说：“写得好，明天开县委书记会议，把这期《华东通讯》发给大家，给他们一点辣椒吃吃。全听好话，要误大事。”这件事给我教育很深，从心底里佩服一香同志这位开明的领导。

　　一香同志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善于把上面精神同南通的实际结合起来，我记得他从省委开会回来，从来不是“雷厉风行”直接开会贯彻，而是先下去调查研究，弄清下面的实际情况，在吃透上头和下头的基础上贯彻上面精神。他在南通工作期间，很少呆在机关，从不陷入“文山会海”，大部分时间奔波在农村。海安里下河地区一直是粮食主产区，一香同志经过深入调研，大胆提出扩种部分湖桑等经济作物的设想，为今天海安茧丝绸的大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他每次下乡都是轻车简从，我经常随他下去，汽车只开到县城，然后换骑自行车到公社（乡、镇）、大队检查工作。几年来几乎跑遍了全区268个乡（镇），一些区、乡干部和植棉能手的名字他都叫得出。他时刻把农民的喜忧哀乐放在心上，经常走村串户，访贫问苦，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深得农民的颂扬。

　　（三）

　　一香同志在南通工作，从不以“权”树“威”，而是以“德”树“威”，以道德修养，以高尚的人格，赢得同志们的信任和爱戴。他躬身做“官”，当人民的公仆，为人民的利益尽心尽力；他有思想有思路，出的主意管用，抓工作很深、很细、很实；他全身心扑在事业上，不图名、不图利，从正厅长到地区当副职，从无怨言，一干就是十四年。我遇到许多认识一香的同志，都认为在他那里没有协调不了的矛盾，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待人诚恳，和而不俗，确实有一种君子和而不同的风格，既坚持原则，又能和睦相处，反对无原则的苟同。

　　但是，在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的60年代中后期，一香同志的这种处事风格也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非议，认为是缺乏阶级观念，有“好人主义”倾向。有位县委书记在地委开会时敢于提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他同地委领导“顶”，批评一香同志“不讲原则”，一香同志认为，“他在会上当面‘顶’，回去照执行，这是好的。让人讲话是发扬民主，有人以为我的解释是帮他开脱、无原则，其实我是坚持原则的，他‘顶’得对，我接受，他‘顶’得不对，我坚持，他回去照执行。”

　　“文革”浩劫，一香同志表现了坚强、冷静、勇于负责和巧妙周旋的领导才能，表现出一位领导干部在非常时期的坚定信念和高贵品质。在危难之时，他还关心同志，爱护同志。地委一位领导同志被造反派“揪走”，几天不归，一香同志焦急万分，一再同我说，一定尽快打听到他的下落，并组织营救。一次地委机关召开千人批斗大会，批斗地委秘书长，说什么隐藏了“黑材料”，要开除其党籍，逼着地委常委一一上台表态，当轮到一香同志表态时，他理直气壮地说：“他是秘书长，我是主持工作的副书记，是他的领导，如果要开除他的党籍，应当首先开除我的党籍。”这两句话，脱口而出，可分量很重，表明了一位领导干部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勇气和敢于负责、保护下属的高贵品德。此事距今40年，人们谈起仍然肃然起敬。

　　一香同志是当了一辈子好官，做了一辈子好人。我同南通人民一样十分敬重一香同志，无限怀念一香同志，永远记住一香同志所创下的业绩和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