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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如何评判梁武帝萧衍抵制贺琛劝谏的?

(2021-04-19 07:25:39)
标签:

司马光

梁武帝

贺琛进谏

梁武帝拒谏

分类: 史记、家春秋、五代史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九记载: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这是本书作者司马光对梁武帝结局的整体评价。梁高祖之不终,是指他在晚年做了许多不利国利民的事情,所以,不得善终,没有像正常人一样寿终正寝,生老病死。这是有道理的,事出有因,咎由自取。

梁武帝萧衍是南梁的开国皇帝,称帝初期很勤政,很纳谏,善用才,有很强的政治领导力和非凡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论政治见识和军事才能,政绩显著,可为一代雄主。纵观梁武帝一身表现,大半身是非常精彩和成功。但到了晚年,需要开拓国家事业时期,他却开始怠于政事,沉溺佛教,盲目招用人才,引狼入室(纳魏国降将侯景,反叛),困于叛军之中,处境悽惨。一个不可一世的大英雄,最终居然被活活饿死于台城,这种闻所未闻的结局,与他早年的光辉形象很不匹配

那么,梁武帝晚年做错了什么事情,司马光又是怎样评判、驳斥他的狡辩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梁武帝公元502年至公元549年,在位47年。公元545年,在他称帝后的第44年,散骑常侍贺琛,见梁武帝信佛益盛,更得引用私人,搅乱朝政等,不忍缄默,向皇上书,论事四种不利于国家治理的不良现象:

    第一,贺琛认为,税赋沉重,要遏制官员的贪腐现象,要给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指出州催逼郡,郡搜刮县,互相搔扰,横征暴敛,百姓不堪重压,流离失所,这难道不是州郡长官的过错,上面来的使者,也渔猎搜刮百姓,地方长官更加强暴狡诈,贪婪剥削。

    第二,贵族官僚生活奢靡违纪乱法,官吏风行奢侈糜烂的风俗,酒宴喜庆竟相攀比奢华,花费百两黄金,还不够一次酒宴钱,官员违背道义,贪得无厌,加倍攫取,侵吞百姓财物,至于淫侈之事,数不胜数。

    第三,用人不善,贪官污吏遍布朝廷。那些才识短浅的气量狭獈小人,靠近你,启奏你,是想骗取您的信任,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他们的作为,表面上虽然似乎在奉公办事,实际上是更加实现了他的作威作福,结果犯罪者日益增多。

    第四,徭役过多,朝廷与地方官府建设速度快、花费大。应该精减事务,节省花费,国家应该聚集资财,凡应京师官府、衙门、市肆以及朝廷仪仗、武事装备,地方上的屯戍、驿传、地方官衙等,应该革除的,就要革除它,应该削减的,就要削减掉它。兴建的工程有不急需的,征收的赋税劳役有可以暂缓的,都应该停止减省,以节约开销,让百姓得到休息,以图国富民强,事业远大。

此四种良现象,并非空穴来巢,是确实存在的。如梁主晚年,大兴土木,巧立名目,建造寺庙,达到高峰,寺庙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建有大受敬寺、大智度寺、光宅寺、开善寺……,专家曾统计,南梁建造寺院2846所,有僧尼82700之多,梁主竟然扳依佛教,特在京城建康筑起“泰同寺”,先后四次亲幸寺中,他居然披服缁衣,跌坐薄圃,扮作一个老和尚,自号三宝奴,叫做“舍身为僧”。他一会叫公卿以下出钱替他赎身还宫,一会又舍身同泰寺,一会戴毘卢芦帽,一会穿黄袈裟,亲升法座,经常不肯还宫,只肯群臣出钱奉赎,才会表请返驾。由于梁主好佛,上行下效,士大夫争相空谈,不习武事。

由于梁主无端佞佛,只好将政事搁起,逐渐使朝纲废弛,中书舍人朱异,宵小弄权,辩能惑主,紊乱朝纪,广纳贿赂,蒙蔽宫廷,园宅玩好,饮膳声色,均极华备,梁主非常宠眷,言听计从,赏罚无章,隐身乱祸。

