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个人资料
向岛
向岛
  • 博客等级:
  • 博客积分:0
  • 博客访问:202,084
  • 关注人气:323
  • 获赠金笔:0支
  • 赠出金笔:0支
  • 荣誉徽章:
相关博文
谁看过这篇博文
加载中…
正文 字体大小:

一书一原一世界

(2013-08-01 08:41:21)
标签:

白鹿原

陈忠实

分类: 向岛读书

一书一原一世界

——《白鹿原》出版20周年回眸

 

向 岛

 

白鹿原兀立千年,默然无语。因为一部书,因为它在书中承载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演绎了瑰丽雄奇的民族史诗,从此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版图中重要的地标之一。这部书就是陈忠实的《白鹿原》。

《白鹿原》1992年底开始问世于《当代》杂志,翌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迄今已是整整20年过去。截止去年8月的资料,人文版《白鹿原》发行量138万部。加上其它出版社已经和正在行销的多种《白鹿原》版本,它的总销量还要大出很多。人文社作为国内最大最权威的专业性文学出版社,在它出版的现当代小说中,据称有两部书销售最好,一个是《围城》,一个就是《白鹿原》,它们是出版社的常销书,也是长销书。《围城》1946年成书,印行三次之后,1949以降即遭雪葬,30年不见天日,直到1980年由人文社重新出版,又是30多年过去,长销不衰。期间三联书店出版《钱锺书集》,三联版《围城》也便同时行销。《白鹿原》作为一部产生于新时期的长篇小说,在多种现代媒体冲击、纯文学日渐式微的情况下,能一直保持20年的热销态势,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了。有人说文学以五十年为单元,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围城》的经典地位业已奠定,而《白鹿原》以其被越来越多读者的接受,正在不断鉴证它的经典品格。要是不抱偏见的话就得承认,一部作品的销量,一定是读者给予它的真实礼遇。以中国新时期文学来看,像《白鹿原》一样享有这等礼遇的,稍加考量就会发现并不很多,甚至完全可以说:没有几个。那么,时不时就会呈现的图书畅销现象又该怎样解释呢?其实并不难理解,一个新书出来,凭一点名人效应,凭借之前某个奖项的光环,再加上媒体造势,营销推动,以及那些拿了佣金的“书评家”鼓噪,热闹一阵,销出个十万八万的,都不奇怪。怕就怕热闹一过也就过了,一锤子买卖。马尔克斯曾经惊讶自己的书卖得太多,“像香肠一样出售”〔1〕,中国人的生活与香肠的关系似乎并不很大,不妨换一个参照:中国人口多学生多,哪一本书要是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一样,常销和长销,比如《围城》,比如《白鹿原》,天长日久,那才叫厉害。一书一原一世界

常听到许多人在感慨:当下真正读书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我一度也持此看法。我的这种看法,是近两年才慢慢改变的。首先读书完全是个体的事,你其实可以先甭管别人读与不读,只要操心自己读了没读,读了多少又悟了多少,是真读还是假读,有没有拿读书装潢门面增加谈资自欺欺人,这是个良心活儿,虚实自知,滋味自辨。其次你要相信这世上该读书的人一定在读。当读书成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不读他难受。读书人在中国历来属于“小众”,但正是靠着这样的小众群体,却把自古至今的经史子集以及各式各样真假高低的书们,淘洗得一清二楚,龙是龙,鳖是鳖,龙鳖排两行。我说这些,是想强调时间和市场对于优胜劣汰的力量,包括今天的图书市场毫不例外。一本书在市场一时走红,说不定是泡沫泛起。而经受了时间考验,被市场长期认可的书,它的个体品质注定不同凡响。在《白鹿原》问世20周年之后,由时间之河溯流而上,重新考量它的成因与内在属性,或许不无意义。经过20年的沉淀,许多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晰,某些顾忌可以悄然放下,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更加充分,尤其是作者陈忠实“《白鹿原》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已经问世,作为第一手资料,使得这种考量有了新的空间。

