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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蒙元乘驿牌考辨

(2013-03-01 0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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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山戎胡人(匈奴))蒙古歷史語
八思巴蒙古文字研究资料
原文地址:蒙元乘驿牌考辨作者:peiyuanbo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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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驿牌是古代驿路上往来驿使专门使用的一种符牌。蒙元乘驿牌是蒙古汗国和大元朝时期驿使在驿路使用的专用符牌。当时,全国各地设有驿站1500多处,其中包括少数水站。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每10里、15里或20里设一急递铺,其任务主要是传送朝廷、郡县的文书。驿道北至吉尔吉思,东北至奴儿干,西南至乌思藏、大理,西通钦察(金帐)、伊儿两个汗国,可谓“星罗棋布,脉络相通”。站、铺的设立,使蒙元国内交通得到极大发展,使国内各民族、各地之间经济、文化联系空前紧密。

每天无数驿使奔驰在全国各驿道上,驿使利用驿站、急递铺时,要使用乘驿牌证明自己的驿使身份,享受供给,役使驿马。他们是怎样使用乘驿牌的?乘驿牌又都是什么样的?目前乘驿牌实物发现很少,发现的也大多藏在文博部门很难见到。为此,研究乘驿牌只能求诸历史典籍和馆藏文物。国内外关于蒙元乘驿牌的专著专论很少,特别是对蒙元早期乘驿牌的特征、种类分期、各时期乘驿牌的特点还缺乏深入探究,在乘驿牌与圣旨牌、职官牌的区别上还存在误解。本文不揣冒昧,拟就这些问题做些浅陋考辨,以期抛砖引玉,促进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一、蒙元乘驿牌概况及辨析

元朝中央政府编纂的《经世大典·站赤》记载:“站赤者,国朝驿传之名也。凡站,陆则以马以牛,或以驴,或以引车,水则以舟。其应给驿者皆以玺书(铺马圣旨)。而军务大事之急者,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其符信皆天府掌之,其出给在外者,皆国人之为官长者主之,他官不得与也。”这里明确规定:传递圣旨与通报军情而取信于驿站,是乘驿牌的主要功能。这个时期(大元朝时期)的牌符皆为圆牌,有金字和银字之别。而金字与银字圆牌的区分则在于: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站查验;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站查验。在大元朝建立前,蒙古汗国又使用何种乘驿牌呢?

据元代典籍载,蒙古使用符牌始见于太祖七年壬申(1212)。《元史》卷一四九《刘伯林传》:“壬申岁……进攻西京,録功,赐金虎符,以本职充西京留守兼兵马副元帅。”蒙古旧制并无金虎符?。此前一年,太祖自将攻西京,金元帅奥屯襄败逃。赐给刘伯林的金虎符,当是来自对金作战的缴获,用为赏赐。此后,太祖八年赏赐史天祥的银牌,九年赏赐唵木海、史天倪的金牌,当也是缴获的金朝牌符,并非蒙古自铸(因无实物传世,仅凭推测而已)。

太祖十年(1215)五月,蒙古军攻破金中都,太祖“遣忽都忽等籍中都帑藏”。七月,耶律留哥称辽王,攻破金东京。《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载:“留哥潜与其子薛阇奉金币九十车,金银牌五百,至按坦孛都罕入觐。”“按坦孛都罕”系蒙古语金畜羣,当是水草丰美的牧地,在桓州凉陉。入觐在十一月。耶律留哥奉上的金银牌,应是金东京府库备赏的储存,多至五百。中都府库的储存,当数倍于此。耶律留哥降后,赐金虎符,仍辽王。此金虎符当来自金中都府库。太祖于十一年(1216年)返回蒙古,此后连年西征,金朝旧地,命木华黎统辖。金降将多居原职,金朝各机构也多沿旧制。有理由认为,统治秩序确立后,原金朝铸造牌符的机构,可将金朝的金银牌改铸或重铸为蒙古国的牌符,以备赏用。此事并无直接纪録,但有关文献的记事,可为旁证。(亦为推测)

