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此刻仍然能够感染到当时的那股兴奋，当我偶然听到小赵老师的父亲居然是位作家的时候。我还以为作家是很遥远的，即便赤峰有，大概L旗也不会有；即便L旗有，大概也不会出入于市井。现在忽然得知作家的千金竟然与自己同事

余华 现实一种，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我已经能理解为什么很多孩子一见到歌星就会那么激动了。何况初中的几年，也曾隐约地幻想把写好作文作为一种追求，如今终于有了向作家索要签名的机会，自然是不肯错过的。

囊中羞涩，没有集全五本大作，只是拜读了最近的《红杏》。《情未了》当然也不错，可以让我更能了解一个身边的作家。谁让《红杏》的封面模特是我漂亮的小师傅呢。顺便讨好一下老师，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作为学生的心理吧。

不过我一直对乡土文学有成见。这句话的口气似乎挺大，好像通览过各个流派的作品似的。其实我没有读过几本书，用手指头数不过来，加上脚趾头也肯定够用了。仅就看过的一点东西来说，总觉得乡土文学比较浅，不够精致、细腻余华 长篇小说，不够深邃，一直怀疑赵树理不过是浪得虚名。即使卡夫卡的《城堡》、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把我看得晕头转向、不明就里，仍然认为这才是好东西，可见以前是太做作了。而内心里也清楚，萧红的《呼兰河传》是好的，余华的《活着》是好的（桂花告诫牛志文的方式是否源于《活着》中家珍告诫福贵的方式呢？），它们甚至是我看过的屈指可数的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分。当然，它们的内容虽然有关于乡土，却未必是乡土文学，至少还没有人这样定义它们——我对各种文学流派概念的理解几乎为零。

及至读了《红杏》才知道，其实小说也可以有十分轻松的一种，很流畅地，没有艰涩的文字，没有迂回的思想，没有复杂的结构。读者不必绞尽脑汁去猜测主人公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可能的寓意余华 兄弟 读后感，不必费心劳力地揣摩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正主题。《红杏》的作者可能受了评书的影响（古代的章回小说自然也是评书式的），书里有说书的痕迹。说书就注定晦涩不了，所有的人和事都清晰地展现出来，而且一定有生动的故事来吸引读者。即如“解救女工”一章。小说最出彩的还是语言吧。方言俚语，信手拈来，没有扎实的实地生活积累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不是赤峰人，也很难彻底领会那些方言的妙处，就像《鹿鼎记》无法译成外文一样。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不仅增添了趣味，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起了重要作用。最受惠于此的应该是唐小抠，这也算共识了。

似乎仍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初看到内容简介中说，小说表现的是一个新时代基层干部的形象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心里便有些失落起来。不可否认，我对政治更有成见，一直认为政治和文学是敌人。政治是约束的，文学是放纵的；政治是刻板的，文学是活泼的。如果文学对某一个政权俯首帖耳，它首先就成了囚徒。无论怎么说，红杏作为一个农村女子，没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怎么满嘴都是官腔呢？再一个成见：让人物在故事的进展中逐步丰满起来，应该比一开始就把他赤裸裸地摆列出来更有意思吧？

作家在写作以前，肯定积累了很多材料，有的材料单独看上去虽然不错，如果连缀在整部作品中就会是赘肉悬疣。“老牛吃嫩草”一章确实很有趣，却与前后的章节难以连贯，只是再次表现了红杏的聪明、热情、负责而已。即使是“解救女工”一章，因为过于传奇

余华全集，也显得突兀了。另外，脾气那么火爆的周通在得知红杏与杨春有染后，没有去杀了杨春已经让人意外，后来竟然纵容甚至给二人的约会创造条件就更加不能理解了。而周妈妈和红杏的感情再好，怎么会帮助偷情回来的红杏一起数落自己的儿子呢？或许作者自有一番考虑；或许所有的作家都是痛苦的，作品不被理解也就罢了，有的甚至生出曲意来。而那一个个用词、标点乃至停顿，都可能有独特的用意，有不好明道的所指，可惜旁人总是不甚了了。

“红杏出墙”有两个意思，作家更侧重于表现原意，即红杏具有怎样的美貌和才干，而于现行通用意、于“人性”方面表现较少。编辑在荐言中提到“情洒伊甸园”一章，可能他看重的也正是这一章的“人性”吧。这时的红杏才完整地呈现出了一个年轻女子所应有的情和欲的一面。作家似乎也有意于用周通总是强行“行使自己作为丈夫的权利”这一情节，来揭示周通隐密的行为动因，可惜未能深挖，否则，我们会看到一个更为丰富的周通，也会对红杏的不堪给予更多的同情。当然，通过对性爱的描写来展现最全面的人物，表达作者最确切的态度，已经是讨巧并且屡试不爽的了。而我更喜欢“变化”一章中张少庭的片段。他那种受制于妻子、却在别的女人点醒下做出的尝试性反抗的行为和心理相当吸引人，是我以为全书最好的部分。看到后来，我很担心小说会勉强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尾因而落入俗套，幸好作家没有这样做，给了人们杨春将会回来的希望，也与全书轻快的节奏合了拍。至于小说的叙述中偶尔出现的“新闻报道”式的段落，大概与作者长期从事新闻写作有关，这该是新闻写作的负面影响，而电视新闻的写作恐怕更会让人缩手缩脚。

可是，如果红杏的事业不那么顺利呢？如果她真的被陈少德得逞了呢？如果周通不死于意外而没有为梁杨的爱情扫清障碍呢？现实中，人的困窘是回避不掉的。面对窘境，我们逃离、挣扎，即使是漠然视之，平静外表遮掩下的心里未必不是如沸汤滚水一般。或许作家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只要能不动声色地把它们表现出来——正像人们不动声色地掩饰痛苦一样，对世人来说，至少也是一种慰藉。我并不是说不正面痛苦的作家就不深刻。戏曲有上百种，如果因为喜欢京剧就说昆曲不好，那未免过于狭隘了。而真的作此改变的话，恐怕《红杏》也就不是山林或者乡土文学了。

因为与作家不相识，所以才敢放肆；说出些行外话来，不怕贻笑大方，也不怕坏了交情。就像面对饭店里的一道菜，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对它品头论足，而要评论的人自己下厨，恐怕连一道水果沙拉也拌不出来。反过来说，这也是我们作为食客和读者的优势。至少我不会像作家的朋友那样只是说几句客气话，甚至连客气话也说不好，像孙书林先生，居然讲了那么多可笑的观点出来。

《红杏》在书店不打折，如果作者不吝墨宝，肯为我题上几个字，也一定不会打折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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