——追溯《白鹿原》成书的四大因素

一是生活积累。陈忠实是老老实实的“生活型”作家,这一点似乎不存歧义。“才子”、“鬼才”、“性灵”等等翩然灵动的词,基本上与他无缘。中学毕业以后,他先是当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再当公社干部、文化馆干部,一直没有离开中国最基层的生活现场。后来结婚,生儿育女,老婆孩子都是农村户口,是“一头沉”,一家人长期在温饱线挣扎,即使后来家人“农转非”,这种状况仍不见稍好,直到他51岁那年《白鹿原》出版。陈忠实一直写的是农村题材,写农民,为农民写,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农民在写。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西方文学思潮、文学流派蜂拥而至,“生活型”成了一些“聪明人”嘲笑的对象,陈忠实不是不知道这些,但他不改,或者说改不了他自己。他写得少,似乎也没有过“喷发”状。他说得更少,事实上他也说不“好”,直到他写《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我把这本书看作“说话”,它有别于“作品”),仍然说得不“好”。他蓄而不发,发而不宣,靠着扎实的生活积累和长期的苦苦思索,终于有一天,悄无声息地向着他心中的白鹿原进发了。我们可以称之为隐忍之功,但朴素地说,还是农民本色而已。漫长的生活积累没有辜负陈忠实,这一次他终于“喷发”了,“感觉是如同一个连自己都遗忘了的仓库,突然被打开被照亮,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有如此丰厚的库存。”〔2〕世上人十之八九都是说得比做得好,陈忠实以他的《白鹿原》证明,他是少有的做得比说得好的人——有时候,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去说。

二是榜样感召。以陈忠实自己的说法,他是“从十四五岁就凝眸着文学”〔3〕了,学人邢小利先生进而严谨地梳理了陈忠实的“文学接受”〔4〕,这样就有了一条明晰的线索。最早使初中生的陈忠实把“文学”二字与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是赵树理的作品,他在课本上学到了赵树理的一个短篇小说,兴奋不已,又从图书馆借阅了赵树理的两本书,接着就学写小说了。第二个对陈忠实产生影响的是“神童”作家刘绍棠,因为佩服刘绍棠,又“按图索骥”,追读刘绍棠最崇拜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通读了四大本、一百多万字的《静静的顿河》。那一年他才16岁,阅读起点相当高了。而对陈忠实发生过最深刻、最持久影响的,还要属陕西本土作家柳青,以他自己的话说,“几乎是大半生的沉迷”〔5〕。据邢小利先生考据,陈忠实前前后后买过9部《创业史》,至于他反反复复读过多少回下过多少苦功夫,也许只有陈忠实自己知道了。为了在中短篇小说上有所突破,陈忠实在文化馆工作时,认真研读过契诃夫、莫泊桑的作品。在为《白鹿原》做准备期间,陈忠实除了阅读新时期有影响的几部国内长篇小说,还认真研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为了解决未来小说的可读性问题,他甚至不惜花时间去一本又一本地阅读美国畅销书作家谢尔顿的犯罪小说。复刊后的《世界文学》杂志,陈忠实更是每期必看,使他受到重大启示的卡彭铁尔及其《王国》,就是在这个杂志上读到的。还有写在《白鹿原》书首的那个著名的题记“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也是源于该杂志。秘鲁作家略萨的长篇小说《酒吧长谈》引用巴尔扎克《夫妇纠纷》的一段话作为题记:“既然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查。”〔6〕从一个“题记”中提取“题记”,陈忠实妙裁核心句子,竟生神效!而中国的许多巴尔扎克迷也未必知道这个句子,是因为《夫妇纠纷》之前并没有中译本,由此可见陈忠实的“前卫”。是的,一切为了《白鹿原》,上下左右而求索。不过,他偶尔也会故意给人脚下扔香蕉皮,比如他声称《百年孤独》“读得我一头雾水”〔7〕,谁要相信这话谁就上当了。披挂齐全的陈忠实就这样上路了,感召他奋勇向前的诸多榜样中,既有赵树理、柳青,同时也有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等。谁若是把他看作“土老冒”,得小心自己才是。

三是内心驱动。在50岁到来之前,陈忠实突然意识到了生命的紧迫感、危机感甚至是恐惧感,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进入44岁这一年时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从初中二年级起迷入文学一直到此,尽管获得了几次奖也出了几本书,总是在自信与自卑的矛盾中踟蹰。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50岁这个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50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怎么过”〔8〕,而50岁一到,在乡村人的概念中,就是“老汉”的年纪了。上有老下有小的陈忠实此时作如是想,是很现实的问题。但“除了自己之外,谁还能充当拯救者的角色?”〔9〕看来只能豁出去,自己跟自己搏一次了。由于长期艰苦生活的磨练,陈忠实身上,并没有文人们惯有的自赏自恋,他也不屑于牵猫逗狗,弄一帮人为自己吹喇叭抬轿子,直到后来《白鹿原》取得巨大成功了也依然没有这些习气。他能直面生活也能正视自己。实在不行怎么办?那就去养鸡,做养鸡专业户。他连退路都想好了。

