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各县都设有僧会司，掌理各处寺院庵观和持牒僧人。民国以后，僧会司不复存在，寺僧和檀越便自行组织，安康城有绅士文人组织的“化一文社”；有佛教界组织的净业社，天圣寺僧达寿上人主其事；民间有群众自发组织的香会，主要是参加各处寺庙的进香活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各地掀起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安康佛教组织活动受到冲击，而逐渐衰败。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才成立中国佛教会安康佛教分会，设理事长、常务理事和常务监事，由达寿老和尚、董铭竹、鲁长卿等组成。其间作了两件大事：一，在地方将部分寺院庵堂改作学校，兴办教育过程中，积极配合，将部分庙产提作教育经费，捐资帮助贫寒子弟入学读书，并遣送僧人古莲、古训、古鼎到西安卧龙寺受戒，送古宝到南京宝华山受戒。二，安康双溪寺是印光大师发端净土之所，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寺院纷纷举办“护国息灾”法会，安康佛教分会为弘扬净土，请法随学，具启恭迎北京慈云、武汉心道、太原力空、西安觉性，先后来安康传法讲经。在这期间，双溪寺僧澄修赴南京宝华山受戒，1938年业毕回山，与从西安卧龙寺业毕归来的古训和尚，邀集张紫樵、聂充文、刘子仁等居士，募缘重修双溪禅院，旧观略复，焕然一新。古训和尚又与慈云、心通、力空、觉性一起整顿寺院，改革子孙寺为十方寺(如天圣寺)，诵经传戒，逐渐趋向修性悟道。遂于1943年，响应全国佛教会号召，设坛祈祷抗日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作“护国息灾”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开展破除迷信活动，寺院僧徒受到极大冲击，不少僧人被迫还俗，佛教活动停止。但安康县佛教界人士，遵循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据《安康县志》载：土地改革后，僧众参加生产劳动，自食其力。1955年5月，正式成立安康县佛教协会，理事会由19人组成，选出僧人古鼎、力空、古源、古训、彻智、郭才和居士张紫樵、刘子仁、程献连等9人为常务理事。推选张紫樵为名誉会长，古鼎为会长，力空、古源为副会长。活动场所设在双溪寺和白云寺。“文化大革命”期间，双溪寺被县建筑公司占用，宗教活动一度停止。惟白云寺因在城西天柱山顶，又为安康八景之一，作为文物古迹保留下来，寺僧自行劝募，进行维修，恢复正常宗教活动。从1954年起，住持和尚依次为力空、广胜、古训、吴禅、观慈。古训住持是山时，广植经济林木，植被葱茏，为寺院增色不少。1979年后，落实宗教政策，复经政府批准，金堂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古训和尚负责接收。1982年10月，金堂寺成立佛教管理委员会，由古训、观慧及居士郭有金、杨治民、王祖顺、李广福、陈益莲等七人组成，从此金堂寺成为安康县佛教活动中心。
    然而，作为安康昔日著名的四大丛林，却遭受灭顶之灾。双溪寺：被县建筑公司占用，寺中的唐代毗卢大铜佛像被毁，北魏太平真君二年(441年)小铜佛像(高90厘米)被砸坏，寺中所藏《大藏经》百余部、三藏经典及佛学著述三千余册亦被烧毁。万春寺：解放后，即被县武装部占用，寺院被拆毁，造像被破坏，白莲池，卓锡泉荡然无存。天圣寺：被县弹花社作为厂址占用，寺外土地由地区物资局使用建房。寺中所藏元代至元四年(1338年)经版《慈悲道场忏法》、明代永乐十七年(1419年)经版《妙法莲花经》，1953年安康专署统战部全部装箱运往西安，而流通陕南各佛寺的经典，基本上都由这些经版刷印出来。悬挂于寺的明永乐大钟，也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砸毁炼铁。类似以上的例子，举不胜举。但是佛法不灭，安康佛教在建国后，由于力空、古训、古宝、觉性、古源、郭才、观慧、赢章等一批高僧大德的苦心经营，始终坚持正常的佛教活动。改革开放以后，提倡宗教自由，佛教活动即全面恢复，而且越来越兴旺。
