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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移情中的憎恨

(2018-12-25 12: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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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个案案例
反移情中的憎恨
反移情中的憎恨
温尼科特对儿童治疗师如何在工作中理解憎恨的贡献

作者:Deirdre Dowling  翻译:贾冬萍


    无论他(治疗师)多么爱他的病人,他都不可回避憎恨和恐惧他们,咨询师越多的了解这个,憎恨和恐惧就会越少的在治疗中成为一种他对病人做什么的动机。(温尼科特1947:195)


    我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读到这一章节的,但是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读到此段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同时意识到我对儿童患者和某些家长的敌意情绪在治疗中是有一席之地的,并且是可以被理解的。在“反移情中的憎恨”一文中,温尼科特的贡献是通过他自己作为治疗师的经验,描绘出敌意情绪的动力是我们作为治疗师工作中必要的组成部分。他讨论的范围涵盖治疗师的反移情,精神病患者和严重失常儿童的原始仇恨,以及更为常见的母性的矛盾、两难和与神经症患者的工作。他研究在治疗中和养育寄养儿童时,如何管理我们敌意情绪的技巧。但是他的观点对我们的职业关系和我们在咨询中的角色也是有关的。在本章,当温尼科特在“反移情中的憎恨”一文中已经为如何理解愤怒情绪提供了他的思考的时候,我希望探索我作为儿童治疗师在工作中的一些关键时刻,儿童患者、他们的父母以及我所在的专业团队的动力。


 

最初的想法
    我记得一个我的儿童病人训练案例,一个三岁遭受性虐待的女孩,我称她苏西(Susy)。我不喜欢她的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我无法理解。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有些可爱,但是她对我很冷淡、轻视,我也觉得同样的“不友好”和疏远她。通过督导,我发现我对她的不喜欢是对她憎恨我的反应,这个可以帮助我理解她的情绪体验。对苏西来说,我代表着成人的世界,那个世界诱骗她使她失去家庭,她的白马王子利用她希望成为那个最特殊的孩子的幻想施虐于她。苏西用冷淡和忽视对待我以表达她的敌意和绝望,在这样的情形中数月后,双方共同的温暖才开始出现在我们的关系中,际此任何真正的爱和照顾对苏西才变为可能。我记得是她发现了灰姑娘的故事,也正是我理解了这个故事对她的意义,帮助我们在治疗中取得了进步。她没完没了的玩着白马王子拯救被剥夺的女孩的童话游戏。当她母亲的伴侣,一个对她有些示爱的人变得施虐时,正是她的这个“我希望是”的故事出了大问题。苏西松了一口气,因为最终她可以找到一种方式来交流她的感受,而且我理解了。

    几个月后,由于一位儿童治疗师的接诊量太大,我被请求开始和几个被性侵的少女进行短期工作的时候,和苏西工作的经历也没有让我准备好面对类似的,对我试图给予的治疗工作表现出冷漠以及否定的情形。这回,我发现了“乱伦受害者是否被憎恨?”(1988)这篇由布莱登麦卡锡博士(Dr. Brendan McCarthy)撰写的关于他和遭遇性侵妇女工作的诚实态度的论文。文章中他非常清晰的描述了这些遭受性侵的女性的困惑,绝望和敌意的情绪必须在治疗中通过反复的思考被修复。麦卡锡博士在结尾公开承认作为一个治疗师感觉殚精竭虑以及在处理如此多的敌意的时候不断增长的不能忍受的感受。在重读他的文章时,我发现他也转向温尼科特的“移情中的憎恨”一文来帮助他处理这些感受。他还提到了约翰斯坦纳(John Steiner)的文章“俄狄浦斯的伪装,视而不见(1985)”。他指出斯坦纳的观察(1985:168),逃离这项工作是另一种表达敌意的方式,通过承认他对放弃这个治疗的愧疚,他理解得更深刻了。麦卡锡博士提出在社会救助体系中,当面对乱伦受害者或者其他家庭虐待时,社工可以忽略所产生的可怕的冲突的感觉,社工因此会重复这种逃避模式。

 