四是压力作用。对于陈忠实来说,压力,沉重的压力,其实一直都存在着。压力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艰辛,更重要的还是精神压力。压力来自家庭经济负担,更来自作家同行。关于陕西作家,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曾经风行一时的“两个半”之说,其所指很明确:路遥、贾平凹算两个,杨争光算半个。那时候《白鹿原》尚未出世,“陈忠实”的名字还算不进去。“两个半”当年风生水起,甚是活跃,并且他们全都比陈忠实年轻,其中年长的路遥,也比陈忠实要小7岁。陈忠实在他的文字中,不止一次提到过他当年所承受的多方面心理压力。他写道,“上世纪80年代头上,我发表过一批短篇小说,也获过全国奖和地方刊物奖,父亲要看我的小说,看过却不冷不热地说,还是《三国》《水浒》好看。我有一种无以出口的挫败感。”又说,路遥的“《人生》发表后,我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碰见一位初中同学,他挡住我直言坦诚地说,他听广播听到《人生》,太好了,你怎么弄不出《人生》这样的作品?……我的挫伤可想而知。”〔10〕他在《自己卖书与自购盗本》一文中,记述了八十年代末出版小说集《四妹子》的情况,原指望可得三千余元稿费供作孩子学费,不料由于发行不畅,出版社面临亏本,只得以上千册书抵作稿费,“瞅着那一堆我的著作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尴尬和难堪,而是切切实实感到难以启齿的羞愧了……当时的心境有点近乎惨烈的感觉,甚至摧毁了我对自己继续从事写作这样一种职业的最基本的自信。”〔11〕至今重读这样的文字,依然让人心酸。可以说,陈忠实写《白鹿原》,在充分做好了多方面准备的同时,也携带着一份沉甸甸的压力。而事实证明,这些压力最终都变成了动力。

——角度,或许正是高度

两年酝酿,四年写作。六载艰辛,一生积累。《白鹿原》可谓陈忠实的生命之作。“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题记中引用巴尔扎克的这句话,则是他对这部小说的基本定位和着力追求。如其所愿,《白鹿原》一出世,它作为“民族秘史”的品格,便很快得到了广泛认可。一书一原一世界

可读性,是陈忠实在酝酿《白鹿原》时就在反复考虑的问题,“我可以有毅力有耐心写完这部四五十万字的长篇,读者如果没有兴趣也没有耐心读完,这将是我的悲剧。”〔12〕毫无疑问是这样。可读性是小说的车轮,一辆跑不起来的车子,你纵然有着多么丰富的承载,也是枉然。在这一点上,陈忠实的认识很清醒,“你写的小说得有人读,你出的书得有人买……唯一的出路,必须赢得文学圈子以外广阔无计的读者的阅读兴趣,是这个庞大的读者群决定着一本书的印数和发行量。”〔13〕事实证明,他对小说可读性的愿望也实现了。《白鹿原》的读者,一开始就远远超出了所谓“文学圈”,不知不觉,不胫而走,是一个逐渐增加、不断庞大的社会性读者群体。正是靠着这样的群体,之后持续支撑了《白鹿原》20年的热销。这里有一个新近亲历的事例,今年五月份举办的“川陕渝作家走进新陕北”活动,一位重庆的年轻女作家之前没有读过《白鹿原》,来陕前专门买了一本,没想到一读就放不下手,火车上读,晚上不睡觉读。她读完又传了两个人。一周时间的活动,一本《白鹿原》,白天晚上不间断地在被人行注目礼。几个人读后都惊叹不已,后悔之前竟然没有读过这本书,庆幸这回终于读了它。由此也进一步验证了一个事实,好书不是媒体和评论家鼓噪出来的,不是高明的营销策略打造出来的,好书是读者用心衡量和筛选出来的,千万人的口口相传胜过一切的人为造势。说到底,好书还得靠货色赢人。

