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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2013,走过时光的通道

(2014-01-03 23: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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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走过时光的通道

编者的话

  2013已至尾声,有人觉得这一年过得快,也有人觉得这一年度得慢。或许光阴就是如此:同样的流转,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与感受不同,相同的岁月便刻上了不同的印记,世界便因此丰富多彩起来。

  值此岁末之际,“大地副刊”向身在天南海北的几位作家约稿,请他们讲述各自的“2013”故事。较之世界的丰富广博,这也许只是一束光影、几缕履痕,但在时光的通道里,却印刻着我们共通的某些记忆与感受。

  

    一个广场的演变

  上海 赵丽宏

  上海的陕西南路上,有一个地方在我的记忆中无法被抹去。也许有些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个名字,40岁以上的上海人,却一定记得这个地方:文化广场。

  此地最初曾是法租界的跑狗场。当年外国人牵着狗来这里赛跑的景象,现代人已经难以想象。这里被称为文化广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广场是上海最大的文艺演出场所。我们这一辈人青少年时代的很多文化记忆,都和文化广场有关。能去文化广场看一场演出,是一件大事,会激动好几天。那时以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剧场,上万人坐在剧场里看演出,鼓掌声可以用“排山倒海”来形容。记得有一次在这里看大型滑稽戏《活菩萨》,坐在后排,看不清舞台上人物的神态表情,也听不清剧中人说些什么,却还是从头坐到结束。在一个热爱文艺的孩子看来,哪怕就是在这个名为“文化广场”的地方坐坐,也是一件雅事。在这里看戏,其实效果不佳,听音乐,看歌舞,效果就要好得多。我在这里看过大型歌舞《赤道战鼓》,虽然坐得靠后,却感觉舞台上的风云际会和激情歌舞,似乎触手可及。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广场成了“造反”和“革命”的地方,“造反派”在这里集会,各种各样的批斗会也在这里举行。印象中最惊心的一次,是在这里批斗上海文化界的名人,还通过电视直播。巴金、贺绿汀、黄佐临、袁雪芬和上海很多文化名人同台挨斗,谩骂和侮辱的口号,在这个被冠之以“文化”的广场中轰鸣。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文化广场若有记忆,一定也会以这段历史为耻辱。

  “文革”结束后,文化广场又恢复了演出的功能。这里经常举办音乐会,有时也放电影。我在这里听过日本歌手佐田雅治的演唱会,听过很多场交响音乐会。曾经风靡一时的日本故事片《追捕》,我就是在文化广场看的。一万多人坐在巨大的场子里,静静地看演出,听音乐,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广场结束了它的演出功能。巨大的剧场,拆除了舞台和座椅,成了一个空荡荡的大仓库。不过文化广场的名字,仍然被上海人叫着。这里有时会办一些展览会,记得我曾带儿子在这里参观一个关于恐龙的展览。巨大的马门溪龙骨架陈列于昔日的剧场,在孩子们惊讶的目光中昂首沉思,让人顿感时空的变幻和倒错。

  这里后来变成了上海最大的花市。花市比一些乏味的展览更吸引人,这里仍然是我爱去的地方。被分隔成一家家花店的大剧场里,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鲜花,五彩芬芳,清香袭人,不买花,在花海中走走看看,也让人心情愉悦。每年春节前,我总要到花市中买回一大把腊梅和天竺,第二天骑着自行车分送给父母和亲戚朋友,让大家感受春天的芬芳。文化广场变成花市,虽然有点奇怪,但不失诗意。

  终于有一天,那个有着巨大屋顶的古旧建筑在爆炸声中崩塌。这里,开始筹建一个现代化的音乐广场。两年前,花园中悄然耸立起中国第一个专门演出音乐剧的大剧场。被废弃了多年的文化广场,终于又恢复了它昔日曾有过的文化功能。这个剧场,据说是世界上最大、最深、座位最多的地下剧场。经过复兴路和陕西南路时,远观那被绿荫覆盖的白色屋顶,像波涛中驶来的航船,也像一条跃出水面的白鲸,让人期待屋顶下面将会飘旋出美妙的音乐。