    我意识到我只能在可控的剂量下,处理我和患者的这种强烈敌意而且肯定不能是在那种短期“填空”方式的干预工作状态下,这种干预在接受这项服务的年轻女性那端是被嫌弃的多过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在那之后,我又和有严重困扰的家庭工作了很多年,工作时的这种张力在一个治疗设置下通过和一个支持性的团队一起工作中得到了改善。我和其他治疗师的交谈中发现,他们在一些更封闭的情形下和非常困难“被看护”的儿童工作。这些治疗师也经历过同样的“太多了以至于受不了“的感受,他们接诊到一个又一个困难的,混乱的儿童患者,后来意识到他们为这样的工作付出的代价。这个引出了工作者需要被涵容和需要被咨询的自身需求,同时对类似这样困难的治疗的安全设置的需求,这些在本章的最后我将涉及到。

 

    温尼科特在文章中认识到治疗中这些沉重的情绪负担。他首先谈及每天面对严重困扰的成人患者的精神科医生所感受到的张力,他们需要面对患者指向他们照料者的爱和恨的原始情绪。之后,虽然他继续谈论被拒绝后的愤怒或者被照料者的剥夺,这些作为儿童治疗师的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一旦在被收养家庭找到一些对未来的希望时,儿童需要测试他们的照料者是否有对憎恨情感的客观中立的面对能力。温尼科特特有的看似矛盾其实有些道理的说法是,他说:
把这样一个孩子带回自己家中并爱着是明显的不合常理的。之后发生的是,过了一阵子当这个孩子非常适应他所获得的希望的时候,接着他开始测试这个环境并寻求一个证明,证明他的监护人有对憎恨情绪的客观中立的应对能力。(p199)


    温尼科特在自己家中照顾一个失常的男孩,经历了三个月的创伤活现从而学到了这一点。我记得,在我治疗一个极度被剥夺和虐待的小男孩的时候,也经历了惊人相似的希望和仇恨顺序的过程。我称他为汤姆(Tom),8岁。经过一年的每周两次的治疗,他很快和我结成一种强烈的依恋,他为我做了一个橡皮泥生日蛋糕,当我切开时,我发现他放了一条蛇在里面。这让我意识到好像他只有穿越了千疮百孔的敌意和憎恨的筛子后才能体验任何爱的依恋。接着,他在咨询室中用2张椅子为自己做了一张舒适的床并放了毯子,他请我加入,我坚定的拒绝了。这个感觉贴近于诱惑和婴儿般的邀约。看到这样一个明摆着的提醒,仇恨和报复是如何可以毁坏任何被爱的感受时,我应该事先预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咨询中,将会出现的混乱的具有挑战性的行为。我只是通过保持严格的界限同时接收良好的临床支持,才能涵容他。对汤姆来说,他新发现的希望和渴望比最初他带来的周期性暴怒更让他困惑,他需要考验我的韧性。现在反馈起来很有趣,尽管我对他的行为有过生气和憎恨,但我一直喜欢这个男孩,并且我知道他对我也有同样的热情。我认为这让治疗工作持续了三年多,虽然不管是在治疗室中还是在自己的家庭中,他继续挣扎在对于爱和恨的不稳定的情绪中。

    正如温尼科特指出的那样,像汤姆这样早期生活关系极度匮乏和扭曲的患者,是非常不同的治疗,治疗初期可以产生令人满意的感受,治疗师是第一个提供一些“环境性要素”的人。然后仔细考虑技术的各个方面非常重要,因为环境性设置将被体验为咨询师的身体上之爱而不是象征性表达。作为儿童精神治疗师,保持清晰的界限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随着儿童患者的成长,观察他对限制的不断增强的忍耐性是患者发生改变的一个重要指征。