现在就来看看《白鹿原》的“承载”。家族争斗,党派较量,军匪裹入,国恨家仇……说实在,这些东西并不新鲜。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就会知道,它们在既往的文学作品中都有过表现。那么,《白鹿原》何以引人关注并广受欢迎?它的承载中,究竟有哪些“新货色”?要说清这个问题,先得弄明白既往作品中有哪些“旧货色”(或许未必就旧,因为类似的东西仍在不断被制造出来)。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区别其实一目了然。比如,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两部小说《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周立波和丁玲两位作家带着组织的使命深入生活后创作的;《红旗谱》和《创业史》,同样是梁斌和柳青以共产党员的热情创作的;到了浩然的《艳阳天》,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不能责怪这些作家,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都是才华横溢超出群伦的作家,问题在于,当“政治正确”成为唯一前提,生活真实和情感真诚就不能不受到严重损害,而作家的才华,则令人痛惜地成为牺牲品。《白鹿原》之所以能较大幅度地实现了艺术本位回归,实现超越,当然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以后多元文化思潮的渗透,归功于作者陈忠实个体的艺术自觉,但要冷静看待,它与1989的大洗礼不可分割。那一场洗礼正发生在《白鹿原》写作阶段的前期,《白鹿原》的作者经受了,襁褓中的《白鹿原》也就经受了。震惊、绝望之后,又是无休止的审查、整顿,正在进行的写作不得不两次中断,一次是四个月,一次是五个月……这反倒给《白鹿原》的书写注入了一种无畏的气概,使它在不知不觉中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表现力,以后也许会让它的作者,自己把自己都吓一跳,以至于要做出这样那样的解释。但《白鹿原》早已是一个自足而独立的世界了,即使来自作者的解释,也改变不了它既有的存在。滤色镜一卸,眼前立即呈现出真山真水白太阳。角度一变,高度在不经意间产生了。《白鹿原》的创举,说大也小,不过是回归常识,正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回归常识一样。

——“鏊子说”:独立第三方的意义

《白鹿原》中有个朱先生,满腹经纶,儒雅脱俗。他虽是白嘉轩的姐夫,但在白、鹿(子霖)争斗中,却能秉持公道,以理服人,不偏不倚。朱先生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而深受人们尊崇,看来不光民主社会里讲这个理,封建宗法制下也已讲这个理了。鸡鸭相争,鹅来评理,天经地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以为朱先生的形象,不但是古老的封建的,又是现代的民主的。但愿我的这个看法,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而不至于被视为故作惊人之声。

朱先生最著名的论断,是他在评价国共之争时“翻鏊子”的说法。这一说法的出现,却为《白鹿原》引来争议,“甚至有尖锐的责难和简单的行政干预”〔14〕,以至于在后来参评茅盾文学奖时,评委会不得不要求作者对原作有所“修订”。现在再来冷静审视“翻鏊子”的说法,陈忠实自认为“形象也含蓄”,我以为还可以加上:中性和客观,很符合朱先生这位“独立第三方”人物的境界,应该说不值得有什么争议的。国共双方,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手心手背都是肉,无论把哪一面烙焦了,都是这个民族的痛。随着时间推移,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即使“解放战争”中“歼敌”多少多少的说法,也在受到质疑。倒是作者陈忠实自己,在距离《白鹿原》写作近20年之后,还进行了一番解释:“读者和评论家可以严格挑剔朱先生等人物的刻画过程里的准确性和合理性,包括他的‘鏊子说’,是否于他是准确的合理的,而不应该把他的‘鏊子说’误认为是作者我的观点。再,朱先生的‘鏊子说’,错了对了或者偏了,更具体点说,是对‘农民运动’和‘还乡团’报复行为的大是大非的判断是否正确,即使如此,也是属于朱先生的判断,不是作者我的判断”〔15〕。这段解释认真而吃力,其实大可不必了。

“鏊子说”并没有影响到《白鹿原》的发行和传播,这是《白鹿原》之幸。现在回头看,《白鹿原》之幸并不止此,至少还可找出三点:一是它有幸诞生于作者的盛年。五十岁之前的生命,饱满、丰富并且具有韧性,乐于创造,却未必像后来一样愿意去作什么解释。二是它遇到了优秀的出版人。《白鹿原》的写作一完工,就遇到了真正的“解人”,没有任何折腾地进入到发表暨出版程序。它的思想锋芒和艺术特质受到了出版者最大限度的容纳和保护,以及原汁原味的呈现,就包括所谓的“鏊子说”。三是《白鹿原》的获奖。尽管受到非议、责难甚至“行政干预”,但“评委会仍能从总体上肯定《白鹿原》是一部艺术精湛的长篇佳作,在作者接受修订意见后决定授予茅盾文学奖,实在是大有胆识和气魄之举”〔16〕。一部书以它子虚乌有的“修订本”获奖,这必将是一个佳话。这其实更是智慧:有良知的评委以及出版者、作者的三重智慧。原作的白纸黑字在那里放着,还怕它跑了不成?暂时“修订”一下,过后还不是满世界“初版本”在印行!