最早记载蒙古汗国自铸有符牌的,是南宋人赵珙于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年),出使蒙古国后所写的《蒙鞑备录·官制》“:鞑人袭金虏之俗,亦置领录尚书令,左右相,左右平章等官,亦置大元帅等职.所佩金牌,第一等贵臣,带两虎相向,曰虎头金牌,用汉字曰: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又其次乃银牌,文与前同.如成吉思亦行诏敕等书,皆金虏叛臣教之。

这里,赵珙记载有误,他所记的两种牌子应都不是职官牌。第一种虎头汉字“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当便宜行事”金牌,乃是皇帝圣旨金牌,是蒙元符牌中等级最高、权力最大,赋予了使者临机处置一切事物权力的符牌,是当时最尊贵的符牌。只有执行皇帝特殊使命的特使才可以佩戴。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仲禄悬“如朕亲行,便宜行事”虎头金牌,及蒙古人二十辈,传旨敦请邱处机西觐成吉思皇帝。一路上,各地主要官员都亲自迎送。足见事情的重大与“如朕亲行,便宜行事”虎头金牌的权威,也证明这种虎头金牌不是职官牌和乘驿牌,据《析津志辑佚》载,刘仲禄当时并无实际官职,只是随侍成吉思汗的医生,职务并不高,他佩戴的虎头金牌与官位并无有任何联系。刘仲禄佩戴虎头金牌受到各地主要官员迎送齐备所用,并派重兵护送的礼遇;刘仲禄可以调兵遣将,派人辟路,构桥,括舟,甚至选处女供真人使用,足证虎头金牌不是职官牌也不是乘驿牌,而是权威至极的皇帝圣旨金牌。

第二种,文: “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的素金牌,牌面文字已清楚地说明,这种牌符是驿使执行紧急任务时为表示任务火急状态而佩戴的符牌。今日所见此种长牌背面尚有两个契丹字“戈用(‘戈’两撇,‘用’一横)”。此二字在(宋)王易《燕北录》记为“走马”,并见于契丹勅走马符牌实物。这更证明这种面汉文“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契丹字‘戈用(‘戈’两撇,‘用’一横)’”的素金牌是货真价实的乘驿牌。

除长牌外,成吉思皇帝和忽必烈前的蒙古汗国其它皇帝时,还有没有其它乘驿牌?据《元史·列传·特薛禅传》所附《唆儿火都传》载其及子孙事迹中,提到太祖朝曾颁赐其金银字海青圆符:“唆儿火都者,亦按陈之子,以从征功,在太祖朝遥授左丞相,为千户,仍赐以涂金银章,及金银字海青圆符五、驿马券六。其子曰阿哈驸马,当宪宗朝尝率兵破徐州,以功受赏黄金一铤、白金十铤及银鞍勒,仍命袭父官。至世祖时,有诏“弘吉剌万户所受驿券、圆符皆仍其旧,凡唆儿火都所受者,宜皆收之”,“而唆儿火都之诸孙若孛罗沙、伯颜、蛮子、添寿不花、大都不花、掌吉等,及阿哈千户之孙曰也速达儿与按陈之弟名册者,在太祖世授官本籓蒙古军站千户。册之子曰哈儿哈孙,以平金功,赐号拔都儿。哈儿哈孙之孙曰都罗儿,至元四年,授光禄大夫,以银章封懿国公。”。

“有脱怜者,亦按陈之裔孙也,世祖授本籓千户,仍赐驿券、圆符各四,令以兵守朔土之怯鲁连。二十四年,从族父按答儿秃征叛王乃颜有功,亦赐号拔都儿。”

这两段文字说明,成吉思汗时已铸有金银字海青圆符。此记载当为事实,不是误记。因为当时受赐金银字海青圆符者不是唆儿火都一人,还有弘吉刺万户等,世祖时还曾下诏收回唆儿火都所受驿券、圆符。这些史实说明成吉思汗时已铸有金银字海青圆符之事不是孤证,而是数证确凿的事实