温尼科特思想的讨论

    最早于1947年提交给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文章中,温尼科特从治疗师的角度和病人的角度看待治疗关系中的敌意。我将先从他的反移情观点开始,这个观点在当时引发了现场的激烈辩论。然后,我会转移到他关于在儿童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攻击性的价值的讨论中。他对出现在治疗中自己对患者的反应的诚实探索态度,无论老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我们自己工作的榜样。
    温尼科特分出3种类型的反移情现象:压抑下去的认同,需要得到分析师的理解;我们倾向于从我们自身的生活经验中获得的个人认同,这个形成了我们作为治疗师独有的风格;最后是他称为“真正的客观的反移情,是咨询师对真实的人格和患者的行为做出的爱和恨的反应”,这在理解患者上是非常有用的。(同上:195)
    之后,还有其他人对这个辩论作出了贡献。波拉.海曼(Paula Heimann)在3年后的1950年发表了她的经典文章”关于反移情“。她认为作为分析师和病人的一种重要交流方式,尝试理解我们与病人之间的意外的焦虑或不安的情绪是有价值的。她说道:
    ”我们基本的假设是分析师的潜意识理解他病人的潜意识。这种深层的联结以一种情感方式浮出表面,分析师在他的“反移情”中注意到他对病人的反应。这是最动态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病人的声音被分析师听到。通过比较自己被与病人相关的情绪和行为唤醒的感觉,分析师拥有最有价值的工具来检查他是否理解或者未能理解病人。(p75)


    跨越60年,这场辩论持续蓬勃发展。最近迈克尔.帕森斯(Michael Parsons)的贡献在我看来,基本上是在传统的理解中,对应病人,评估自己的想法和感觉作为一个潜在的理解病人的帮助工具。在他的论文“突袭表达不清,内在的分析设置和超越反移情倾听“(2007)中,作为和外部分析结构相对应的存在于分析师头脑中的内部分析结构,帕森斯描绘出”内在分析设置“的概念。在这里分析师需要自由地倾听出任何被唤起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寻找那些可能阐明反移情的东西而倾听。他建议这种所谓分析的相遇可能激起属于分析师心灵的元素,与其(这些元素)妨碍分析相遇还不如积极的丰富它。“
    帕森斯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在案例中,他遭遇到一个病人,病人使他思考自己着迷于作为咨询师身份在工作中发展自己思想的想法,但是他也为在有生之年所能实现的东西是有限的感到悲哀。这个使他可以和病人无法言语化的自己的生命已经“浪费了一半”同时恐惧未来一无所获的悲哀感觉相遇。
    这种丧失和紧迫感,以及未能成为他可能成为的那个人而感受到的悲哀,都不能完全用语言表达出来。通过分析我内心激起的对我自身处境的感觉的心理元素,我对它们有了更多的理解。
(同上P1454)
    帕森斯强调分析师可以自由地让他的头脑“突袭表达不清”的重要性。
    在分析设置中自我体验的自由是那种向内直接聆听的基础——我在前面描述分析是对自己的分析性倾听(同P1445)


他建议拥有一个安全的内在分析设置确保了治疗师在不牺牲任何质量的前提下,能够灵活对待外部设置的各个方面。他回忆一个案例,当他决定允许一位新妈妈带婴儿进入一节治疗的时候,他是意识到婴儿在他出生前就已经是分析工作的一部分了,而且在他脑海中这个婴儿可以被认为是无意识的,具有象征意义。
正如外部设置清晰和保护病人和分析师可以进行分析工作的时空区域一样,内部设置的清晰和保护分析师头脑的区域,使得不管发生什么包括外部设置发生的情况下都可以用精神分析的角度来思考。(同上P1444)

外部设置有可能被破坏,但是分析师的内部设置仍然完整。这与后面的讨论有关,我描述组织机构面对的威胁,而这些威胁也对治疗师维持这种安全的内部环境的能力构成了威胁,这种安全的内部设置对我们的工作非常必要。

现在我回到温尼科特的讨论中,他将从病人的角度来思考敌意。他区分了攻击性,攻击性是精神病性的敌意的必要正常发展的一部分。区分了婴儿原始的爱的冲动中的攻击成分,这是精神病患者和反社会病人所具有的“残忍的爱和恨”的早期发展的一部分。他相信这些源于早期最初照料的失败。他强调,如果病人在他指向我们的爱和恨中感觉被理解到了,我们必须诚实的识别我们自身的这些原始情感。