    安康佛教的主要活动，分为僧尼和民间两大形式，正式的僧尼必须落发，停嫁娶，易父姓，改称法名。住在寺庵内长年茹素，每日定时诵经拜佛，遵守教规。出家的称和尚，不出家而持戒律者称居士，和尚受戒后发给度牒，成为资格证书。据《安康县志》载：“僧人每天早、中、晚诵经礼忏，每月初一、十五作法事，寺僧接待善男信女前来拜佛、许愿、还愿等。节日活动，主要有佛诞节，即农历四月初八为释迦牟尼诞生日；涅槃节，农历二月十五为释迦牟尼去世日；成道节，农历十二月初八为释迦牟尼成道日，佛教徒在这天以米和果物煮粥供佛，俗称腊八节。这些活动主要是指安康城中大寺而言，至于乡村佛教寺院僧人的活动，又有①主持庙务，经营香火，接受布施；②设置签筒，为求神拜佛者打卦；③为丧家念经诵佛，打醮做法事，超度亡灵；④兼作庙医，为人治病，最著名的是汉滨区大同镇韩家楼普光寺的温和尚，清光绪、宣统年间，和尚舍药救急，加之本人“艺精外科”，凡跌打损伤，着手即愈。也有请中医编制药方，与签筒中之签合成号码，凭抽签的号码付药。
    总之，无论是城中寺院或村镇庙宇，除了佛诞(四月八日)、涅槃(二月十五日)、成道(十二月八日)这些重要佛教节日外，各寺庙又有自己的活动节日。如城东金堂寺，自民国二十九年之后，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举办观音会纪念莲宗十三祖印光大师在此发端净土。在宗教节日里，善男信女往各寺烧香礼佛，僧人承袭日杲禅师所创盆米之缘，出外化缘，或翻印经典、广送善书，劝人信教。
    民间佛教徒，多在家中设佛堂、修佛龛，供奉观音大士。他们不受清规戒律限制，饮食可荤可素。长年吃素者称为长斋或清斋，每月初一、十五吃素者叫花斋，大都是中年以上的人。旧时称长年吃素者为斋公、斋婆。信士们为求精神寄托，希望能往生净土，而“广种福田”，因此乐于捐资兴建寺庙，或布施田地作为庙产。清同治十年(1871年)，安康信士弟子李宣富，“将自己先年置买地基，自盖房六间，地名鼓楼北街，坐西向东街面地基，东西进深六丈五尺，南北宽二丈九尺……寸砖寸木寸石一并在内，情愿敬上双溪寺诸位神圣，作香灯之资”(《安康碑版钩沉》)。光绪二十四年(1908年)，“善姓唐光凤，愿将自置阴坡山地一份，房屋一座，猪圈、菜园、竹木、水石一并在内，毫无保留，情愿付与佛爷崖众神殿下”(《唐光凤施地佛爷崖文约碑》)。诸如以上捐地捐房作为庙产的例子，多不胜举。除了捐资布施寺庙外，在家佛教徒奉行“早晚一炉香，晨昏三叩首”的习俗。善信们的主要活动，大致有①烧拜香，无论远近，三步一叩，九步一拜；②烧旗香，一路高举旌旗和“万民伞”。这两种活动，都是事先向佛许愿显应后的还愿形式；③办庙会，由会首或住持领一账本，挨户劝人布施，交给庙中，庙会期间，皆要唱戏娱神。四乡男女，无远弗届，都前来赶庙会，后来发展成农器之会，以有易无，买卖交易，十分热闹；④家中遇事，即去庙中求神许愿，事后或烧香，或上油，或重塑佛像，换佛妆、搭灶、挂匾；⑤到庙中抽签、问卜、求药；⑥求神判断讼事，原、被告都到庙中，各自对神佛申诉理由，并起誓，然后回家等待神的报应；⑦放生，善男信女认为这是向佛表现虔诚的一种方式，到市场上买些活鱼或鸟兽，又放回自然界中去；⑧盂兰盆会，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佛教徒为追荐祖先而举行的重要活动。除寺院燃灯、奉经、超度亡灵外，民间设斋供僧，并有拜忏、放焰口、放河灯活动，沿成风俗，直到民国期间，仍奉行不衰。
    由以上看来，安康佛教既有如怀让那样享誉国际的禅宗南宗领袖人物，其顿悟和戒律理论影响深远；也有如印光法师那样将净土宗教义推向顶峰的泰斗式人物，其“力敦伦常，精修净业”八字，被奉为净土法典而成莲宗十三代之祖师；更有如民间普通居士那样对于佛的诚心礼赞，这一切，都说明安康是真正佛学的渊薮。作为学术、思想，佛教在安康并没有出现十分系统的理论，怀让大师在南岳确立了顿悟学说；云门偃禅师在广东创建了云门宗派；印光法师虽在安康开端净土，“法若当机，皆可成佛”的佛法理论却出自灵岩。但安康佛教徒作为信仰，却化为一种民俗，一种亘古不变的仪式，融进安康一地独特的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