  这两年,我常常去文化广场听音乐会,也看过法国的芭蕾和用上海话演出的话剧。坐在幽深的剧场中,沉浸在艺术的氛围中,心中被牵引出来的,却是大半个世纪来发生在这里的种种往事。世事的变迁,人间的沧桑,在这里衍化成艺术的旋律。

  

    去读诗吧

  海南 蒋子丹

  读诗之于我,是一种很奢侈的事情。虽然从小就有抄写诗歌的习惯,在很年轻的时候,也做过当诗人的梦,但我必须承认我离诗歌其实很远:迄今为止只在三十年前发表过一首诗,曾经能够默写背诵的诗歌经典,如今也只记得不多的一些断句残章。

  然而在2013年,读诗这么奢侈的事情却一再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从苏东坡到里尔克,书柜里能找出来的诗集悉数翻看之后,还到网上书店去搜了几本来读。最后获得了两个感想:一是经典就是经典,无人可以撼动;二是什么样的年龄,就会找到什么样的诗歌为伴。第一句是尽人皆知的道理,说出来几乎等于废话。第二句或可列出几句子丑寅卯来。

  诗言志,诗亦言情,作者的情志跟诗歌密不可分,依我的体会,读诗的质量同样跟读者的情志密不可分,你的志向与心情,会左右你的眼睛,在浩如烟海的诗歌中,找出在当下最能触动你的诗句,以及能够让你引为高山流水级知音的诗人。回顾我读诗的经历,这个结论有根有据。要是把我自己读诗的量用曲线标记出来,1986年和2013年一定大大高于其他年份。这两年在我的经历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回想起来,1986年大约算得是新时期文学大跃进的一年,也是让所有文学青年们都很亢奋的一年。我也很亢奋,除了文学杂志编辑的工作,让我很投入也很享受之外,小说一篇篇写着,顺利地发表出来,然后就马上有了出集子的机会。生命的天空每天都亮得让人炫目,没有阴天也没有云雾,一切都笼罩在光明之中。可是有一天,我读到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这些诗忽然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天真与浅薄。“死后的早上/屋里一片忙乱/打扫干净心房/收拾起爱情/我们不再使用/直到永恒”。我也不知道,这样的诗句怎么会如此强烈地吸引了自己。也许这是我第一次正视文学中的死亡,从而印证了我对死亡的想象,跟她的描述一模一样。我想是她的诗歌催熟了我的内心,使它由单一的热情变得沉郁了许多。这一年,我用她的一句诗“昨天已经古老”,作了小说处女集的书名。

  一晃二十七年过去。2013年几乎一整年的时候里,我真正目睹了死亡说时漫长、那时猝不及防的过程。一个与我虽未有着血缘关系,但情感上相当亲密的姐姐罹患肺癌,让我见证了一个尚未衰老、非常顽强的生命之凋谢。有那么多的时日,她曾无助地望着我,我也只能无奈地看着她,看她一步步走向彼岸。两个月前,她彻底解脱了自己,却把一个灰暗的背影留在我的生活中。我变得前所未有地涣散,甚至于倦怠,而内心又对自己十分不满。在这个时候,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句像子弹一样,一颗颗射中了我:“最残酷最痛苦的监狱/是没有四壁的”“什么是死亡?在女人的子宫/和大地的子宫间/运行的班车”“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据说,仿效是容易的/噢,但愿我能仿效大海”……我读着它们,走出了心的牢笼,至少在眼下走出了死亡的阴影。

  阅读的经验给了我一个结论:假如你的感觉太好,去读诗吧;假如你的感觉太坏,去读诗吧!阿多尼斯还说过:“诗歌终结的时代,不过是另一种死亡。”你信吗?我信。

  