那么,这一切与我们作为儿童精神治疗师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就像大多数儿童治疗师一样,我被这项工作所吸引,是因为我对受虐待、被排斥或被剥夺权利的儿童认同。在对像汤姆这样的孩子进行个体治疗中,这让我能够与孩子建立一种共情的联系,即使他把我当作移情对象,对我充满了仇恨。当我不得不面对父母的现实,和儿童以及他们的父母一起工作时,我的反移情反应是更复杂的。有时,我能和父母一起,在他们对自己愤怒叛逆的青少年孩子表现出的敌意感同身受,而那些是青少年唯一分离的方式。其他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年轻人对毫无理性的父母的暴怒,父母没有识别出年轻人对“自我空间”和要感觉掌控自己人生的需求。在最佳的状态下,我可以维护一个平衡的轮流共情,无论是在个人咨询还是家庭治疗中努力促进他们之间的对话。
当事情变得困难的时候是我的怒气被卡住了,当我对那些让他们孩子失望的父母有愤怒时,这种怒气挡在路上。温尼科特谈及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个人的认同”。我已经知道了是什么特别能激惹出我的敌意,是当那些家长拒绝孩子或者羞辱他们,家长的这些愤怒冲动带来肢体虐待时,而我是可以容忍孩子甚至共情他们的。另一个我不能容忍的地方是,我在后面将会提到,就是对那些拖累型父母,不允许孩子找到孩子自己的身份认同。在面对这些情形时,将我自己的“个人认同”从真实客观的反移情中区分开来是一个挑战。


作为儿童精神治疗师,我们对孩子有自己的认同,但我们也在移情中接收到孩子对父母的体验。在此领域,温尼科特通过他对为人父母的“正常气愤”的探索帮助了我们。作为一名儿科医生,温尼科特以一种直截了当的不动用感情的方式处理家长对孩子高度矛盾的情感,这是关系中自然的和必要的组成部分。
他将其追溯回母婴关系中早期的那些天:
我觉得婴儿憎恨母亲之前,母亲就憎恨婴儿,也是在婴儿还不知道母亲恨自己的之前。
温尼科特以幽默的口吻审视了为什么这完全合理:
婴儿并不完美,
他是无情的,把她当垃圾对待,
他那兴奋的爱是有所企图之爱,得到他所想要的之后,却把她像橘子皮一样的扔掉
(温尼科特作品,引文201)
只选择几个为例。
温尼科特认为,这最初的几个月里,婴儿不可能知道敌意的原因是他还没有一个整合的自我意识。
当婴儿开始感觉到一个完整的人时,恨这个词也会发展出一种意义,用来描述一组特定的感觉。然而,母亲却是在恨这个词的单一层面恨婴儿。(P201)
那位母亲,温尼科特指出,必须容忍她恨婴儿而又不采取任何行动:
对一位母亲卓越伟大的考量是她允许被她的婴儿极度伤害和憎恨却不报复的能力,和她等待的能力,等待那些可能会有也可能在将来不会有的回报的能力。

虽然温尼科特是集中于母婴关系的早期,有人也可以说,下一个父母的爱恨被测试的时段是在青春期,这时,年轻人分离和寻找自我的需求可以将父母扔回同样不稳定的爱与恨的阶段,再一次必须经受住(太多了!)而不报复。
认识到这一动力,让我能够衡量自己的反移情。这帮助我从父母的敌意没有被遏制而儿童暴露在更原始的病态暴怒而引发剧烈担忧情形中,区分父母对孩子的“普通敌意“。


