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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雪峰回忆:毛岸英、毛岸青与董健吾

(2009-12-03 11: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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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

情报系统

董健吾

上海

冯雪峰

分类: 收藏

冯雪峰回忆:毛岸英、毛岸青与董健吾

                                       王金昌

 

冯雪峰回忆:毛岸英、毛岸青与董健吾 

冯雪峰回忆:毛岸英、毛岸青与董健吾

冯雪峰回忆:毛岸英、毛岸青与董健吾

冯雪峰回忆:毛岸英、毛岸青与董健吾

    早些年,《炎黄春秋》在一篇“揭秘:张学良救护毛岸英兄弟秘密逃往苏联”文中,绘声绘色地:“张学良对董健吾说,‘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指董健吾的一个孩子及岸英、岸青---王金昌注)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表示同意,张学良又说:‘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健吾,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作好出国的准备。”

    将张学良、李杜做为送岸英、岸青赴莫斯科的策划与主角是值得质疑的。

    一是,送毛泽东两个孩子(岸英、岸青)赴苏经过,这在冯雪峰1968年回忆材料中写的很清楚,义勇军将领李杜和共产党员杨承芳一道陪岸英、岸青到巴黎(康生在巴黎会见了李杜)是事实,但李杜去是想同莫斯科的我们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目的是得到苏联的支援(如供给军火)。岸英、岸青是冯雪峰交给杨承芳负责带去的,是康生从巴黎将岸英、岸青带到苏联。

    二是,冯雪峰的回忆里虽没提到岸英、岸青赴苏费用,但从冯雪峰的回忆里可以看出,在上海的党组织是付了岸英、岸青的在上海的寄托费用的。由此可想,党组织也是有能力付出岸英、岸青赴苏费用的。

    冯雪峰在1968年写的材料中说,“主席两个孩子(指岸英、岸青---王金昌注)从30年起就由上海党组织寄在董健吾那里,据我了解是事实,我到上海时两上孩子就住在他那里。”

    因此,回忆岸英、岸青在上海及赴莫斯科就不得不介绍冯雪峰与董健吾等。

    冯雪峰在1968年写的材料里,是这样回忆董健吾及交往经过的:

    我于36年4月中旬从瓦窑堡动身,中间通过东北军,到西安是4月20日或21日到,到上海是4月25日。到西安是去找一个禁烟委员会(地址和这禁烟委员的名字我都已忘记),董健吾在那里等我,董即同我同火车到上海。

   董健吾(当时化名周XX)在我印象里好象36年4月上旬到过瓦窑堡,我已记不起,我动身前是否在瓦窑堡同他见过面,如果在瓦窑堡未同他见过面,则到西安找他的关系和地址,一定是总理交给我的。

    我到西安同董健吾联系上并同他同火车到上海。到上海后,我也由于他的关系同徐强(老金,当时是党员,原上海情报系统留下的情报人员,他当时还联系有几个情报关系和情报工作的党员)取得了联系。据我当时所了解,董健吾以前做过牧师,可能在30年时已同在上海的党中央的情报方面或互济会方面有联系,他是否曾经入党,我不了解(1979年落实政策时确认:董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王金昌注);36年我到上海时,我只认为他是过去情报系统留下的一个关系。我也曾经猜想过他可能曾经是一个“特殊的党员”(我过去听说过,有这种“特殊的党员”称“秘密党员”,不过组织生活,他当时没有对我提起过他的组织关系问题,我也没有问过他和解决过董的组织关系的问题,我也没有向总理请示过这个问题。)

    在我现在留下的印象,36年时董健吾早已不做牧师,也没有别的什么职业,但他和各方面的关系似乎相当多,他同国民党某些官僚大概也有关系,只记得他好象同孔祥熙派中人有关系,他在36年4月上旬到过陕北,据说是孔祥熙要他进陕北探听我们的态度的,但孔祥熙去探听我们的态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以及他怎样进陕北,我现在都已弄不清楚,也许我当时是清楚的,后来忘了,我现在总回忆不起来,他同孔祥熙下面的谁有关系,我现在也一点说不上来,我到上海后同孔祥熙方面未有过直接联系和解决过问题,可能他当时同孔祥熙方面有点联系,我就叫他去联系,而以后并没有什么结果,我也过后就忘了当时的情况了。

