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人之所瞻，子與山嵯峨（上）

——紀念徂徠先生石介誕生1000周年

    石介（1005-1045），字守道，一字公操，北宋著名學者，世稱“徂徠先生”。石介對後世的影響，與一座山和一首詩緊密聯繫在一起。“徂徠魯東山，石子居山阿”，[1]徂徠山位於山東省中部，作爲泰山的姊妹山，徂徠山也跟泰山一樣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資源，山上現存徂徠書院遺址，筆者2004年曾去山下的橋溝村探訪石介墓遺迹，村中的石氏後人至今津津樂道于徂徠先生的高風亮節；一首詩則是《慶曆聖德詩》，[2]它忠實地記錄了北宋仁宗慶曆三年發生在中原大地上的一次政局變動和朝堂鬥爭。徂徠山代表石介一生的道德節操，《慶曆聖德詩》則關係到石介的命撸芍^榮亦由之、辱亦由之。石介“忠忘其身”、“篤于自信” 的人生價值觀念和學術創新意識，成爲後世知識份子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在慶歷時期的悲劇性遭遇，也發人深省。相對于活躍在北宋慶曆政壇的各類士人，石介雖然不在權力中心地帶，但他是一個道德的守望者，他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到北宋慶曆這一充滿活力與激情的時代中。

一

    宋仁宗慶曆七年，在夏竦的主張下，朝廷欲遣中使發石介之棺，侍禦使知雜事張昪和禦史何郯“嘗極論其事”，言腥瞬桓已裕険粝鸟档碾U惡用心。其中何郯的奏疏頗值得注意，他說：“石介平生，頗篤學問，所癡者，道未周而好爲人師，致後生從學者多流蕩狂妄之士。又在太學日，不量職分，專以時事爲任。此數端是可深責，其於它事，計亦不爲。”[3]對石介的評價尚屬公允，尤其後者，也正是石介贏得“躁進”之名、“讒謗益多”的主要原因。關於石介的性格，歐陽修曾說：“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4]范仲淹也說過“介剛正，天下所聞”的話。[5]劉摯認爲：“介志氣剛大，不肯枉道以阿世，而喜於分別邪正，嫉惡太明，以此忤權貴。”[6]

    不過在人們一力稱其“剛正”時，實際上也大都認識到石介性格中的一大缺陷，即所謂的“無所諱忌”、“性好異”和“不達於中”。清人紀昀也認爲石介“名心太重，不免流於詭激”，而且認爲兩宋“太學諸生挾持朝局”造成種種混亂，“亦介有以倡之”。[7]石介的性格給後人留下不少議論的話題，那麽“魯人”石介的性格究竟是什麽樣的呢？石介性格最突出的特點是剛正激切，雖然這種“剛正激切”有時也會“流於詭激”。我們可以從石介自己的文集中一窺其性格特點。水旱之災是宋代經常面臨的問題，作爲地方官員往往按部就班地進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荒政工作，但像石介憤切“罵龍”的人畢竟少見，其《寄永叔》：“向龍慢罵數龍罪，龍不能答滿面恥。偷向上帝讒騶虞，騶虞得罪龍竊喜。欲知龍與騶虞分，仁與不仁而已矣。”此詩雖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但亦可從其言語風格中觸摸到石介的偏執的性格特點。[8]“罵”尚不解氣，甚至要“鞭”：“鞭石不見血，頑石雲不蒸。鞭龍不至痛，六合雷不勝”[9]、“天捉乖龍鞭見血，雷驅和氣泄爲霖”。[10]不僅如此，我們從其文章中描寫的動作，亦可讀出石介“憤激”的性格。府吏丁簡“順氣和聲、油然泠然”地來找石介反映情況，說動石介的心弦，“介矍然而駭，悚然而恭，抗聲大叫”，惟妙惟肖，千年之下，聲猶在耳[11]。自己寫《怪說》衛道，大力抨擊佛老和楊億文風，有人認爲“以萬億千人之蟹垂プ印保椤皩⒆哽缎U險辟山中而不知避也”。但是石介不僅不爲之退縮，反而“輒躍起身數尺，嗔目作色應之”，這一“躍”一“嗔”，形象鮮活，舉手可觸。[12]北宋文瑩記載過石介在太學的言行，亦能讀出性格。學生雕琢辭句，引起石介的極大不滿，“晨興鳴鼓”以“誚之”，並且揚言“此物宜遽去，不爾則鼓其姓名，撻以懲其謬”。[13]言“物”言“撻”，亦足見其憤激之情態。歐陽修曾寫信批評石介書法不正，石介回信強辯，宋人是這樣看待此事的：“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既嘗被之金石，必非率爾而爲者。即其答書之詞而觀之，其強項不服義，設爲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14] 雖然並沒有直接批評石介，但也確實指出他性格中的“強項”成分。

