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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禄阁遗址附近的一段往事

(2020-06-24 15: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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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天禄阁遗址附近的一段往事

天禄阁遗址附近的一段往事

商子雍

      西安图书馆位于西安北门外北二环以北,附近不远处,就是汉代天禄阁的遗址。下面要追忆的这一段往事,就发生在距天禄阁遗址不远的西安图书馆里。

图书馆打来电话

      (2007年)9月上旬,接到西安图书馆一位先生的电话,说是他们的天禄讲坛国庆黄金周期间要办几次讲座,张弥馆长希望我能承担其中一次的讲课任务。我回答说:你们张馆长这一次怎么这么客气?过去他要我去讲课,都是硬性摊派,像生产队长给社员派活儿似的,可从来没用过“希望”这个词儿啊!

      过了几天,图书馆又打来电话,告诉我讲课的时间是10月4日下午两点半,并要我告知一下讲课的题目。事毕,这位先生对我说:“商老师,4号那天,你自己打车过来吧,我们馆长不能去接你了。”“为什么?”“他走了。”“他去哪儿了?”“他走了……”

      噢!张弥走了,张弥走了……

      我和张弥,是那种几乎没有任何“私交”的朋友,十几年来,除过在政协一起开会、考察和我去图书馆讲课,唯一的一次非“公务”活动,是两个月前他请我吃晚饭;而且,就连这么一次罕见的私人聚会,也带有很大的“公务”色彩——张弥给我讲了一件他亲历的事儿,要我就此事写一篇评论文章(看,张馆长又给我派活儿了)。但遗憾的是,那一天,在张弥约我以前,我已经安排了另外的活动,所以和他相聚,也就是短短十几分钟时间,只喝了一杯啤酒。告别时互道珍重,相约再见,怕是谁也不曾想到,那紧紧的一握,竟然成为永诀。

      我和张弥,又是那种一见如故,很快就能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有10年时间,我和他作为文化界的委员在西安市政协共事。说起政协,有人常把它比之以西方议会的上院,但其实,政协只是一个各党派、各界人士民主协商的机构,并不掌握任何公共权力,也因此,政协委员的发言,只能是对政府的建议,政协通过的决议,对政府也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坊间有关政协委员“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的谣谚,可能就是缘此而生。而我,在15年的政协委员经历中(特别是后10年)则一直坚持“白说也要说”,支撑着我如此行事的是如下一种信念,这就是只要所说的是真话、实话、有道理的话,怕是总会产生一点儿积极的影响吧!正因为这样,为了把话说得准一点儿、新一点儿、深一点儿,常常免不了要向人讨教。有见识,心直口快,又和我很说得来的张弥,当然是我讨教的重要对象。我在政协的许多发言,包括几次在全委会和常委会上的大会发言,事先都曾经得到过他的指教;我对张弥的感激之情,绝不会因为他的猝然离去而泯灭。

      使得我和张弥联系更为紧密的,是天禄讲坛的开办。汉高祖七年(公元前195年),汉丞相萧何在监修未央宫时修建有天禄阁,用来存放文史档案和重要典籍。西汉时,这里曾是文化活动的中心,也是我国最早的国家档案馆和图书馆,而天禄阁的遗址,就在今日西安图书馆的不远处。记得是两年多以前吧,张弥多次向我提起,要在西安图书馆开设一个冠名“天禄”的公益讲坛,每年办上一二十次讲座,最终使这个讲坛成为一个品牌。这当然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所以,尽管讲课比起写文章来,是一桩太辛苦、而且往往还会出力不讨好的事,加之由于西安图书馆位置偏僻,讲坛又系初办,想来听众也不会太多,更何况张弥还明确告诉我:公益讲座,报酬只是象征性的,我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他要我经常去天禄讲坛讲课的要求。于是,两年来,每年都有三几次,我遵照张弥的安排前去讲课;而张弥,则一次不拉地开车来接我。每次课后,我总会在张弥的办公室里喝茶、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常常是不觉天色渐晚……现在回想起来,促使我一次又一次乐此不疲地去天禄讲坛干一件我并不怎么喜欢,而且也确实不怎么擅长的事的原因之一,显然是由于我太喜欢和张弥这样一位智者,在那种轻松、愉悦的状态下无拘无束地交流……

      10月4日那天下午,完成了两个小时的讲课以后,很想去张弥的办公室看一看,但终于没有去。马齿徒增,学问固然无甚长进,但对生死之事,自是有了较年轻时超脱许多的见识。不过尽管如此,张弥的英年逝去,仍让我深感悲痛。一个对西安图书馆的未来有着诸多宏伟设想的有志者,竟然“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当然是至悲至痛之事;而这个在长达10年的日子里曾深深感染过我的充满活力的生命的骤然离去,这在我心灵深处所造成的空白,怕是在很长时间里也无法被填补吧!

