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在四川折腾出大动静的陕西人（之四）

商子雍

 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饮食，讲究五味调和，但在酸、辣、苦、甜、咸这五味之中，最须臾不可或缺的，是由盐提供的咸味。旧时售卖日用杂货的店铺，在装盐的大木斗上，常张贴有上书“盐为五味之首”文字之条幅，是广告，也是实情，绝非夸大其词。

 人类食用的盐，根据原料的不同，可分为海盐、井盐、湖盐、岩盐四种，其中后两种，亦称池盐和矿盐。在井盐中，四川自贡的自流井（盐井凿成后，卤水即自行喷出，故名）天下闻名。在这座城市的自流井老街，你可以和如下一些对联不期而遇——

 人间美味皆从卤出；天下盐泉唯我自流。

 钻井、提卤、制盐，智术藏天地；裕民、兴家、利国、仁风话古今。

 盐船竞渡济天下；古井自流甲蜀中。

 天车立地，深井提捞，创业创新，托起千年文化；地火照地，浅锅煎煮，济世济民，绵延百代风流。

 细细品读，千年盐都自贡的悠久历史和不朽业绩，皆了然于胸矣！

 自貢盐对中国人不朽功绩中之翘楚，是历史上先后两次的“川盐济楚”。

      第一次“川盐济楚”，发生在公元1853年（清咸丰三年）以后。这一年，太平军攻陷南京，两淮盐路断绝，食盐不能上运湖北、湖南，盐税更是无法征收，国计民生大受影响，咸丰皇帝寝食难安。正是在这样的危难关头，上千年来一直在四川及西南周边地区经营的自贡井盐，在官方优厚政策的大力支持下，进入了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历时26年的“川盐济楚”，对川盐的发展影响深远，自贡抓住了这个千年一遇的大好机遇，大辟井灶，广设盐场，井盐产量猛增，“商店和井灶错处，连乡带市，延袤四十里”。到清末，作为“千年盐都”的自贡，已经闻名全国，被誉为“川省精华之地，富庶甲于蜀中”。

 第二次“川盐济楚”，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以后，沿海一带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不仅控制了中国大陆全部的海盐生产，而且切断了通往内地的盐运通道。1938年春，国民政府下令川盐增产加运，济销楚鄂。整个抗战期间，以自贡为主要产区的川盐，成为供应全国军需民用的主要来源，用四川人的话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他们，承担起了“天下盐，天下粮”重任。附带多说一句，最近几年，我曾前后两次去位于成都市治下的大邑县安仁镇造访，在建川博物馆聚落，川军馆是我最认真参观的几个馆之一，从中得知八年抗战期间，除过刘湘上将率领30万川军出川御敌外，国民政府还每年在四川征兵40万。两者相加共350万，占到参战中国军人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至于八年里上缴的盐税为前线提供了巨额军费开支，更是不言自明之事。出盐、出粮、出钱，特别是奉献出数以百万计的四川汉子的血肉之躯——四川人的如上不朽功勋，理应彪炳史册。

 自贡盐业长达一千多年的生产历史，造就了同样悠久的食盐销售历史，以自贡为中心的盐运古道由此形成、发展。这条盐运古道同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共同组成了我国大西南重要的贸易通道。

 自贡盐运古道通达黔、湘、鄂、滇四个省份，共计四条主要线路。 在这四条线路的共同起点自贡，有一个至今保存完好的宏伟建筑西秦会馆。有意思的是，在四条路线的许多要冲之地，也有着当年由陕西盐商建造的这种会馆，只不过名称五花八门，比如叙永的春秋祠、毕节的陕西庙、龚滩的西秦会馆、云安的陕西牮楼、昭通的陕西庙等；当年陕西商人在川盐运销领域里的显赫业绩，由此即可窥得一斑。

  2015年，曾去自贡考察文化，参观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这是目前中国唯一（也有人说世界唯一，待考）以盐为展示内容的博物单位。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前面提到的西秦会馆，系清代的一座古建，由当年在自贡从事盐、酒贸易的陕西商人所建，长期以来，被当地人称为陕西庙。

