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才东坡（15）

文  阿蔡

图  网络

贬谪黄州

“乌台诗案”在朝野引起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对苏轼心寄同情和出面营救的人为数不少。远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念佛，为苏轼祈祷平安；曾任参知政事、此时已经隐退的张方平愤然草拟奏章，劝神宗爱惜“天下奇才”。

宰相吴充对神宗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弥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

曹太后说：“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今杀之可乎？”

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神宗皇帝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宋神宗很怜惜苏轼之才，本只想“敲打”一下苏轼，以杀杀他的傲慢之气，心中也不愿对诗案进行深究。当多方的营救之声不时传来时，他不能不为之动心，特别是极为器重的王安石的话，他更无不听之理。于是宋神宗最后下决心了结此案：贬苏轼去黄州担任团练副使。（这个团练副使，职位相当于今之县武装部副部长，但苏轼这个副部长无“签单权”，是个虚职，没有实权）实际上，宋神宗就是把他当作政治犯发配到地方，让他虚心地去接受当地官吏的监督，认真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一百三十天的监狱生活结束后，苏轼终于又获得了自由。

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保守派苏轼被政敌利用，成为政治上的牺牲品。苏轼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劫难——“乌台诗案”，因此丢官降职，被贬湖北黄州。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从春风得意的科场奇才，到谪居落寞的戴罪犯官，经历了人生巨大落差的苏轼，将面临怎样的生活？当他一路跌跌撞撞、狼狈不堪地抵达黄州、住进一所破庙之时，人们几乎要洒下同情的泪水。但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又怎知，这似乎是冥冥苍天特意安排了这位汉民族的杰出子民在蒙受了巨大冤屈之后，去完成一项开辟宋代文学新纪元的伟大创举——因为，他的才情从此和黄州土地的相互融合，他的胸襟从此和赤壁之水相互激荡，这也就意味着苏轼在政治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意味着名盖天下的《赤壁怀古》和《赤壁赋》的即将诞生，意味着宋代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将走向一段新的里程。

苏轼来到黄州，开始叫响了“东坡居士”这个名字，并一直流传至今。后来的人们，晓得东坡者要比知道苏轼者要多得多。我们现在听起来，“东坡居士”是一个极为潇洒的称号，但是谁能体会到苏轼初到黄州时的尴尬生活状态：一是物质生活，一是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东坡直接面临的是三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开销问题。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它有一个全称，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很难跟现在的官职相对应。如果硬要对应的话，姑且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但是，有限制条件，一是本地（州）安置，一是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说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仅仅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儿。按照宋朝有关规定，像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这就很麻烦了——苏轼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二十多口人哪，靠什么吃饭？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也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只有八个字：“俸入所得，随手辄尽”。哈哈，苏轼实际上是个“月月光”的穷光蛋、穷书生啊！不过这也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苏轼就以自己微薄的积蓄为基础，与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预算计划：每天最多花费一百五十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四千五百文。现有的积蓄，刚刚能撑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以后再说吧。聪明和潇洒的人总是乐观的，他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支烦恼，苏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第二个难题，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像苏轼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这是一种惩罚性的规定。那一家老小随从二十多口人住在哪儿啊，难道睡在大街上？这真也是个问题。初到黄州的苏东坡寄居在定惠院内（今黄冈市缫丝厂、市自来水公司所在地之西即定惠院遗址。虽然只有三个多月寄居时间，但现在留下的苏轼遗迹还是不少：如定惠院颙师专为他开辟的啸轩、师中庵。定惠院内原有的任公亭，是黄州人专为苏东坡的老朋友、原黄州通判任伋修建的，它是苏东坡每日必到之所，而柯山海棠则是苏东坡释放孤寂心境、寄托谪居情怀的自比景物。）

元丰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寓居定惠院的苏东坡因家眷二十多人的到来，在黄州太守的关照之下，迁居临皋亭（临皋亭遗址现为黄冈中学教工宿舍）。临皋亭又名回车院，是朝廷官员巡视黄州的官舍。按照宋代朝廷的规定，受贬谪的官员是没有资格在这种官舍中居住的。苏轼能迁居临皋亭，一方面是黄州太守的格外关照，另一个原因就是鄂州太守朱寿昌从中周旋。临皋亭滨临大江，它的旁边就是北宋重臣夏竦出守黄州时开凿的停船港口夏澳。苏东坡寓居定惠院时，曾在夏澳登高目送王子辩乘船过江。迁居临皋亭之后，夏澳也是他每天必到之所。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