 贺琛所陈“四事”,讲的都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大道理,提意见的路子是非常正的,没有什么刺耳的语言,态度诚恳,没有阴阳怪气的态度,言辞温和,顾及脸面,不指名道姓,提意见的目的也是为国家好,贺琛是站在国家,从宏观的角度,指出国家所存在的问题,提醒皇上引起警惕,进行一些反思。贺琛自己也向梁主表态道,“我真诚希望能达到公平效果,革除小人妄进谗言的邪恶念头,以使全国上下安定,消除侥幸心理带来的忧患”。

  对于贺琛的好言进谏,梁主并没有拿出明主的姿态,正视现实,好好思考如何从国家利益出发,针对存在问题,制订法纪,采取措施,加以改进。而是出乎意料地大怒,似有暴跳如雷的样子,当着贺琛面,大摆自己为政的功劳,说也的陈奏增添了麻烦与迷惑,对所陈之事,反而开展反批评,逐一进行反击与辩解,企图让贺琛的谏言变成一封实名举报信他诘责贺琛,要他明说,据实指陈,不得徒托空言,应指出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婪残酷,某位尚书、兰台奸诈虚滑?渔猎百姓的皇上,姓叫什么?从谁在那里夺取?给了谁?如果你能指出这些,我就能杀掉、罢免他们,再选择好的人才。

尤其是对贺琛所说的奢侈淫靡这种社会风气的批评更加愤怒,因为,梁武帝怀疑是针对他本人的。他说,联常思本身作则,生活不奢华,很节俭,已绝房事三十余年,只有一张床,没有奢华的装饰,不钦酒,不好音,雕饰各物,从未入宫,朝廷会同,只吃蔬菜素食,每天只吃一顿饭,我做将军打仗的时候,腰围十尺,现在瘦得只剩下二尺,以前的腰带还在,不信你可以拿去看看,至于士大夫家里的奢侈,我也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查看。

对于贺琛提出的省事息费问题,梁主也要他指出究竟何事宜省,何事宜息,国容戒备,如何减省,屯传邸治,如何裁并,卧室客厅和兴造非急,何处征求可缓,都要具实以闻,不得空作漫语。

总之,梁主根本听不进贺琛的奏陈,用谎言狡辩否认自己所犯的过失或罪行,拒绝承认或认可。态度蛮横,咄咄逼人,没有丝毫的诚意,全面拒谏。他做事心虚,强词夺理,表功在先,伪装慈善,充作节俭,其实他的所谓绝房事三十年、吃素食等都是他幸寺,过僧人生活所造成的,并非他的节俭。他一味要求贺琛不得空言,就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巴,堵塞贤臣的言路,不让他提意见。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不朽巨著,书中充斥着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其中,为数较多地评价了具有反面教育意义的帝王将相,司马光花了浓墨重彩去描述和研究,对于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贤臣,都是给予表扬,但对于那些不听谏言,拒不接受和采纳郡臣正确意见的君主,都进行了无情的批评与揭露,以警示为政者。贺琛与梁武帝之舌便是如此。

司马光把失败与梁武帝不愿听取别人意见直接联系起来,对梁武帝之死没有给予一丝的同情,反而说他心胸狭獈,拒绝别人提意见,最后,引狼入室,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反而害了自己性命,完全是咎由自取。

司马光客观而严肃地说,对于贺琛的进谏,可以说还没有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而梁武帝却已经勃然大怒,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要求指名道姓举报出来,质问贺琛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项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扰他,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责备他。

司马光指出,梁武帝自认为每顿饭只吃蔬菜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已经具备了为君之道,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了,对于大臣的规劝,认为全不值得去听取。像这样,那么其余比贺琛的进谏更恳切、直率、激烈的话,谁还敢去对他说呢!因此,奸佞小人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他也不知道,声名受辱,自身危亡,国家颠覆,祭祀断绝,被千古人怜悯讥笑,难道他不很悲哀吗?梁武帝的教训难道不深刻吗?,不引起为政者警觉吗?司马光对梁武帝的批评是多么忠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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