 西秦会馆果然气度不凡。仔细阅读馆内的介绍文字，认真聆听工作人员的讲解，我得知，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在四川自贡自流井地区经营盐业发了财的陕籍商人，为炫耀郡邑，款叙乡情，策划营销，共祀神灵，集资白银一万余两，修建了这座同乡会馆。90多年后，西秦会馆已显破败，于是在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再次集资白银四万余两，对会馆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重修与扩建，“较旧地址拓出十数丈，依山另辟一正殿，壮丽倍前”。因会馆中供奉的主神是关羽，故又称武圣宫或关帝庙。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1827年重修与扩建后，西秦会馆的建筑形制和规模。

 西秦会馆占地4000多平方米，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建筑，平面组合，总体方正，中轴明晰，严格对称。在中轴线上布置主要建筑，四周以廊墙及其它建筑组成有纵深、有层次的5个大小院落群体。整个建筑群由前至后可分为 3个单元：第一单元包括正面的武圣宫大门、献技楼，两侧的贲鼓、金镛二阁，各建筑物间用廊楼相接，与后面的抱厅相望，构成四合院落，中间庭院开阔疏朗；第二单元以参天阁为中心，客廨列居左右，后为中殿，前有抱厅，参天阁两侧配以水池花圃，建筑比肩接踵，密中有疏；第三单元包括正殿和两侧的内轩、神庖。整个建筑物的高度及体量，由前到后逐渐增加。单体建筑内部由几根大柱承托各种横梁，组成坚实的框架，上建外观奇特的复合大屋顶。屋顶造型有歇山式、硬山式、重檐六角攒尖式和重檐庑殿式，重叠、配合使用。其中以武圣宫大门、献技楼、参天阁和贲鼓阁、金镛阁的屋顶最具特色，或歇山屋顶正脊加建一六角攒尖屋顶，或上下重叠由两个歇山式屋顶，檐脊屋面相连，翼角起翘似飞，挺拔高昂。这种多檐的复合结构，为明清两代建筑中所罕见，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建筑遗产。

 特别让人赞叹不已的是，西秦会馆的建筑上，精美的木雕、砖雕、石刻、彩绘、泥塑等装饰物比比皆是，令人目不暇接。大门外的石狮，高2.27米，突目隆鼻，身披卷毛，四爪锋利，两狮正身向外扭头相望，张口作嘶吼状，活灵活现，威严八面。献技、金镛、贲鼓等楼阁处的木雕，集中在长22.3米、宽6.7厘米的木栏上，据称人物有350多个，个个栩栩如生。有意思的是，在西秦会馆，我还发现了好多幅再现戏剧演出场景的木雕作品。听说，当年会馆建成后，每逢盛大庆典，过年过节，或遇有红自喜事，那些在自贡创业的陕籍盐商们，便要邀请来戏班子在会馆里的戏台献技楼粉墨登场，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有家乡的地方戏秦腔演出。但木雕上所表现的剧目，经我仔细辨认，其中有《徐母骂曹》《三战吕布》《贵妃醉酒》《打金枝》《苏武牧羊》等，却大都曾出现在秦腔舞台之上。看来，从古到今，在游子心中，总有一种无法割舍的乡情，几百年前，在自贡把生意做的风生水起的陕籍盐商，也是如此！

 自贡凿井制盐，发端于东汉章帝时期（公元76到88年），经魏晋南北朝时渐具规模，唐宋时期已经闻名于世。明清时期进一步发展，到清咸丰、同治年间(公元1851到1874年)趋于鼎盛，成为全国井盐的中心， 富甲全川，闻名遐迩。这一段历史，弥足珍贵。1959年，利用西秦会馆旧址，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建成开放。在这里，收藏并陈列着大量有关中国井盐的历史资料和珍贵文物。让我长久驻足的，是一套别处再无收藏的中国古代井盐钻井、治井工具。这套工具共有一百三十余种、四百多件。它们的形态各异，轻重、长短差异悬殊，但每一种工具都有独特的用处，足以用来应对钻井、治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境和难题。联想到早在公元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自贡的燊海井深度已达1001.42米，成为人类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后被载入世界科技史册的辉煌往事，我们不能不对自贡盐工的智慧和辛劳，肃然起敬。