根据史料,可以确知海青牌曾使用于成吉思汗、窝阔台和忽必烈之世,即蒙元前期。《元史》记载海青牌数量为九十枚,分金、银、铁三种质地。牌体为圆型,上端带穿孔,正面镂鹰头部图案,牌子两面镌有回纥式蒙古文,内容应与“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走马”长形乘驿牌相近。此种牌符仅限于通报紧急军情。佩戴海青牌可不经由正站(驿站)而由望云站,取捷径往返。铺马有缺,可向百姓或旅客征用,粮食及其他必需品也可自由征用。创制八思巴文后,“海青牌”演变成“蒙古字牌”、“镔铁海青圆符”,以伏虎图案与八思巴文取代了牌面鹰头部图案和回纥式蒙古文,但以后很长时期仍称“海青牌”、“海青符”。圆牌又称圆符:金、银字两种。海青圆牌源于辽金西夏的圆形符牌,特别西夏“敕燃马牌”应是海青牌的直接借鉴。可惜的是,至今没有见到海青牌实物面世;一些自诩藏品是海青牌的单位和个人,实际都是误判误断,无一不是张冠李戴,葫芦僧乱判糊涂案。

据《元典章》卷29《礼部•改换海青牌面》记载,至元六年(1269年)正式颁发了新铸的八思巴蒙古字牌符,以代替原来的海东青牌符。八思巴字牌符上铸有“虎头”图案,写有小蒙古圆字(八思巴文)。至元七年(1270年)闰十一月,开始逐步取消海东青牌符。虽说此后有时仍有为某种紧急情况的需要,短时间将某条驿路封闭(相当于戒严),须有海东青牌符才能通过的情况偶而发生,如:至元十六年“临洮、巩昌、通安十驿,非有海青符,不听乘传”,但海青驿路特殊使命的消亡,已是大势所趋,成为历史的必然。至元二十三年以后,史籍上再未出现过有关海东青牌符的记载。

二、蒙元乘驿牌存世情况。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确定蒙元时期的乘驿牌,按牌的形状分,有长条形(长牌)与圆形(圆符)两种;按牌上文字分,有面汉字背契丹字,面背回纥式蒙古字,面背八思巴字三种;按牌顶出郭纹饰分,分为无出郭式,海青纹饰,伏虎纹饰三种;按时间分,可分为大蒙古汗国与大元帝国两个时期。长条形牌有金、银、铜三种材质;圆形牌有金(字?)、银(字?)、铜、铁四种材质,文字据说有鎏金、嵌金、嵌银、模铸四种铭镌方法。目前,已知存世蒙元乘驿牌共8枚,其中长条形牌3枚,圆形牌5枚:

11934年热河省发现的一枚长牌,铜质金字。首部有一圆孔式环形钮,正面书写“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10个汉字,背面契丹文“戈用(‘戈’两撇,‘用’一横)’”二字。此牌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见图1、)。

2、原满洲国立博物馆收藏一枚长牌残片,铜质,金字,仅存首部圆孔老环形钮及部分牌身,正面残存“天赐”二字,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见图2、)。

3、一九九八年河北廊坊市文物店征集到一枚长牌,银质、金字,牌子的右上角残缺,首部有一圆孔式环形钮。牌身正面书写汉文“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十字,背面为契丹文“戈用(‘戈’两撇,‘用’一横)’”二字。长21.7厘米,宽6厘米,厚0.3厘米。(见图3、)。

以上三枚长条形牌子(长牌)质地虽然有银有铜,但都为金字,应都属于“金”牌。质地不同,说明铸造时期有先后,应银质金字在先,银不敷用才用铜代,故铜质金字后出。从牌上采用汉文和契丹文书写的情况看,此种背书契丹文的乘驿牌应是蒙古汗国最早铸造的仿契丹“勅走马”乘驿长牌而造。它比背回纥式蒙古字,八思巴字的乘驿牌及海青、伏虎纹圆形乘驿牌都要早很多。

