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余秋雨先生活得很累
512大地震后，我没有捐现款。但我自费带了几位志愿者，组成了一个心理援助队去了灾区。历时一个半月，我们以团体或者个体咨询的形式，给一些灾民和志愿者进行了心理调整，办了几次讲座、培训班以及心灵重建工作坊。我们尤其关注那些在地震中丧失亲人的灾民，对他们做了一些疏导，后来对一些当事人也做了电话回访。做的事情不算多，但效果是好的。在必要的时间，作为搞心理学的，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应该做的事情，心里也比较坦然。
不怕“以己度人”，我感觉余秋雨先生活得很累。
余秋雨先生不捐现款，这种心情我也有过，我当时也不想捐现款。因为现款不知道如何用，用到哪里去，心里不塌实。自己想出点力，希望效果更好一些。——当然，我当初除了尽自己的义务外，还有想知道灾区的实情，想亲身见证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说，还有好奇心。
到灾区做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生活条件固然不如在家了。关键是方方面面（包括与志愿者之间的关系）会有误解、冲突不时发生，多少会有委屈、无奈，偶尔甚至有生气的感觉。我猜想，余秋雨先生亲自援助灾区，不管是要捐20万，还是捐小学或者三个图书馆，也肯定不是一帆风顺。其间，有大量的了解、联系、沟通，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要做。“不累”是假的。
然而，不管有没有“收据”，大量的时间、财力、精力肯定是付出去了，现在却是铺天盖地的质疑、谴责，甚至漫骂！“为好不讨好”，心情可想而知。尽管由于久经沙场，承受力可能不一般，但如果说“不累”是假的。
我以为，余秋雨先生对灾区肯定是有贡献的，或者即将有贡献。甚至他为灾区所做的，比一般人还多一些。但大众为什么对他又不依不饶呢？看看他的博客，已经关掉了评论功能。
除了他是公众人物外，还因为他没有真正忏悔过，尤其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那段不光彩的经历（本人孤陋寡闻，对情况了解不多，只见过余杰先生等批评他的文章。如果这句话如果错了，希望有人纠正。）
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我看过，其中写敦煌、都江堰的两篇印象较深，感觉还可以。前几年有人说余秋雨先生是抹着口红招摇过市，警察在某“三陪小姐”的包里搜到了三样东西：口红、保险套、《文化苦旅》。这些说法我认为是刻薄了一些。这样的书在中国普及，不能够说没有一点好处，至少烘托了文化的重要性。“三陪小姐”即使是附庸风雅，也比粗俗好一点。关于余秋雨先生的电视节目也我看了一些，特别是关于中国青年歌手大赛的，不少点评对普及文化是很好的，考虑到这是即兴发挥，对一些错误也可以理解，能够做好这个事情的人恐怕也不是很多。不过，我注意到一个情况：与其它一些节目一样，他的脸总是不能够正对观众，而是有一个角度，明显有一点斜视。据说，余秋雨先生也曾经觉察到这个问题，知道“镜头有点问题”，也调整过。但似乎没有调整过来。与人交流，如果总是这样，有可能是由于长期缺乏安全感所至，对人有较强的防备心理。这也许是从文化大革命起就落下了某种心理情结。——抱歉，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想，如果错了请余秋雨先生以及余秋雨先生的粉丝们海涵。
很简单，活得累就是有东西没有放不。背着一些石头爬山，哪有不累之理？
我同意基督教的说法：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也同意佛教的说法：凡夫皆在轮回之中。所以人人需要忏悔。
但余秋雨先生似乎相当强硬。对于“假捐门”，他有一个回应很有意思：
“一位安徽警察笑眯眯地给我出了一道智力游戏题：一个盗版起家的人突然对别人的捐款账目产生了兴趣，你猜为什么？我回答说：据美国报纸报道，当今小偷最喜欢看得，是时装杂志。不是他们品位提高了，而是查看新出时装的口袋缝在哪里。他们甚至认为，时装设计师的动机也十分可疑。人的目光，因职业而异。”
有人说“盗版起家的人”是在影射易中天先生。不管是影射谁，其中压抑的攻击性呼之欲出。
余秋雨先生，面对那么多对您不满的人，您到底是舒服还是不舒服呢？不可否认，您当然也有一些粉丝，可是，与那些谴责您的人相比，他们是多还是少呢？当然，人活着就不能够期望所有人都接纳自己，但任何事情也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数量问题。有什么必要关掉自己博客的评论呢？
您愿意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舒服呢？如果您知道自己不舒服，您是否想改变这种状态呢？也许，我们以后会在电视上看见余秋雨先生脸正对大家说话。
这样问余秋雨先生，实际上也在问我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社会中，我也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舒服，我也需要调整。不过，我承认自己有问题，也愿意积极解决，并且也在积极解决。我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我想改变的是自己。
不是这个世界错了，而是我们自己需要调整。
(余秋雨先生经常是这样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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