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雀》到《立春》，顾长卫与李樯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近似于“五代”和“六代”的艺术观对话，两者分别将乐观理想主义和悲观理想主义、文革情结和文艺气质融合到影片中，分割出《立春》中无形的裂痕。而在两代影人共同营造的理想主义神话中，观影者与创作者一到经历了由慕春到伤春，由渴望到叹惋的寻梦旅程。最后在现实主义的境遇中跌落的是一个碎裂的理想主义影像。

   理想/宿命   平衡叙事的断裂

    编剧李樯原剧本塑造的是一组人物群像，讲述的是具有不同价值观的青年人追逐理想的奋斗过程，在命运轨迹上并不是统一的。但是在电影中，王彩玲摇身变成了主人公，其他人物断裂的叙事只能通过王的关系而得以间接揭示，这就必然导致了电影版本人物命运轨迹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统一。

    王彩玲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尊理想主义者塑像。从外表看她丑而平庸，但是从精神层面看，她是美而高尚的。戏剧性的生活使王彩玲经历了由神—人—女人的蜕变过程。生活中的王彩玲有着自己特殊的平衡哲学，她自视清高、孤独冷漠又自欺欺人，变态的优越感给了她一个异于常人的位置。“我一贫如洗，又不好看，但老天爷给了我一幅好嗓子，我一定能唱到巴黎歌剧院”。这种平衡是王彩玲满足其卑微自尊的盾牌；也是其对抗窘迫生活境遇的保护色；更是作者对偏爱人物所流露出的自恋态度。

    影片用光线书写，用诗意营造一份唯美理想主义田园，王彩玲就生活在其中。从周瑜拜师为其美妙的歌声陶醉产生追求的念头到黄四宝受到她神一样的指引感受艺术的圣境，从隔壁老师投来艳羡的目光到周围人群中潜在的非议。王彩玲似乎从不关心世俗，而是沉醉于寻梦光影中感受着自己的快乐。她是一个追随理想主义的虔诚信徒，她永远忠于自己的理想；她又是理想的启蒙者，带领迷茫中的众生超越困境，使她一出场便成为了“神”一样的人物。

    但是，在苦行僧般的理想追逐中，荒谬生活和王彩玲开了个玩笑。她精心构筑的远大理想和爱情憧憬却被自己引领的迷路者—黄四宝瞬间摧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王彩玲从神坛跳向了祭坛，迎接她的是一个新的开始—人的重生。

    回归于人的位置，王彩玲不仅能用缥缈的理想来支撑自己，更重要的是她会用“在别人拒绝自己之前先拒绝别人” 的方式，在失衡的生活中重新获得平衡。因此，她貌似坦然地面对自己被黄四宝的抛弃，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周瑜的追求，婉然谢绝了胡金泉假结婚的救助。在现实生活的境遇中，王彩玲用自觉改变的方式对抗异化。她主动地选择自己的行走轨迹，纵然在苦难与波折中，也能不断比照他人，自觉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向。从美容改变自己—女性身份觉醒到回家探望—与孤独母亲的情感认同，最后到领养女儿—回归女人（母亲）身份，创作者用理想的外衣和宿命论的内核策划着王彩玲的命运走向，使具有蜕变能力的王彩玲从人又回归到女人。

    扮演王彩玲的蒋雯丽说：“很多电影都是在讲一个人经过努力后成功的故事。王彩玲的故事则更深入一层，因为她的理想没有实现。我们可以去追寻，但实现不了，或者终有一天实现梦想后却不快乐，那时怎么办？我们的电影提出了这样的价值观：王彩玲没有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她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快乐的。”

    创作者的倾向直接导致了人物命运的发展走向。与其说王彩玲是在不断追求理想中感受到快乐的话，不如说王彩玲是在宿命论的包围下不断妥协的悲剧。因为，同王彩玲对理想追求的疯癫、痴迷相反，创作者又给了观众另外一个视角，那就是旁观者的他怜。黄四宝对王彩玲神圣的瓦解；周瑜对王彩玲清高的还原；胡金泉对王彩玲处境的怜悯；邻居教师对王彩玲世俗的比照。这些角度都让我们从他者的视角观看王彩玲的可怜、可悲、可笑。作者提供了多种角度，使观影者可以变换位置检视自己的价值观，但其实质都是在用男权主义视角衡量一个女性的价值和尊严，用宿命论瓦解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我与崇高。