  西  一件小事

  四川 阿来

  我在西湖边行走,看春天初到时节,滋润柔软的湖光山色,以及初放的海棠与樱花。赏心悦目之后,打算进城去,寻一点当地的饮食。一路上,没有什么可看的,便看广告,看着看着,心里便不舒服起来。因为其中的一则广告。

  那是一个刚去世不久的画家的画展的广告。这样的画展其实就是卖画,或卖画的铺垫。我喜欢这个画家,因为他的画,因为他始终如一的探索精神,因为他在画作不断被拍出高价时,依然过着淡泊朴素的艺术家的生活,因为他画作之外那些严肃动人的随笔。这个画展的广告语却用这位去世画家的口吻很谄媚地说:想念我了,就来看我。那位画家若还在世,绝不会允许自己用这样的口吻,来邀集这个俗世的关注。可见,准备展出他画作的人,并不懂他。因此想到艺术在我们这个拜物比较疯狂的社会中的命运,不禁生出强烈的惆怅。

  湖光山色与春天花朵引起的愉悦便减少了许多。

  就这样信步走在这个城市,被不同的心情与感受缠绕时,我来到了一个路口。

  这个路口,没有红绿灯,但有一条斑马线,是允许行人过街的地方。通常,行人走到这样的街口,就应该紧张起来了。在这条钢铁躯壳的大小汽车风驰电掣的车流中,作为一个行人,要去到街道那边是不容易的。你得在时密时疏的车流中找到一个空当,在左顾右盼中来一次小小的冒险,才能把自己的身体搬运到马路对面。

  当我来在这样一个路口,要在车流中寻找一个空当的专注,使我把刚才的愉快与不愉快都迅速抛在脑后了。一辆辆闪闪发光的轿车从面前飞驰而过,带起的风扑在脸上,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警告。马路上正是高峰时间,我几乎找不到期望中的空当。就在我打算再步行一段,找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时,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公交车停在了斑马线前。然后,我看到司机正在对我挥手示意,我懂了,他是在告诉我,请过去吧。但我还在犹豫,也就是说,我并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是真的。这时,因为这辆公交车的示范作用,其它经过路口的车也停了下来。公交车司机再次挥手,这回我知道,我可以正经地享受一下交通法规所授予的路权了。我过了马路,几个像我一样的游客也过了马路。

  站在路边,回看重又奔腾的车流,感到暖洋洋的阳光照在身上,身体内部有什么被唤醒了,那是另一种温暖。

  我想说,这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时时处处的,我们的社会总是在小事情小细节上缺少温情,所以,这么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却能给一个旅人在一个陌生城市里一种特别的温暖。

  我甚至生出期待,也许不久,这样的情形会在所有的路口出现,在别的城市出现。这似乎很容易,但容易的事情偏偏就是不容易出现。

  这篇小文章,其实是抄袭了鲁迅文章的题目。也许是因为那篇文章也是讲人与车的,也是中国马路上的事情。不止一代中国人,在课堂上熟读过这篇文章,说不定还有上千万的人写过这篇文章的读后感。但是,当我们坐进那辆有着亮闪闪钢铁躯壳的汽车,而貌似强大,或者自感富有时,那些曾经有过的善念,有时竟离我们远去了。

  

    走了老陶,烂了香蕉

  辽宁 王充闾

  这一筐香蕉,是云南省文联一位文友特意带过来送给老陶的,可是,电话挂了个遍,老陶却杳无踪影,最后找到了我。我是满口答应,代为转交。因为我知道,岁尾年初,老陶是绝对不会外出的——他有脱不开身的“急务”。