    石介的性格激切，還表現在他對自己所尊敬物件的一片赤罩模欠侨§稑O端而不達於中。唐宋之世，幹謁文章盛行，在這樣的文章中少不了逢迎吹捧。石介傳世的文章中屬於這一類的很少，更多的是發自內心的一片赤諄眄灀P對方，而且有石介自己特殊的讚揚話語，那就是把對方與自己最尊崇的歷史人物韓愈聯繫到一起，或以韓愈比之，或以韓愈事業相期。如在《贈張績禹功》中，從李唐的“卒能霸斯文，昌黎韓夫子”，本朝的“卒能霸斯文，河東柳開氏”，談到當今之世的“斯文屯否”，讀了張氏的文章後，認爲張氏可能“卒能霸斯文”，並且鼓勵“禹功幸勉旃，當仁勿讓爾”。[15]張績乃歷史上一籍籍無名之輩，偶有文合石介意，石介便以“斯文”相托，比之韓愈。在《辨謗》一文中，“吏部之道，由概而後明”，“吏部之道，二三百年得劉概伸之”，[16]對劉概的評價非常高。考察一下石介的這份以韓愈事業稱讚或期許對方的名單，還有不少人，如《趙先生書》，把趙先生[17]納入自己建立的道統名單，認爲：“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歟？”並且認定“扶顛持危，當在有道，先生豈得不爲乎”，“今者道實在于先生。先生豈得讓”。[18]如果趙先生出來做韓愈，則自己和士建中等同道以師道尊之，做“李翺”、“李觀”。對於好友士建中，也是認爲他“能存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並認爲建中之文，“自吏部崇儀來，一人而已”。如果在衛道事業中，“建中若不勝，則吾徒果衰弱不振矣，聖人之道，其將如何？”[19]在範思遠[20]沒有積極反應時，再次修書，高度稱讚士建中，認爲他能行“吏部之道”，範思遠如果“欲追復古聖人之道，非熙道，恐無可與同闢去榛塞者”[21]。另外，在《上孔徐州書》、《上孫少傅書》等文章，也是從道統的重建和維護上，向對方提出殷切的希望。王拱辰在仁宗慶曆革新後期，充當了一個並不光彩的角色，但石介也曾經以斯文盟主相許，認爲“非狀元恢閎偉傑如荀孟、如韓柳，斯文不復矣”。[22]對泰山先生孫複，石介不僅不遺餘力地稱揚、推薦，許爲當世“韓愈”，而且還身體力行，以“門人高第”自居[23]。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石介不僅是“自許”甚高，而且是好出大言，許人甚高。不過歷史地看待石介的這些對別人的評價，大體上還是不錯的，如孫複、趙師民、士建中後來都成爲爲世人所重的大學者，石介能在他們未顯達時慧眼獨具，予以大力推揚，也確實反映出他的大公無私與遠見卓識。對石介的慧眼識才，宋人已有評論。如《澠水燕談錄》卷三：“徂徠先生石守道作《聖德詩》曰：‘惟仲淹、弼，一夔一卨。’又曰：‘琦器魁礧，豈視扂楔，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范爲宋之名臣，而魏公定策兩朝，措天下於太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也。”[24]

