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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思想的前沿

(2016-12-30 16: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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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思想的前沿

分类: 随笔

回到思想的前沿

 

2015年,参加了文学界的一个小型讨论会,主题就叫“回到思想的前沿”。 那么为什么要“回到思想的前沿”?显然,就是我们的文学没有在“思想的前沿” 上,与会者认为:“当今时代最有效、最有喜剧效果的往往是对‘思想’和‘思想者’的戏仿与反讽。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如何面对‘思想’、面对‘思想者’?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能力问题,甚至首先不是一个思想问题,它是一个态度问题”。他们指出当今文学、作家们是主动放弃了“回到思想前沿”的自觉,这样的说法似是而非,但如果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它带有某种的危言耸听意味。

我这样讲,大致有三重意思,一是认为之所以如此,并不是文学、作家们主动放弃,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撤离。自从上世纪完成“语言学转向”之后,文学的“反映论”以及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都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在传统文艺学里文学本来是“生活的反映”(别林斯基语),是“生活的镜子”(列宁语),“语言学转向”使语言由工具上升为主体,成为一个需要文学与文学家认识、辨析的一整套“符号系统”,成为文学家在创作过程中首先必须进入与穿越的开阔地带,这让文学与生活、存在、现实世界又多出一重隔膜,比如,语言哲学学家们认为,作家们只有通过并借助于语言才能进入认识存在的“途中”,而且,这样的认识可能将一直“在路上”。按常规说,语言学转向,属于哲学范畴,是对传统认识论的诘难,但后来却在文学界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与反响,它在创生了“亚哲学”之后,迅速在文学当中衍生出“元写作”,一大批围绕写作自身展开的“无根”的作品、作家应运而生,使文学的“工具论”“方法论”成为“价值观”和主体论,致使文学、作家疏离现实和撤离“火热的生活现场”又多出一条“客观”而“时尚”的理由。

二是思考回顾我们是怎样偏离“思想的前沿”的?在我的印象里,80年代的文学是站在“思想的前沿”并引领文化和社会的,从80年代初期的“朦胧诗”到后来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一路领跑,可谓狂飙突进。90年代之后,“学术繁荣与思想淡出”,一时间“学问”“学术”成为许多人“躲避崇高”的“好去处”,它们联手把西方(欧美)百余年的各种文学流派、文艺思潮,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与释说。然而这样的翻译与释说都具有明显的“去思想性”倾向,80年代的“思想朝气”与“理想主义气质”已经不复存在。此后,《渴望》式的“生活流”、古典化的影视剧,以及各门各类单纯、单薄但具有“巴洛克意味”的文体试验大行其事。不过从它们纷然杂陈的艺术语言和方法论当中已经很难触摸到现实的根基与思想的硬度。所以,我觉得首要的是“思想处境”, 缓解“思想处境”困难的问题,然后才能谈“回到思想的前沿”。就是说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我们思想和思想前沿的境况,以及在这境况当中各种文学流派与主义的交叉与覆盖,比如流行的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的此消彼长会给中国文学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等等。我对后现代主义本身是非常感兴趣的。比如,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在好长一段时间对我的写作都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我的第一本文论集《抒情与分析》就是“零度写作”影响的产物,甚至就是对“零度写作”的学习与摹写;即使是德里达的的延异理论,对我都是很有启发的。而且我在自己的具体的写作中也会使用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者。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危机是过于知识分子化,而在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情况是过于世俗化、痞子化,它是从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来的一套东西。它和中国的市井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就痞子化了。也就是说,在中国,从唐、宋瓦肆勾栏开始的那个市井、泼皮那一套东西,改头换面,几经演变,到现在和后现代主义中的大众文化理论结合在了一起,变成了我们中国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在80年代大众文化曾经是先锋文学的同盟军,在90年代之后就迅速变为“对立面”。对此,我想强调的是,虽然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反抗霸权话语中有其合理性内涵,但在我们中国社会现实里它依然是个副题,而一旦它与我们时代的思想主题——现代化、现代性进程与民主启蒙精神发生抵触时,它还是一个需要搁置和克服的命题。

我想说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思想的品质,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到思想的前沿”思想的本质是什么?思想的基础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智识的积累,就是理性、启蒙,伏尔泰所谓启蒙运动就是勇敢地使用我们的理性”,康德进一步指出“就是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智摆脱人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在此,对“不成熟状态”的辨识是一个大问题,它要求辨识者必须能够“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智”,而且,这样的理智与智识有必须是全面的,彼此可以驳诘与质疑的,这就要求作家具备思想家的质地,还必须有文学家的手段。昆德拉对陀斯妥耶夫斯基有一个很著名的评论:“如果陀斯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小说家,那他就不再是一个哲学家。”昆德拉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哲学家,可是这种哲学毕竟不是从概念上来的,而是体现在他对人、对人物关系、对婚丧嫁娶、对酒肆茶楼的仔细描摹当中呈现出来的。即使语言可以上升为“主体”,但它同时必然还兼有“工具”与“方法”的性能,我们只能借助语言才能深入生活现场,才能回复到思想的前沿。在任何时候,社会和生活的现实与存在的客观性、歧意性都高于任何天才的想象力。所以,尊重客观真实性,根除现实社会的主观主义和客观历史的虚无主义就是让文学“回到思想的前沿”最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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