——中国气派:《白鹿原》艺术性谈略

法国文学大师安德烈·纪德,在他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时说过:“没有魔鬼的参与,就没有艺术品。”〔17〕我总觉得,当陈忠实说他“在进入44岁这一年时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时,莫非真有“魔鬼”要参与到他的写作中来,让他完成此生的一件重大事情?陈忠实之前平淡,之后几乎沉默,惟有写作《白鹿原》时如有天助,鬼斧神工,这算是一个艺术之谜吧?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当许多作家包括所谓的大作家们,挣扎着非要写那些水准不再的作品,担心不“发声”就会被人们遗忘时,《白鹿原》作者的淡定,《白鹿原》在不事喧哗中的持续热销,更可以说明它的魅力所在。

为了《白鹿原》的写作,陈忠实真是做足了方方面面的功课,充分吸收了中西方“小说学”的营养。同时,他也为自己设置了足够的难度,结构,语言,可读性,篇幅控制,包括性描写,等等,都作了艰苦的琢磨。他深知,没有难度的写作一定是平庸的写作,也没有意义。任何一个后来的小说写作者,如果对此估价不足,认为陈忠实这样的作家只有生活没有“技巧”,只下笨功缺乏“灵性”,都是在犯小聪明的错误。对《白鹿原》艺术特色的研究文章已有很多,没有必要重复,这里且从作者的艺术追求出发,约略谈及几点:一书一原一世界

1.中国气派。这一点,早在陈忠实为写《白鹿原》做前期准备时就已作为明确追求。他仔细研读《百年孤独》,却清醒地意识到“马尔克斯对拉美百年命运的生命体验,只有在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中才可能发生并获得,把他的某些体验移到中国无疑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也是愚蠢的。我由此受到的启发,是更专注我生活的这块土地,这块比拉美文明史要久远得多的土地的昨天和今天,企望能发生自己独自的生活体验,尚无把握能否进入生命体验的自由境地。”〔18〕《白鹿原》的中国气派已有公认,但它与《百年孤独》之间的深刻关系,恐怕只有少数细心的读者才会领悟。

2.结构。中国古典小说一般是在流变中演绎人事,西方小说则讲究结构,建筑体一般的结构。《白鹿原》借鉴了西方小说的长处,如一座房子,在结构上有大梁有檩条有椽子,避免了小说的如水流淌、提起来一串子放下去一摊子。这显然是作者的自觉追求。

3.叙述式描写。叙述与描写,是小说写作的两大基本手段。大体上可以说,西方小说重视叙述,在叙述中穿插描写;中国式小说传统侧重描写,以描写带动叙述。按照陈忠实的说法,他是为了控制小说篇幅而“寻找一种叙述”〔19〕的。《白鹿原》文本最终形成的叙述式描写,紧凑而气韵贯通,有效地彰显了小说的表现力,也提高了小说的可读性。

4.语言风格。陈忠实说:“我决心彻底摆脱作为老师的柳青的阴影,彻底到连语言形式也必须摆脱,努力建立自己的语言结构形式。”〔20〕《白鹿原》做到了。以“秦腔”的节奏构筑的小说语言,一字一句,咬字清楚有力,没有虚浮也没有粘滞的腔调,秦风秦韵十足。但又十分清醒地规避了方言字句挤堆,防止对外地读者造成阅读障碍:书是写给中国人的,而不仅仅是陕西人。《白鹿原》的语言,如有人已指出的,语义重叠、“叠床架屋”的问题确实有所存在,但就整体上看,语言是准确的,富有表现力的,摆脱了抒情的、诗意的、不无西化的柳青文风。包括性描写,也能做到透彻、酣畅却绝不污秽。可以说,《白鹿原》的语言,是“秦腔”作为文学语言运用的一个新高度。