关于敌意以及与父母的工作

另一个领域我认为需要引起我们更多的注意是在母婴工作中我们和父母都有的敌意,在这里,婴儿不间断的需求,父母面对原始情感时候的毫无经验,以及婴儿本身的脆弱都会把婴儿置于高危境地。事实上,英国国家统计数字显示,肢体伤害和死亡风险最高的是一岁以内的幼婴。当父母自身的早期经历没有提供一个“足够好的照顾”的内在模式可供借鉴时,或者当这个婴儿更敏感、更难以照料时,父母通常的仇恨可能升级为对孩子的暴力行为或感情虐待。
作为父母——婴儿治疗师,我已经开始依靠反移情和躯体反应的微妙变化来监控父母——婴儿关系,所以我知道什么时候要开始担心并进行干预。我学习到,如果这种情感可以被处理和理解,那么他们就能镜映出早期的动力。然而,我记得在我早期的工作中,我经历了不习惯这些强烈情感的冲击,让我指向一位母亲,对我的愤怒“付诸行动”而且镜映出她的混乱不安。
在一节父母婴儿治疗中,一位母亲持续的对她2岁的女儿表现出不友好。每一次,小女孩接近她的母亲要求一起玩耍的时候,母亲总是找一些重要的东西来塘塞,小女孩的希望每每破灭。她对孩子的残忍拒绝达到了一定程度以至于我无法再容忍了。我中断了这节治疗,命令父母离开然后把小女孩送回托儿所,最后我大哭起来。在一位有经验的家庭护士的友好的支持下,我缓过来,然后请母亲单独回来,这样我们可以就发生的事情进行谈话。那位颤抖而还清醒的母亲终于能够思考自己的愤怒和小女孩的体验。她告诉我她把三个月大的女儿送给她母亲照顾,因为她觉得她感到太抑郁了以至于无法照料女儿。自从几个月前,女儿回到她身边,她感到内疚和不知所措,无法建立起她们之间的联结。她还告诉我,她的母亲在小时候也对她做了同样的事情,把她交给祖母,在她在2、3岁时回到母亲身边后的很多年,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都很困难。这使得她对于接近女儿感到恐惧。在这次遭遇中幸存下来,让我们意识到在建立爱的纽带时感到内疚和绝望的动力,让她以一种残忍的方式把女儿推开。在我们的治疗以及她自己的精神分析治疗中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这位母亲勇敢的做出决定,将女儿送去领养,同时她继续待在治疗中来解决她自己的困难。
回想这个经历,我意识到,我在治疗中对父母的不接纳就好像父母拒绝他们的孩子一样。我现在想知道,这种一连串的拒绝在职业领域发生的频率有多高而导致儿童被带离父母,因为解开父母婴儿关系中这种憎恨情感的来源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多年来,我目睹了许多这样的场景,我学会了处理这些事件,试图理解父母的罪恶感,羞辱感,帮助他们感到被理解,同时也试图让孩子们振作起来,帮助他们生存下来。通常父母的恐惧是,他们对儿童需求和依赖的敌意压倒了他们的爱的感觉。这种早期原始的感觉对任何一位新手妈妈都有可能是太多了,但是对那些孤立、脆弱自我的弱势母亲来说,
保持积极情绪可能会让她们感觉非常危险。挑战是当他们充满了自我憎恨和感觉被迫害时,仍然保持爱的活力。Selma Fraiberg在她经典的文章“托儿所里的幽灵”(1975)中,通过她的理解帮助我们了解这种养育的早期经验重复。她和那些经受很多剥夺的家庭工作,通常是在他们家中,她向我们展现了父母的关爱可以让这种感觉变得可以忍受,同时支持他们给他们的孩子带去应有的照料。


与羁绊的父母和子女工作

自相矛盾的是,我发现与有羁绊母子关系的病人工作时,这种关系的母亲紧紧抓住孩子的混乱不安以回避面对自己的混乱,在此情形中更容易卷入。这很快就变为一场拔河,作为儿童精神治疗师,在没有被拒绝的情况下,我发现自己在为孩子争取独立权利的斗争中与父母对抗。我意识到从母亲的角度看,她不能容忍孩子的分离,因为她害怕那将导致她崩溃。我确定这个激起了我自己童年的纠结经历,以及我挣扎着找到真实自我的情形。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有一种自我发展的感觉——他的”真实自我“,论文中温尼科特谈到了父母认可孩子“自然表达“的重要性(1960)。反复忽视这一点会让孩子不得不顺从并发展出一个虚假自我。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母亲本人正在接受分析治疗并且想要了解她的困扰和纠缠的根源,那么这种陷入羁绊的母子关系的分离困难是可以解决的。然后,她就可以允许她的孩子接受咨询治疗的帮助,这样一来各方的工作可以并列进行。这包括儿童治疗师和成人治疗师的独立工作,但彼此又互相接触。当母亲和孩子都能意识到他们的愤怒时,看到他们逐渐解扣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由于互相依赖,他们以前难以公开的表达愤怒,这使得他们的愤怒更加强烈。两位治疗师之间必须密切联系,否则他们可能会反映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冲突而破坏进程。在定期的家庭会议中一起工作可以把这些动力带入到公开层面,这样那些情绪可以被观察和理解。