  所谓急务,就是专门书写贺年卡。他练得一手秀洁端丽的小楷书法,每年一到这时候,市政府以及所属部门,就会找他用毛笔书写贺卡。什么事都讲究“规格”,贺卡自然也不例外:层次最高的是由领导(或秘书)提供词语,书家恭楷缮写,着意题好上下款;次一等的,印刷体的现成拜年话,上下款毛笔填写;一般的由办公人员在普通贺卡上代领导签名或盖个印章;等而下之的,领导名也不签,只在信封外面写上收信人。老陶干的活,属于前两种。由于找他的部门多、领导多,对象远及海外,上达京师,因而数量也多得惊人。

  说来,贺年卡的时兴,起码也有20年了;近年更趋红火,“跑部”“上省”的激增,对外、对台港澳发的贺卡也呈翻番之势。可别小瞧这张纸片,有它在前面引路,再见面话题就有了。为此,市内竟有几家公司挂牌,专门承揽印制、书写业务,俨然成为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这里有个机制——各单位的一把手收贺卡自然最多;而在那些主管人、财、物、证的部门,分管领导必须尽先送到,但同为副职,漏了谁也不好;还有掌握实权的业务处室。这就形成了一个链条。

  在本市,生意最好的是妹夫在政府办当副主任的老范。除了包揽写字,他还经营贺卡印制,可谓左右逢源。2009年冒了个新高,印制了上百万张,销售一空。听说有个街道办事处被摊派2000张,使了吃奶的劲,也只发出一百六七十张,剩下的就都堆放在扫雪工具仓库里。可是,事有不测,老范竟在一个小事上砸了锅。原来,这年正逢己丑。“范书法家”以为,现在时兴繁体字,那么,“己丑”不是应该写成“己醜”吗?特别是寄往港澳台的,若是用简化字,岂不“掉价儿”!于是,这年凡是由他书写的,包括那些寄给高级领导和重要人士的,都一律写成了“己醜年”。发出之前,没有谁提出疑义。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澳门一位客商打来电话予以指谬。这才引起了领导的重视,让办公室工作人员分别用10台电话,一一向收信人纠正、道歉。绝大多数都回答说:“没注意呀!”因为人家根本没把贺卡当回事,成百上千的,有的甚至没有启封,就扔进垃圾桶了。

  这也提醒我们,发放那些东西纯粹是形式主义。由于缺乏真情实感,所以也没人看,凭空浪费公款,浪费纸张(须知,那些特制贺卡,都是高档竹、木浆纸呀),浪费人力,可谓劳民伤财。这种“走形式”的做法,其实古已有之。见诸宋人笔记的:京城过年,有一士人不想每家每户亲自拜访,便想出一个偷懒主意,自己先写好祝福卡片,然后吩咐仆人每到一被访之家,便在那家门口放上一张,随手敲门,却不等门开,赶快溜走,意在让主人以为他亲自来拜访过。后来,这种作伪行径还是被人拆穿了。

  由于出了纰漏,致使范家丢了生意;这样,我的文友老陶便颖脱囊中,崭露头角。政府办主任亲自接见,向他部署了任务,说:“此事关乎发展大局,我们不差钱。一定要高端、气派、上档次,纸张要高档,印制要精良,字体要秀美。”名曰彰显本地形象,实为联络领导感情,此乃花公家钱办私人事之范例也。可在老陶听来,却如纶音佛旨一般,立即着手研究改进贺卡样式,加大标准尺寸,扩展咖啡、墨绿、深紫、猩红等色彩模式。纸片型之外,又增加了立体型、烫金型、绸缎型,最高品位的每张可值六七十元。“功夫不负苦心人”,连续三年,赚了个钵满盆满。由于任务完成得出色,春节过后,政府及所属有关部门的办公室主任,还联席宴请一番,也算是名利双收。

  可是,今年生意却暗淡了。老陶在家一直等到了12月中旬,仍然门庭冷落。而他的风湿症又发作了,整天是胯骨酸、膝盖痛,夜间无法入睡。于是,就领着老伴到熊岳温泉洗汤去了。他一走了事,只是那一筐香蕉,眼看着变黑霉烂,又叫我如何处置?