41881年,在原沙皇俄国托木斯克州巴卡塔耳斯克出土一枚圆牌,铁质银字,首部雕有虎头纹饰,正背面镌有相同的嵌银的竖排五行的八思巴蒙文(缺图)。

520世纪50年代末,征集自四川阿坝藏族地区的圆形八思巴文牌符,铜锡合金,泛青灰色。通长(含头部铜环)18.4厘米,宽11.7厘米。头部铸有虎头纹样,并有供佩戴用的圆环。牌两面各阳刻八思巴文五行,正面为正体,背面为反体,正反字内容一样。形制与4678大体相同,只是八思巴字外没有圈以双重圆环。现保存在西南大学博物馆。(见图4、)

61965年,甘肃省博物馆在兰州征得一枚铁质银字圆牌。该圆牌与从俄国托木斯克的巴卡塔耳斯克出土的圆牌属同一类型。牌高15厘米,宽11. 5厘米,牌面有错银八思巴蒙文五行。此牌现存甘肃省博物馆。(见图5、)

71993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从本奈特(D.C.Bennett)手中得到了八思巴字铁质圆牌一面,牌通高18厘米,直径11. 5厘米,上有伏虎纹饰及银质八思巴字五行,与468、圆牌形制,纹饰,文字基本相同。(缺图)

8199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历史档案荟萃》一书公布了由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收藏的一枚铁质金字圆牌。圆牌通高18厘米,直径11. 5厘米,重249克。牌子顶端雕有虎形兽图样,虎形兽顶部有一椭圆形持环,牌的两面阳铸相同的八思巴蒙文五行:靠长生天的气力,皇帝圣旨,谁若不从,即要问罪。(见图6、)

以上五枚伏虎纹圆牌(或称作“虎头圆牌”)是大元朝蒙古国字(八思巴字)颁行后,直至灭国时,自始至终使用的乘驿牌。其中金字铁圆牌一枚,银字铁圆牌三枚,特制铜圆牌一枚。

金字圆牌按规定应是“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站查验”,扎什伦布寺收藏的这枚金字圆牌,应是驻藏蒙古军政千户以上高官所遗之物。元朝曾在西藏地区设“乌思藏宣慰司”,下有管蒙古军都元帅府,担里管军招讨使司和乌思藏等处转运司等军事机构,还有管民万户府和千户府等行政机构。至元十七年(1280)。元朝大将桑哥带领十万大军,查究公哥藏卜违背帝师旨意之事。桑哥军击败据守恰若仓城(bya rog tsyang,在今日喀则之江孜县境)的公哥藏卜的军队,将其处死。蒙古军队曾长期驻扎在西藏,直至元亡。千户以上握有金银圆符的高官不在少数,在当地寺庙发现金字圆符应在情理之中。

三枚银字圆牌(俄国托木斯克,甘肃兰州,美国大都会本奈特)两枚出自元代岭北行省、现俄罗斯亚洲地区,恰好证明元代疆域确实已涵盖整个远东地区。岭北行省为防漠北诸王叛乱长年驻有重兵,设有众多驿站。以至战争情报频繁传递,故此地圆符较多。元时甘肃行省重点管辖吉利吉思等西北诸部,至元七年(1270年),置断事官于益兰州,以防范窝阔台孙海都及吉利吉思等西北诸部。至元十三年(1276年),以蒙哥之子昔里吉为首的随军诸王发动叛乱,执皇子那木罕,奉昔里吉为汗,据有漠北西部和吉利吉思等地,次年(1277年),攻掠和林及其以东地区。忽必烈急遣伯颜统蒙、汉诸军北征,平定了昔里吉之乱。故兰州地区出现银字圆符,正是这些战事频繁的必然结果。