 在博物馆里，还陈列着许多旧时的契约账册。作为游客，我只能和它们隔着玻璃相望，无法一页一页地在其中细细查找。但我相信，那里面，肯定有着许许多多陕籍盐商的脚印。在很长时间里，对商品流通这个行当里的从业者，中国人总是怀着或大或小的歧视乃至敌意，“无商不奸”的说法，不是至今尚有人笃信不疑吗？但事实上，生产和流通，从来就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两翼，缺一不可；市场经济则是强国富民的不二法门。数百年前陕西盐商在自贡的商业活动，至今仍被那座城市所深刻记忆、所高度认可、所郑重展示，原因也在于此。

  至于数量可观的陕西人入川经商的缘由，则历来众说纷纭。其中得到较为广泛认可的说法是：西安乃十三朝古都，陕西人也素以汉唐正统自居，但宋、元、明以来，曾经辉煌过的陕西逐渐衰落并时常爆发饥荒，加上贪官污吏的肆意搜刮、盘剥，终于在明末爆发了李自成起义。清兵入关之后，仍将陕地视为边省，严厉统治，经济发展停滞，引起陕西人的极大不满。加之直到清顺治年间，川南一带仍属南明所辖，掌权者也多为李自成旧部。所以陕西人来四川谋求发展，就有着通过经商蓄积力量，进而倒满扶汉的政治诉求。前面提到的那些陕商会馆所供奉的主神，大都为扶汉的关羽（据说，也有供奉药王孙思邈的），原因即在于此。

 能为这种说法提供佐证的，还有这样一副对联，醒目镌刻在自贡西秦会馆里一处阁檐石柱上——

　　 钦祟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

　　 徽号或为侯、为王、为帝、为君，当日只不愧为臣。

  联语表面赞扬关羽的忠义气节，实乃一语双关，寓意深长。首先，只称“有唐、有宋、有元、有明”，独不言“有清”，并强调“其心实唯知有汉”，倒满扶汉之志，跃然联上矣！再者，此联用鹤顶格嵌“徽钦”二字，显然是借北宋末年徽、钦二帝被异族金人俘虏的旧事，提醒汉人莫忘亡国之恨，用心可谓良苦。而联尾公然嵌“汉臣”二字，这在文网严密、文字狱大兴的清代，当事者需要具有怎样的胸襟抱负和何等的无畏胆略！联想到乾隆十七年建馆碑文中“建安未造，炎纲解纽，昭烈帝以王室一线，陪困西川，不遇云龙，何以为首”“我秦人素秉忠义，闻风俱起”等落地有声的话语，以及会馆里戏台装饰中秦腔剧目“苏武牧羊”演出场面的木雕，当年那些在自贡发了财的陕西盐商绝非仅仅是逐利之徒的动人形象，还真是令人肃然起敬。

      当然，称陕西盐商“绝非仅仅是逐利之徒”，并不是说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不追逐利润；毕竟，将本求利、甚或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商人的立身之本、发展之道。然而，明、清时期远走他乡，在比陕西更为偏远、且人生地不熟的川盐古道上艰苦跋涉、谋利赚钱，谈何容易！所幸的是，这一批盐商中的多数，是“弃儒经商”的读书人，他们有着较高的商业智慧，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较为先进的商业文化，加之陕西人强悍、忘死轻生的素质优势，才得以在崎岖蜿蜒、危机四伏的川盐古道上大获成功。明代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如是评价陕西商人：“关中多豪杰之士，其起家商贾求利者，大抵崇孝义，尚节概，有古君子之风。”这里所说的“君子之风”，从至今不曾被当地人忘却的陕西盐商乐于参与慈善活动、积极捐资助学的善行上，也可以得到证明。

 在“千年盐都”自贡，在从自贡通向四面八方的盐运古道上，陕西商人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是陕西人永远的荣光和骄傲！称他们是历史上在四川折腾出大动静的陕西人，我看乃实至名归；并且，他们的折腾，不是依靠金戈铁马、攻城略地，而是凭借公平经商、服务民众，尤其值得后人倍加怀念、永远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