  

    有高铁的日子

  湖北 刘醒龙

  这两年,朋友来武汉,或者自己去外地,在一起说着话,总会情不自禁地提到高铁。而我也特别愿意与他们聊高铁。谈起高铁,就像谈自己开的汽车,自己种的菜地和花草,自己写的满意与不甚满意的文字。

  朋友圈内都晓得我不爱坐飞机,因为我天生不敢“登”得太高。偶尔坐一次都是实在没办法。最近一次是前年从太原去杭州,因正赶上沙尘暴,飞机起飞时的那个难受劲儿,让我在近两年时间里再也没有乘飞机出行。去年到今年,多次接到云南、贵州、西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等地的邀请,一想到去那些地方只能乘飞机,心里就打了退堂鼓。飞机不敢坐,火车又太慢和太乱,有些地方有事不得不去,就只好开车,譬如去泸州、亳州、宁波和武威,路途较远,好在我喜欢开车时那个酷劲,只是来来回回,耗时较多,有些不划算。

  因为如此,我现在喜欢与朋友开玩笑,说中国高速铁路是为我这种德性的人设计制造的。甚至与他们说,等高铁修到你们那里了,我才能去你们那里走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年我敢于不坐飞机也是被高铁惯的。待在武汉这地方,能切身感受到100多年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机遇,一是民国时期京汉铁路的开通,二是共和国时期长江大桥的修建,三是现如今像蜘蛛网一样向全国各地辐射出去的高铁。

  汽车没有改变我。过去与现在我仍旧是那个安于写作的奇葩宅男。

  电脑也没有改变我。过去与现在我仍旧是不与太多光怪陆离事物或时尚风潮亲密接触。

  然而,高铁改变了我。首先高铁让我深深喜欢上自己所在的城市。曾经,自己是何等不客气地批评甚至批判这座城市的恶俗与落伍。然而几乎是一夜之间,武汉就成了出行极为便捷的高铁运行之所,其车行天下的优雅气质,也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城市形象,更是改变了我因为不愿意坐飞机而尽量减少出行的习惯。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我都关上手机闭关写作,就是这种誓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也没办法阻止我乘高铁去广州三个来回,去南京三个来回,去北京一个来回,去上海一个来回,去济南一个来回,去长沙一个来回,加上从武汉至太原,从西安至武汉各一趟,还有已经买好了票,因故不得不退票的往北京等地的好几个来回。最漂亮的一次是去中山大学办讲座,早上出门,到广州吃过午饭,小睡一阵,下午两点半开讲,讲座结束后,又上高铁回武汉,晚上11点,又是习惯中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景象,以至于家人都怪怪地望着我,好像我根本没去过广州一样。

  高铁更让我改变了写作习惯,写作多年,成稿的多是大部头,相对而言,随笔散文一类的小稿子,因为觉得时间上不合算,常常想写又不愿意写。坐上高铁感觉就不同了,四五小时车程,独自一人时,只用来打盹太可惜,正好打开电脑,用上两三个小时,足以写成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与朋友们聊起这些,也有不以为然的,说飞机也能做到这样,候机时,飞行时都能写一写。但朋友也承认,候机时不管是飞机正点还是延误,总令人心神不定害怕耽搁,飞行途中更是如此,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提醒说是遇到气流,小心颠簸,让人收起小桌板和电子设备,在这种环境里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高铁改变了武汉自不待言,高铁正在改变中国,也是不争的事实。当中国的高铁从哈尔滨通达到深圳市,从上海延伸到成都,先前那些诅咒的声音也像是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大概是那些人实在不好意思再违反常识,肆意歪曲在3000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奔驰的高铁,与在300公里的日本新干线上跑着的快速列车是一回事。由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再过些年,崛起的中国将因为这项改变世界的伟大贡献而真正受到世界的尊敬。

    据《 人民日报 》( 2013年12月30日   24 版)注:标题系博主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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