    石介性格的底色是剛正激切，但他又不乏古道熱腸，頗具齊魯聖人故里之風。他一生做著清貧的小官，家庭負擔比較重，自己還要放下架子，寫信求助於朋友。但是如果有處於困境的朋友需要資助，他並不因爲自己家貧無力助之而撒手不管，往往要寫信去替他借錢。孫複來到泰山，因貧窮而無力葬親，石介就向朋友（或自己的學術追隨者）董秀才寫信，希望“豐於財，又富於義”的董秀才出資幫助孫複。[25]奉符知縣馬永伯被免職，因家貧，“盡貨易帷襜之屬乃能行”，而其在任城的家中“無環堵之室，無一畂之田”，以至於全家十幾口“衣不續而炊不繼，朝訴譏而暮啼寒”。石介以道義許張安石，希望他能幫助馬永伯一家：“安石讀周孔之書，知周孔之道，富仁義之文，有仁義之心，豈不有意乎？” [26]石介不僅爲朋友熱心解決生活困難，還多次大力向當政者推薦他們，對從道後學也是鼓勵有加，熱情地予以褒揚。石介性格中還有很可貴的一點是，他雖然篤于自信，但也有一定的自省意識，對自己從事事業的艱難和自己性格上的弱點，都有著清醒的認識。前者見之《怪論下》，石介假人之口，已對自己從事事業的艱難性做了一個預設，但他依舊以儒學復興事業爲重，初衷不改，甚至有時不憚故作大言、矯枉過正。《上王沂公書》中也說自己聽到親友的勸勉，“省思之，亦深以爲是” 。[27]在給士建中和蔡齊的信中，[28]石介也深刻地分析了這個問題。但結果還是本性難移，“見天下之有未得其治，則悶發於內而言語形於外”。因此，石介對自己可能的悲劇結局，還是有一定認識，在這方面他真正做到了忠而忘身，其性格中不能不說包含一些殉道的成分。石介因杜衍之薦，被辟爲禦史台主簿，感到有了施展的機會，還未正式上任就因上書言事而被罷。但石介並不以這次挫折而改變初衷，三年後在四川嘉州讀邸報，得知好友職位升遷，但依舊擔當原來的禦史主簿的工作，他高興地在詩中寫道：“主簿雖卑官漸緊，近來應有諫書囊。” [29]《慶曆聖德頌》爲石介帶來巨大災難，但“喜辨是非”是石介的一貫作風，如在《上李雜端書》裏，石介對仁宗親政後的舉措也是大加讚賞，認爲“頹風掃焉，權臣屏焉”，[30]也同樣不顧及 “其人見在，非蓋棺論定之時”。[31]另外石介羔雁聘黃晞的事件在當時也有很大的影響，甚至成了攻擊者的口實。而石介無非是以古士相見禮行事，藉以表達自己復古之決心，並不能說明其不變通。[32]但通過此事也作一說明石介性格中確有驚世駭俗之傾向，其所倡導的太學體，起末流文風泥古而乖戾，成了宋代古文邉幼钪苯拥呐邪凶樱@倒是石介所沒有料到的。

二

    石介雖然憤激、是非過於分明，但都是出自一片赤眨瑏K沒有“稚怼薄ⅰ叭螝狻钡某煞衷凇Ｔ谖娜苏治系統中，石介擔任的是道德守望者的角色，他代表了這樣一批士人，他們沒有或暫時沒有獲得表達政見的合法途徑，但又不甘心生活在政治邊緣。北宋慶曆之際高漲的士風激發了他們那顆憂國憂民的心，而這樣一顆憂國用世之心，已不滿足傳統“詩言志”的表達方式，因此他們的激情轉向以文學的方式直接參與現實政治生活。如果文學傳播得以有效進行，這樣的參與往往也是十分有效的。

作爲道德守望者，本身應該有著嚴格的精神自律，但是並不說明他們的人格都完美無缺。至少他們文人性格的局限，強化了慶曆士風中的不和諧的因素。石介的性格也並不完美，甚至在當時就有人輕視他，比如張方平就目之以“狂生”、“奸邪”；[33]范仲淹、韓琦在聞知《慶曆聖德詩》事件時，還有“怪鬼”、“壞事”之歎。蘇軾雖然很早就讀了《慶曆聖德詩》，但還是認爲石介是“迂闊矯誕之士”。[34]不可否認的是，石介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雖然因偏激而在性格上有不符合傳統士人規範的地方，但毫無疑問，他是一個殉道者。慶曆精神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內涵極爲豐富，但無論如何，以石介爲代表的忠忘其身、直道不悔的精神理應是其中重要一環。單從政治意義上而言，給石介帶來巨大聲譽和無窮麻煩的《慶曆聖德詩》並不是一件符合傳統政治倫理的作品，可是自文人心態發展而言，後世文人對這首詩和作者石介風節所表現出的欽仰和敬佩，說明其思想價值是不容抹殺的。士人風節和政治倫理有時候處於一種悖論，一些思想史上彪炳千古的作品，卻並不總是符合當時的政治價值判斷，二者各有自己的發展理路，不同的環境和地位，會使人們作出不同的評判。