最有趣、最稀奇的是征集自四川阿坝藏族地区错尔基寺的圆形正反书八思巴文特铸铜牌符,一奇是材质奇,铜锡二元合金,圆形乘驿牌中仅有;二奇是文字奇,一面正书,一面反书,所有蒙元符牌中绝无仅有;三奇是用途奇,一面作符牌,一面作印章,历代符牌中空前绝后,独此一家。四川阿坝藏族地区,元代属吐蕃等处宣慰使司(脱思麻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是元朝宣政院下设的三个宣慰使司之一。公元1260年(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当年即封八思巴为国师,(公元1270年又晋封为帝师),命他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公元1264年(中统五年),忽必烈在政府中设置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管理藏族地区的行政事务,并由国师(帝师)管领院事,举荐官员。宣政院是与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平行的中央机构。在宣政院之下,元朝将藏族地区划分为三个部分,建立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简称宣慰司),分别进行管理。

宣政院是管理全国藏族地区行政事务的中央机构,因此体现在它的职责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负责对藏区的军事管理。为了乌思藏及各藏区的安定,元朝曾委派高级官员坐镇指挥,进军藏区,并在藏区各地驻兵守卫。()荐举官员。藏族地区各机构中的高级官员的任命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授给他们金牌、银牌、宣敕委任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元帅、招讨、安抚、达鲁花赤等。()管理驿站。为了加强对藏区的管理,元朝曾先后三次派官员到乌思藏清查户口,并陆续在藏区设立了31个驿站,其中前后藏有11个,阿里有4个。驿站负责传送公文,支应过往官员食宿、马匹等,这种支应差役,突厥语称之为“乌拉”,西藏乌拉差役即始于此。()负责对佛教事务的管理。由此可见,元朝对藏族地区的行政管理是严密而有效的。在此情况下,遗世金银乘驿牌是情理之中的事。可在阿坝地区没有发现金银字圆形伏虎纹符牌,却在阿坝地区的壤塘县的错尔基寺,发现了这枚“三奇怪”的圆形伏虎纹铜符牌。

按蒙元军官职名品级,万户、千户各分为上、中、下三等,百户分上下两等。七千军以上为万户府,万户正三品,副万户从三品,俱佩虎符。五千军以上为中万户府,三千军以上为下万户。万户佩虎符,副万户佩金牌。千户所七百军以上为上,五百军以上为中,三百军以上为下。上中下千户所正、副千户俱佩金牌。百户七十名军为上,五十名军为下。上下百户俱佩银牌。百户下有五十人长,理应佩铜牌,可元史资料失载。实物出土虽见元八思巴字铜铁符牌数枚,但因仅有邵华伟先生一人潜心研究,终是孤掌难鸣,以至成果是否百户以下军官符牌尚未得到专家认可。对比西南大学错尔基寺铜圆牌,可以确定其与军官品级牌无关,而是与乘驿圆牌属同一类别,尽管它多了印章职能,可主要职能还是乘驿,还必须按乘驿牌的标准确认它的使用级别。

《经世大典·站赤》规定:“凡站,陆(中略)其应给驿者皆以玺书(铺马圣旨)。而军务大事之急者,又以金字圆符为信,银字者次之。其符信皆天府掌之,其出给在外者,皆国人之为官长者主之,他官不得与也。”“金字与银字圆牌的区分则在于: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站查验;诸王公主驸马亦为军情急务遣使者,佩以银字圆符给驿站查验。”这里明确说明金字圆牌是由朝廷颁发给使臣的;各地区主要长官和军队万户、千户级统帅由朝廷颁发给他们一些金、银字圆牌供他们及时向朝廷禀报军情大事。其次说明驿使给驿除要以圆牌为信外,还要提供玺书(铺马圣旨)以让驿站查验,二者缺一不得给驿,即不供饮食、驿马。铺马圣旨,亦称“铺马札子”或“‘给驿玺书’、‘御宝圣旨’”。《元史·兵志四》说:“其给驿传玺书,谓之铺马圣旨。”它是一种广泛流通的给驿证明,用蒙古文字书写,每道圣旨上按品级分别标写起马数目,通常经由中书省奏准,颁发给诸王贵族及中央、地方各官府。此外,诸王也可以自发铺马圣旨。还告诉人们“诸朝廷军情大事,奉旨遣使者,佩以金字圆符给驿。其余小事,止用御宝圣旨”。《元史》卷103《刑法志》