5.浓度与密度。《白鹿原》是一部高浓度高密度的小说。按照作者事先的估计,由于素材较为庞大,线索复杂,大概得写上下两部,6080万字,后来有意识在叙事手法上做文章,形成了现在的格致。这在客观上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促使作者提升了小说的叙事艺术。二是在“注水书”充斥、许多作家大用“加法”的情况下,陈忠实反用“减法”,从而保证了《白鹿原》在有限篇幅中的足够内涵,用“干货”说话。《白鹿原》能赢得读者,赢得市场,无疑也与这样的“性价比”有关吧。

——写作者的宿命,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说到“宿命”一词,我总觉得这未必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话题。陈忠实早年崇拜刘绍棠,刘绍棠1936年生人,比陈忠实只大6岁。早慧的刘绍棠,却不幸应验了古人的说法:也早衰。他很快被打成右派打入冷宫,放逐到他的老家接受劳动改造,待到文革后复出,一心要重振旗鼓,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却再也难创辉煌,活了六十几岁就赍志以殁。跟刘绍棠同属北京青年文学才俊的浩然,小心翼翼地躲过了刘绍棠那样的遭遇,提心吊胆,一路拼搏,写出了洋洋壮观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成为国中与八个样板戏并提的那“一个作家”,时代变迁以后,浩然的作品理所当然地受到质疑,它们的价值大打折扣。浩然比陈忠实整整大10岁,他的才能之花,既然开在那个时代,就注定是开出那样的花,除非他不去写作。才华过人、勤勉不怠的浩然,何错之有?还必须要说到柳青,这位陈忠实一直敬为老师的大作家,可以说把身家性命全都搭给文学事业了。柳青写于1951年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中,描绘了毛泽东的形象。中国当代作家把领袖形象写入小说,柳青是“第一人”。柳青后来呕心沥血所写的《创业史》(第一部),曾经辉煌一时,成为新中国文学的典范,后人又该如何评价?如果不可避免地有着严重缺陷,因为“政治正确”而造成艺术扭曲,又是谁之过?这些……可以称之为“宿命”么?

陈忠实在一首题为《故园》的诗作中写道:

轻车碾醒少年梦,

乡风吹皱老客颜。

来来去去故乡路,

反反复复笔墨缘。

……

对于陈忠实来说,“来来去去”和“反反复复”的结果,是《白鹿原》的诞生和成功。在中国式的社会政治架构与人文环境下,一个作家要想获得真正意义上成功的“宿命”,是何等的难!因此,我们在为陈忠实的才华和艰苦努力喝彩的同时,也不可忘了,要为他在中国历史时空中所处的“坐标点”庆幸。

 

2013-07-26

 

附记:日前,应邢小利先生之约上白鹿原,参观白鹿书院暨陈忠实文学馆,承赠系列书籍资料,颇有收获。多年来对《白鹿原》的熟读,以及对作者相关文字的阅读记忆,也便

     这次学习交流而有所唤醒,遂成此文。

 

----------------------------

〔1〕马尔克斯、门多萨:《番石榴飘香》,三联书店,1987年8月1版。p31.

〔2〕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8月1版(以下引用该书,同此版本)。p31.

〔3〕同上。p22.

〔4〕《白鹿论丛》(第二辑),太白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1版,邢小利《陈忠实的读书兴趣和文学接受》。

〔5〕陈忠实:《生命里的书缘》,《新华文摘》2008年第22期。

〔6〕《世界文学》,1987年第1期。

〔7〕《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p39.

〔8〕《<白鹿原>评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7月1版(以下引用该书,同此版本)。p394.

〔9〕《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p23.

〔10〕同上。p170.

〔11〕陈忠实:《家之脉》,广州出版社,2000年10月1版。p64.

〔12〕《<白鹿原>评论集》。p407.

〔13〕《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p57.

〔14〕《<白鹿原>评论集》,何启治《欣喜·理解·企盼》。

〔15〕《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p54.

〔16〕同〔14〕。

〔17〕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余中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1版。p131.

〔18〕《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p45.

〔19〕同上。p56.

〔20〕《<白鹿原>评论集》。p410.

 

 

 

0

阅读 收藏 禁止转载 喜欢 打印举报
  

新浪BLOG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4006900000 提示音后按1键(按当地市话标准计费)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联系我们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