我记得用这样的方法和一个西班牙家庭工作的情况。这个家庭中的6岁女孩患有严重的湿疹,并且她母亲变得抑郁的时候,湿疹就会恶化甚至需要住院。这位母亲在孩童时遭受过虐待和拒绝,她害怕让女儿独自去任何的地方,孩子紧紧的抓住母亲,对母亲控制欲很强。我记得当我去带孩子进入治疗的时候,她蜷缩着坐在妈妈的腿上,妈妈带着胜利的微笑看着我,好像在挑战我,看孩子是否会分开。我是女孩的治疗师,而我同事和母亲工作,我们需要一个稳健的关系才能挺过孩子病倒时的动荡情形。而且我觉得要么我的干预或者是母亲对改变的敌意都让孩子的情况变得更糟糕。治疗女孩的外部医疗团队也卷入进这个动力情况,当我们建议女孩应该尽快出院时,医疗团队对此非常不满,因为我们认为医院的环境使她得病!!在治疗的游戏中,女孩创造了一个外星人家庭,他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面对来自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威胁。这很好地说明了这个家庭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迫害的恐惧。小女孩开始发现当她非常愤怒的时候,她的湿疹变得更重了,而当她可以把这些愤怒通过游戏或者语言表达出来时,她的湿疹减轻了。在过去她太过拘谨不能敞开表达这种感情,因为她需要保护脆弱的母亲。在母亲的治疗中,母亲开始面对她自己心中的魔鬼,而这让她变得的更坚强,越来越有信心面对女儿的控制行为。最后,小女孩能够在情绪上独立,同时她的湿疹也降到可控程度,这让她的母亲很高兴,也松了一口气。


机构组织中的敌意

我现在思考的是,当机构组织受到威胁时,一个人的思维能力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他的整个工作中,温尼科特强调了一个能抗压有韧性的环境对治疗那些由于早期被剥夺而导致错乱和反社会病人的重要性。在经济和政治环境中,我们许多人都面临在体制迅速变化时,保持一个稳定工作环境的挑战,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虽然外部有干扰,为了保护与病人的治疗工作,帕森斯强调保持一个强大的内部分析环境的重要性,这也与前面所说有关联。我想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对这一内外框架进行保护和支持。
如果由于组织机构的中断或变化,设置变得不再安全,当暴露在自己作为治疗师的生存焦虑中,治疗师便感到不那么被涵容,而这会损害他们为病人提供一个安全设置的能力。我想用我最近经历的这种动力的经验来说明,因为我认为这对其他面临类似事件的专业人士是有用的。
一直以来我已经开始依靠我的反移情作为我和病人之间动力的一个熟悉的晴雨表,但是最近我发现这并不那么可靠了。原因是由于机构关闭,我工作的环境变得不稳定了。我注意到这种不确定性激发出我的愤怒,而且很容易变得自由浮动,准备聚焦于任意一个可轻易获取的目标,如管理层,同事或者病人。根据我的经验,在这样的威胁下,当每个人都忙着专注于自己的生存时,一种冷酷无情就会在机构内部发展出来。团队中的裂纹通常是可管理的,在这时也变得问题百出,比如竞争、冲突和反权威的情绪,而且越来越需要清晰的界限。团队中熟悉的关系被破坏,因为每个人都在努力应对自己对破坏和威胁的感觉,以及对未来的焦虑。在团队中,共同的目的和目标不再那么那么强烈。在压力下,通常可靠的同事变得不靠谱,健忘和有怨气的。作为管理者,同时也是一位医生,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再能倚仗团队的平稳运行时,我发现我自己变得警惕,要监控着我们都是如何反应的。这意味着,通常是我们关注中心的复杂的家庭治疗评估部分被忽视了,更麻烦的是病人意识到我们的注意力有时会转移到别处。光是做这项工作就使人精疲力尽。


 