小事,用御宝圣旨?中央政府自然不成问题,御宝就在身边,想盖就盖。可地方政府,特别边远地方如何获得御宝圣旨?除了事先颁发一些空白宣头(加盖过御宝的空白圣旨)外,西南大学收藏的错尔基寺铜圆牌,应是元代朝廷(宣政院)对西藏边远地区特殊给予的政策措施之一,允许他们用圣旨乘驿牌反文代替御宝,自己制作“御宝圣旨”,以应对日常“小事”。从这点来看,这枚铜质乘驿兼御宝印牌,应是所有乘驿牌中权力最大,等级最高的特种符牌,有如皇帝圣旨金牌中“如朕亲行,便宜行事”的权力一样。

因为这枚乘驿牌,被赋予了官方印信的功能,所以它的材质被限制为铜质。《元典章•礼部二•印章》载“印章品级分寸料例”:“诸王一二等用金印,三等用金镀银印。驸马及一二品官均用银印,三品以下用铜印。”可知使用这枚铜质乘驿兼御宝印牌的官员,品级应在正、从三品,应该是吐蕃等处宣慰使司(脱思麻宣慰司)都元帅府,属下万户以上官员。发现铜质乘驿兼御宝印牌的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的确尔基寺,是藏传佛教觉囊派三大寺庙主寺,始建于1378年(明洪武11年)。明朝在元代的脱思麻宣慰司辖区,设置河州卫、洮州卫、岷州卫等,直接划归陕西行省管理。元铜质乘驿兼御宝印牌大约在确尔基寺建寺前后流入该寺并被珍藏的。两南大学博物馆标签上说该牌是“元朝颁赐阿坝塘错尔基寺”的说法是错误的。元朝怎会颁赐符牌给已建国11年之久的明代新建寺庙?这未免有些过于滑稽了!

三、几点收获和体会。

通过以上考辨,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确认元代乘驿牌有三种四类:1、长条形“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走马’牌”。其文字为汉文与契丹文,可能还有汉文与回纥式蒙古文(汉文与回纥式蒙古文长牌只有传闻,未见实物出土与传世);2、圆形“海东青(简称‘海青符’)圆符”,海东青鹰隼牌首,文字为回纥式蒙古文皇帝圣旨,(未见实物出土与传世);3、圆形“虎头(或称‘伏虎纹’)圆符”,伏虎头牌首,两面文字为八思巴蒙古文皇帝圣旨。另有特类一枚,伏虎头牌首,一面文字为八思巴蒙古文皇帝圣旨正书,一面文字为八思巴蒙古文皇帝圣旨反书,一面作为乘驿牌使用,一面作为御宝印玺使用。暂称作“乘驿兼御宝印牌”。

对元代乘驿牌的材质与制作工艺有了新的认识和了解:1、“成吉思皇帝‘走马’牌”有铜质鎏金和银质鎏金两种,纯金、银牌未见面世。牌面背文字均为阴刻。牌子为锻造,有锤锻痕迹。2、“海东青(简称‘海青符’)圆符”,据元史载有金(铜质金字?)、银(铜质银字?)、铁三种质地,阳文,铸造。未见实物出土与传世故不敢妄言,只是根据史书归纳这几点,仅供参考。3、“虎头(或称‘伏虎纹’)圆符”,有铁鎏金、铁鎏银、裸铜三种质地文字,(据笔者从照片上情况分析,所谓“嵌金字”、“嵌银字”、“错银学”的说法纯属臆说,因为铁牌上“嵌”的金条银条质地太软,既不耐磨又易脱落,又易被人盗拆,所以绝不会是“嵌”;更不会是“错”,因为“错”的金银只能与槽平,不能凸出槽外;因而只能是“鎏”。)阳文,铸造,多数为铁质,铜质特殊少。