      张弥,一路走好!


图书馆又打来电话

       3年前的9月,西安图书馆打来的一个电话,让我知道了张弥不幸辞世的噩耗。后来,在一篇题为《图书馆打来电话》》的文章里,我曾记录了这个过程——

      “9月上旬,接到西安图书馆一位先生的电话,说是他们的天禄讲坛国庆黄金周期间要办几次讲座,张弥馆长希望我能承担其中一次的讲课任务。我回答说:你们馆长这一次怎么这么客气?过去他要我去讲课,都是硬性摊派,像生产队长给社员派活儿似的,可从来没用过“希望”这个词儿啊!

      过了几天,图书馆又打来电话,告诉我讲课的时间是10月4日下午两点半,并要我告知一下讲课的题目。事毕,这位先生对我说:‘商老师,4号那天,您自己打车过来吧,我们馆长不能去接您了。’‘为什么?’‘他走了。’‘他去哪儿了?’‘他走了……’”

      那是一次放下听筒以后很久,还让人茫然若失的通话!

      整整3年过去了,2010年,还没等到9月,8月下旬,又接到来自西安图书馆的电话:“商老师,马上就是我们老馆长的3 周年忌日了,您再写篇文章吧!”

      张弥“老”吗?他去世的时候,好像还不到55岁啊!

      其实,就在接到这个电话的前几天,由于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刘法鲁老师的去世,我就又一次想起了张弥。

      张弥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西安市话剧院,所拥有的第一份职业是话剧表演;当时,法鲁老师是他的前辈、他的领导。

      就像3年前我在那篇悼文中所写的那样,我和张弥,是那种“几乎没有任何‘私交’的朋友”。我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10年里在市政协共同参政议政,以及经常去图书馆的天禄讲坛讲课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对他的人生经历(不管是“过五关斩六将”抑或“败走麦城”),也从未专门打问,半半拉拉地知道一点儿而已。但我敢断言的是,张弥在他最初的职场上,好像是表现平平。张弥生前,我曾当面调侃他说:“老弟呀,如果你一直呆在话剧舞台上,充其量也就是扮演个群众甲或者匪兵乙吧!”张弥没有回答,却仰天哈哈大笑。

      张弥的才能是在管理上。他后来担任西安市戏装厂厂长,参与筹建西安图书馆并最终担任馆长,所显示的管理才能,所创立的可观业绩,显然已被广泛认可,获得劳动模范的称号(市级还是省级,我记不清了),无疑也是实至名归。

      但让我深受感动的,是另外一件和法鲁老师有关的事。

      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去西安图书馆讲课的时候,讲演厅里,一位忙着摄影、录像的小伙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小伙子身材修长,面容英俊,不但干起活儿来手脚麻利,而且眉宇间还透出来那么一种让人喜欢的机灵劲儿。讲完课以后,我到张弥的办公室里喝茶、聊天儿。我问他:“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个小伙子,站在那儿,不用说话就讨人喜欢。”张弥回答:“他说不了话,是聋哑人。”我一愣,禁不住地感叹:“可惜啊可惜!”张弥紧接着又说:“这小伙儿是法鲁的儿子!”

      早就听说法鲁老师有一个残疾儿子,没想到在这里和他不期而遇,还真是让人有点儿百感交集。张弥告诉我:“法鲁退休了,又得过一场大病,差点儿没‘过去’。到了这个年龄,又是这种身体状况,法鲁最放心不下的,怕就是这个哑巴儿子了。我能力有限,只能让孩子来干临时工,给他个饭碗……”

     这以后的五六年里,这位小刘师傅先后有五六、甚或七八次,对我在天禄讲坛上的讲课进行了出色的录制,每一次讲课,我都要和小刘师傅交流一番,并郑重托他代问法鲁老师好。而对他制作的光碟,张弥每一次都要我签署一份授权书。我开玩笑说:“不给钱还要让我授权,张馆长你厉害啊!”张弥则笑着回答:“公益讲座,传播先进文化,不言钱……”再往后,则是3年前张弥的离去和几天前法鲁老师的离去……

     逝者已经安息。而活着的我们,则必须打起精神,好好生活,天天进步。我祝福多年来一直和我愉快合作的西安图书馆的年轻朋友,我尤其要祝福那位在我心目中印象特别深刻的小刘师傅!我想,在他们心中,无疑和我一样,都会永远铭记着一个人:张弥。

     附言:朱文杰老弟受命编一本名曰《名人看未央》的书,我这两则短文涉及到的,是曾经生活在天禄阁遗址附近的一个鲜活的生命,转眼间,他离我们而去,已经13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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