    36年董健吾同徐强(老金)有联系是确实的,我到上海后,董就归我直接联系,从此董同徐就没有关系,我到上海前徐同董有联系(但他们相互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住址),可能是以前承接下来的,但谁在过去领导徐强,我也不清楚,也许徐强对我说起过,我忘记了。

    据董健吾对我说,34年35年间,上海中央局某几个重要领导人(我已不记得他们的名字,董当时说也只是代名和绰号如“胖子”之类,由于我都不认识也猜不到是谁,听后也就忘了)都在他家里住过,后来他们设法弄到船票到国外去了。(这可能是事实,因如这在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之后,但这几个“重要”领导人究竟是谁,我后来一直没有听说过,到现在也仍然不清楚)。

    董健吾当时住的石库门二开间二层楼的房子(地点当时公共租界西藏路以西泥城桥一带),据说在过去是党给的房租,全家每月开销总在当时货币二百元以上。

    主席两个孩子(岸英、岸青)从30年起就由上海党组织寄在他那里,据我了解是事实,我到上海时两上孩子就住在他那里。

    我们到上海后的5月到7月之间,到他家的次数较多,也偶然在他家住过一天两天,他的女儿(中学生)还给我做过几次交通。他曾对我说过,我可以住在他那里,说在他家里是绝对安全的。我当初对他,一方面相当相信他,一方面也有警惕,因为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我都不了解。我到上海后曾给过一笔相当数目大的钱,记得是他说起他已欠下了房租等相当大的债而后给的,同时也因为两个孩子(指岸英、岸青---王金昌注)寄在他家里,我认为应该给的。以后也给过几次,不过记得数目都不大。

    我到上海后的两个月之间,他是起过作用的,例如,我经过他联系上徐强(老金)的关系,我也从他那里了解到上海和其他方面的某些情况,也利用过他的社会关系(例如马路某古董铺)做临时联系和谈话的地点,他也做过交通和联系的工作。

    他是青浦人,高大身材,36年大概四十多岁。

    李杜的关系怎样交到我手里,我总追忆不起来。最大可能是由董健吾交到我这里来的,但也可能是从沈钧儒、章乃器或宋庆龄处转来的。我记得我到上海后不久,大概36年5月中旬,李杜已经同我联上关系,我同他谈话大概有二、三次,地点就在四马路一家古董店(董健吾的关系)的楼上。李杜的义勇军在东北,他找党的关系,想同莫斯科的我们的党组织取得联系,目的是得到苏联的支援(如供给军火)。我当时派了杨承芳(我到上海后已有联系的一个同志原来总工会方面有关系的党员),带了他到巴黎去找同莫斯科联系的关系,因为杨承芳认识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中的人。我记得李杜同杨承芳从上海动身去巴黎是在36年5月下旬,两个孩子也确实是我交给杨承芳负责带去的。

    李杜和杨承芳从巴黎回上海是在七月或八月初。他们只到巴黎为止,未到莫斯科,他们到巴黎由杨承芳在巴黎找到了关系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后,是康生从莫斯科到巴黎来同李杜谈了话的,两个孩子(岸英、岸青)就由康生同志带到莫斯科去。根据当时杨承芳向我汇报,我现在还记得的一点是:当时康生认为李杜不是那么可信任的,所以虽然不拒绝同他联系,但也不能肯定地答应他什么。李杜回上海后同我见过一次面,只谈到他同莫斯科的中国党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没有谈到接洽了一些什么事情。好象他就回东北去了,以后我同他就没有再联系。

   关于我送李杜到巴黎去同莫斯科联系的事情及经过我当时报告过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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