石介的《慶曆聖德詩》之所以可以成爲慶歷年間的著名事件之一，是因爲石介的做法反映了文人的一種追求，從政治意義而言，這並不是被政治化士人所認同的行爲，但是它卻標誌著文人主體意識的進一步形成。雖然形式上是古典文人的精神回歸，但卻包含著極強的前衛性。文人用文學這一特殊的工具，對當下的時政發表自己的見解，這並不是一件十分新奇的事，但是用文學作品直接對有關士人進行品評，確實在北宋文人手中獲得創造性發展。這樣的做法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爲它使士人的品行直接暴露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環境，相對於以前，他們又多了一面檢省自己的鏡子。對於文人來說，他們也似乎發現了文學作品代表一種話語權，而在以往，這種話語權常常爲史官所特有。雖然史官手中的筆也多少讓士人們感到一種莫名的約束，但那畢竟掌握在少數人手中，並且，即使在身後不太遠的年代，這種史書的傳播還是有極大的限制的。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傳統的士人品行標準中並不喜歡這種有可能帶有一定爭議性的品人活動和創作，尤其是在其人尚存的情況下。然而一部分熱血沸騰的慶曆士人已按捺不住自己的熱情與激動，將文學直接引入了政治，在它帶來轟轟烈烈的社會效應時，也注定要承受來自各個方面的反擊。作爲殉道者的石介，對這一結果是有所警覺的，夏竦老於官場，他日重來本來就是未可知之事，何況在仁宗這樣特殊的時代裏，更是少有一貶不復之文臣。但是石介是非分明、激切偏執的性格，使他已無從顧忌這些宋代官場規律，他更需要的是一吐胸襟，從實踐上塑造自己衛道師臣之政治角色。他的這篇所謂頌詩雖然在形式和精神上繼承了傳統文人政治理想，但是在北宋文人關注自身道德修養的大思想背景下，人們或許更震驚於其中的批判成分，這也是這首詩得以迅速流行的重要因素。而剝奪了對方辯駁機會的單向傳播，一定程度上而言，也就近於所謂的“謗”了。石介只是沒有想到夏竦會迅速重新崛起，范仲淹等人會潰敗得如此之快而已。但是他已沒有足夠的耐心來等待統治者來給他安排一個合適的職位，以便他合法地發表自己的政見。

石介道德守望者的意義，超過文人官僚體制中的直諫之臣。他在傳統的政治統系中，揭示了理想政治形態下文人的另一種生存狀態和價值取向。決定這一價值取向的主要因素有三，其一，守望者深厚的儒學背景，以及自身強烈的儒臣角色意識；其二，守望者還沒有被納入統治層的核心地帶，他的守望宣言是他關懷政治的最直接也是唯一的選擇；其三，守望者有不同流俗的激切性格，不計利害、直道不悔，這種趨向往往是激進文人素養和心態下的自然迸發，雖然是文人社會發展的必然，但在文人官僚體制下，並不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因此他們的思想意義會被後世文人逐漸放大，成爲後世正直文人重要的精神資源，但在官僚體制的現實中，卻往往難以尋找到石介的影子。石介是慶曆之際道德守望者的最優秀代表，另外不少文人也一定程度上擔任這一角色，但是遠不如石介影響之大。比較有名的是梅堯臣，慶曆之際的許多大事，他都用詩歌來表達自己的看法。蘇舜欽、尹洙、歐陽修、蔡襄也創作了不少表達自己對時政態度的詩文，特別是歐、蔡的數篇此類作品，在當時也獲得較大範圍的傳播。

石介性格偏激、是非過於分明，這樣的性格並不爲大多數同時代的人所認同。不僅范仲淹力排凶h，堅決反對石介任諫職，同時的不少名臣也不喜歡他，前面已舉張方平之例，趙概也在一封舉薦黃晞的奏章裏寫道：“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直，爲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之人，諔]高遠也。”而且，在石介死後相當一段時間裏，“毀介之人滿潮”，[35]可見石介之悲慘命叽_實與自己的性格有關，並非夏竦一人所造成。石介雖然當時“謗者滿朝”，死且不免其辱，但是他身後畢竟獲得巨大的榮耀，他爲慶曆精神的構建貢獻了屬於自己的那一份特質。石介以文著稱於世，雖然其文並非大行其道，甚至“太學體”末流還成爲北宋古文邉映晒η白钺嵋粋顛覆物件，但是石介對萎靡文風的清算，對古文創作的鼓吹和實踐，在文學史上的意義也是有目共睹的。而蔡襄亦以詩文幹政的方式成名，並籍此迅速走進文人政治核心。但進入權力中心的他更多的是封建文人官僚體制中的一名循吏，並沒有爲慶曆精神增添獨特性的內容，和石介道德守望者的角色相比，還遠不相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