除非这个过程被理解到,否则团队和患者之间的动力就会出错。我是在对一对青少年夫妇和他们的婴儿做育儿评估时注意到这一点的。夫妻二人是在社会救助系统里的痛苦的生活中相遇的,在婴儿出生后,母亲和婴儿被送到联合寄养家庭。孩子目前已经三个月大,被送回给父母共同照料,同时我们正在进行为期6周的居家养育评估。护理人员和托儿所工作人员观察到,婴儿时而被溺爱,时而被忽视,时而被沉迷于婴儿喂养的父母过度喂养,他们否认自己作为夫妻照顾婴儿时的焦虑。这并不是一个不寻常的模式,而且被识别出来,直接支持夫妇的人员在和他们一起工作。但是护理人员和治疗师谈论着对这个家庭的这些问题时比平常更焦虑,他们非常怀疑我们帮助家长改变的能力。就好像我们在我们共同的专业知识和治疗技能上失去了一些信心,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团队的安全感已经动摇了。在最后一次评估会议上,治疗小组的成员提出了非常宽泛不同的看法,有些认为婴儿应该和父母一起生活,有些认为应该带离家庭。这个不大寻常,通常情况下,随着几周的评估进程,我们的思考会趋于一致而不是像目前镜映这对夫妻本身的情绪而发生分裂。虽然幸运的是在团队督导的帮助下我们可以把过程中的千丝万缕的想法汇整,并最终解决我们的分歧,在外人来说,我们看上去很混乱了。我发现当我们感到风险,无法支持我们自己,并且聚焦我们将来的情形中,在和这样严重混乱的家庭工作时,去感受婴儿的焦虑就变得极其困难了。
在这段时间里,最宝贵的是有一位外部协调员在场,他参加小组每月的会议。在这些反馈会议中,他在整个过程中支持我们,以便我们能够表达恐惧,愤怒和分歧,并回归更有效的团队运作。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变化和最终结束的过程中,有机构外的人来含容我们的焦虑,更有可能让我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团队,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的感受在不断变化,并保持我们的思考能力。识别什么是病人的“情绪障碍”何时“进入我们”,何时是我们自己的忧虑和愤怒扭曲了我们对自己与他们以及彼此关系的看法。同样,我们认识到,我们有向病人承认我们因为专注于机构未来的变化而影响他们的这种坦诚讨论的需要,这样病人就可以告诉我们他们对我们注意力的转移而不能响应他们所带来的恐惧和愤怒。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担心我们的精神状态和我们的未来,以及他们的自己的不安全感,因为曾经支持他们的机构的稳定性不再能够以同样的方式被依靠。我认为,这个例子可能反映了许多其他正在经历变革的机构的经验,并表明我们需要保持警惕,以保持我们所处环境的稳固。

 


结论
在温尼科特的工作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是对养育孩子和治疗工作来说,需要一个有韧性的环境。他对被剥夺和反社会儿童的理解是,他们需要表达自己的敌意我们需要能够承受,帮助他们理解敌意的根源。当我们需要同时管理我们自身的敌意时,做到这一点要难得多,因为常规支持我们的设置不再安全。在公共卫生的体系下,安全来自于长期建立的团队关系,为保护良好的运作而制定的程序,以及在处理风险方面的管理支持。危险在于,当我们的能力被过度使用时,病人会成为负担,我们变得不能承受风险。就像婴儿那么依赖母亲,非常脆弱的父母和孩子会保持警惕,在这个时候会发现我们的焦虑,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在这样的条件下,短时间内管理好我们的工作是可能的,但是在专业人员面临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保持良好的服务是非常困难大。在大规模重组和服务削减的情况下,如何保持良好的服务,这在未来是一个被优先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托儿所里的鬼魂’”Fraiberg,S., Adelson, E. & Shapiro, V. (1975)
“精神分析法用于受损母婴关系”,美国儿童精神病学学会期刊14(3):387-422
“在反移情上“ Heimann, P(1950)国际精神分析期刊31:1-2
”乱伦受害者是否被憎恨?“ McCarthy,B (1988)精神分析心理治疗3(2)113-120
”掩盖俄狄浦斯,视而不见“ Steiner J(1985)
”反移情中的憎恨“ Winnicott, D.W. (1947), 最早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期刊30 1949
这是温尼科特,从儿科医生到精神分析1975 伦敦:霍加斯出版社
“成熟过程和促进环境中真我和假我的自我扭曲:情绪发展理论研究”第145-148页伦敦:霍加斯出版社
反移情中的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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