对元代乘驿牌的特征与内涵有了更准确的把握和认知,如:透过长条形“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走马’牌”。知道成吉思汗时期,早期符牌,除虎符、海青符外,其它符牌都应是长方形牌,牌面文字都是“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虎头金牌除外)各种不同用途符牌,均以背面文字加以区别。象乘驿牌背镌“走马”;圣旨牌背镌“如朕亲行,便宜行事”;职官牌背镌“防务千户,准行君帐”。虽不知“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牌,背文文字全部情况,但是据估计蒙古汗国时期曾使用过的文字,如,汉文,契丹文,回纥式蒙古文,波思文,八思巴文都应会出现在牌子上。现在没发现,可能被收缴销毁或湮灭殆尽罢了

通过对元符牌发展史的探究,确知成吉思汗的“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牌,的确是摹仿自辽太祖阿宝机皇帝圣旨金银牌,文字内容只是把辽圣旨牌的契丹文翻译为汉文加上铁木真的帝号而已。辽圣旨牌上的契丹文类“主”字是阿宝机的花押,阿宝机的帝号为“天皇帝”,他的这个“天”就是“天赐”之意。记得前几年笔者曾写过一篇名为《一枚罕见的辽代再生仪祭祀大钱》的文章,对一枚辽代再生仪祭祀钱进行考证。钱的正面为男女生殖器,背文为“天赐”。萨满教认为男女交媾生子的过程是天神在主宰,孩子的诞生是天神的恩赐。阿宝机称“天皇帝”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皇帝是天神所赐,是上天让我当的”。所以,他立即以“神册”为年号,呼应“天皇帝”的帝号。

阿宝机花押的全部内涵即汉意“天赐皇帝”。铁木真圣旨牌,原封不动地把辽圣旨牌契丹文花押“主”字,汉译“天赐皇帝”挪来,仅中间加上自己的帝号,其摹仿不能不说确实是一丝不苟。契丹文“勅”即皇帝的诏书、命令,译成“圣旨”最贴切。契丹文“宜速”汉译为“疾”,应说是动了一番脑筋,“宜速”是应该快办,“疾”不但有快,迅速之意,而且有重要必须执行之内涵。契丹阿宝“勅宜速”牌以背刻铸文字区分用途,成吉思汗的“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牌,也以背文区分用途,这一事实验证了铁木真敬仰阿宝机的传闻。亦反证了成吉思汗的“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背“走马”乘驿牌的发生发展是有历史渊源的,并非空穴来风。从中也窥测到成吉思汗及整个蒙古汗国时期,圣旨牌、职官牌、乘驿牌的一些踪影,对研究蒙元符牌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蒙元时期乘驿牌的研究虽然比其它符牌成果较好,但因为实物罕少,各收藏单位又缺乏交流精神,使研究者囿于眼识,难免犯些想当然的毛病。本文提到的一些问题不针对任何人,仅供大家参考。笔者真心祈盼蒙元专家和符牌收藏专家对本文多多赐教。另,本文参阅了众多蒙元符牌专家的研究成果,如党宝海、陈永志、门岿、齐木德道尔吉、包祥、蔡美彪、照那斯图等,这里一并致谢。不再列举论文名称。

泉痴山人2012/10/22于京东

附图:

11934年热河省发现的长牌;2-1、日本天理大学长牌面;2-2、日本天理大学藏残牌背;3、天赐成吉思皇帝圣背疾背契丹文走马金牌;4-1、西南大学圆牌正面照片;4-2、西南大学圆牌背面照片;5-1、兰州圆牌正面照片;5-2、兰州圆牌背面照片;5-3、兰州圆牌拓片;5-4、兰州圆脾照片;6-1、西藏扎什伦布寺金字圆牌面;6-2、西藏扎什伦布寺金字圆牌背;6-3、西藏扎什伦布寺金字圆牌顶部伏虎纹;6-4、西藏扎什伦布寺金字圆牌鎏金文字;7、辽契丹文敕宜速金牌;8、辽契丹文敕宜速鎏金牌;9、契丹再生仪祭祀天赐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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