    同化/异化  理想主义者的覆没

    影片虽然没有完整展现了一组理想主义者的群像，但是从他们断裂的形象中却依然可以看到三类人。黄四宝、周瑜、贝贝是都是“伪理想主义者”的代表，也是被生活所同化的人。在充满诱惑的生活面前，他们很容易掉入世俗的陷阱，迷失自我、不择手段、贪图名利。黄四宝落魄街头，周瑜庸俗生活，贝贝下跪致歉，创作者终没有让他们取得进入“理想圣殿”的入场券，而是用“鄙夷的眼光”让他们成为茫茫人海中的一个可怜的过客。

    影片中有两个颇为相似却又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同样为高雅艺术的执着追随者，同样遭遇艺术曲高和寡的尴尬，同样遭受世俗的偏见和非议，以歌剧事业为终身至爱的王彩玲和以芭蕾舞为生的胡金泉陌路相遇，但是，乐观理想主义和悲观理想主义两种态度给了两人完全不同的命运。

    胡金泉则是异化者的典型。影片用相对完整的叙事段落诠释了胡金泉一个悲观理想主义者的异化。从演出中的遭受冷遇到排练中被工会主席的“侮辱性赞扬”，从日常生活中的人性扭曲到以极端的方式毁灭自己，胡金泉在现实的生活窘境中迷失了自我。糅合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滞后的文化观念和觉醒的个人主义，胡金泉不可逃避地成了夹缝中的牺牲者。大雪中顾影自怜，镜像中人格分裂，胡金泉在狭小的光区里成为被黑暗吞噬中的孤独舞者，但是最为悲哀和荒诞的是他在监狱中却获得新生。

    王彩玲是“乐观理想主义”的典型代表。她没有选择“伪理想主义”的趋势附利，也没有选择“悲观理想主义”的不与世俗同谋，而是选择了具有主动蜕变的方式使自己强行容入群体。

    王：“你和世俗水火不容，但是我不甘平庸，有一天实在受不了，一咬牙，找个人嫁了，我不是神”；

    胡：“实际上，谁都在劫难逃”；

    王：“既然你是这个命，你就得担待”；

    同是理想主义的追逐者，一个是悲观的自弃式的，一个是乐观的自恋式的。两个人对话不仅将不同的价值观念充分揭示，又好似展开一个人的两面对话。他们惺惺相惜却有无法互救，理想主义的幻灭使两个人殊途同归。

    理想之都/逃离之岛  文革美学的蔓延

   《立春》中，时代背景非常简化，我们似乎只能从“户籍制度”、“治安联防”、“BP机”“粉红色的回忆”等具有时代特征的现象和印记中推测故事发生的时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中国。编剧李墙的想法原是在一个小城市的繁华街道，大喇叭里哗哗的是崔健的歌，摩托车突突突，整个城市像支亢奋的游击队一样，但顾长卫只是让挤满自行车的人流静静淌过，喇叭里传出王彩玲的歌剧，失真的空间营造没有还原时代却勾起人对文革年代的记忆。文革中阴影未消的压抑扭曲了人物性格，蠢蠢欲动的原始欲望从个人主义觉醒的青年身上释放出来。他们混合在一起却格格不入，就像严肃而搞笑的台词，让人模糊了他们本应指代的身份。

    另外，在影片中创作者还精心营造了两个社区。一个是众人纷纷逃离的落后、封闭的、充满压抑的孤岛；另一个是文明、开放的、充满希望的理想之都。但是，虚化的背景让我们只能从大众夸张的行为中去判断价值观念，去感受这个充满压抑和隔绝的时代环境，去想像压抑者的苦闷，去认同逃离者的决绝。中空的支撑留给观众的似乎是一个悬置的空间，那就是文革阴影黑暗的笼罩。错位的时空观导致了特殊一代主人公精神气质的缺失，使现代化进程中，激进与保守、压抑与躁动、渴望与叛逃等矛盾人格未能得以真实呈现，而压抑中急于释放，孤立中寻求庇护，绝境中寻求再生的“受迫害者”性格却成为无数理想青年不顾一切奔北京的内趋力，宿命论又必然导致他们的逃离将以失败告终。尘埃落定，当青春成为一场幻景，怀旧的情结开始蔓延，当作者精心构筑的理想主义者化身—王彩玲的缺憾终于在想像中得到满足，创作者邀请观众一道向过往的青春行注目礼，使我们和自己苦难的过去进行了和解。

    走入《立春》，我们进入王彩玲的世界中解剖自己；走出《立春》，我们在矛盾的情绪中面对未来。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向这些理想主义灵魂致敬还是默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