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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睇法》(3月29日)

(2008-03-27 12:55:18)
标签:

法律

新闻

分类: 《一周睇法》
 

广州电视台  《一周睇法》

 

(由知名律师、知名法律评论员朱永平和主持人张小颖共同主持)

  播出时间:

 

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  星期六  18:00  首播   广州电视台综合频道  星期日  12:00  重播

 

广州电视台新闻频道  星期日  21:00  重播   广州电视台新闻频道  星期一  12:00  重播

 

 

    主持人:日前,报料人陈爱慧说她是众为信息咨询公司的人,众为公司专门获取中产阶层的个人资料并用作商业用途。众为公司已把全国前十名的房地产开发商旗下的楼盘的业主资料大部分已获取。这些资料包括姓名、详细的家庭住址、手机号等等,公司准备分类出售。200万业主资料被泄漏,我们是“透明人”,我们还有隐私吗?我们即将会受到威胁、伤害。朱律师,物业管理公司、信息公司、业主这三者的法律关系、法律地位、法律后果是如何分析和界定呢?

 

    朱律师:陈爱慧举报自己的公司,因为她良心上感到不安。她认为是公司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窃取业主隐私资料。她说,这批代表中国中坚力量的社会阶层业主隐私资料,如果被转移国外落入不良意图组织手中,带给中国社会将会是怎么一个影响和后果。按陈爱慧一说,我们倒吸一口冷气。不要说落到外国,就在国内,我们每天收到的“垃圾短信”已在破会社会秩序了。

    首先,我们看物业管理公司应承担的保密责任。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是一种合同关系,双方要签订物业管理合同。一般情况下,物管为了更好的管理都会详细记录业主的有关资料,至于物管对业主的资料详细到何种程度是业主与物管双方协商的,法律明没有确规定。所以,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合同时应对业主的详细资料向物管设定保密义务来保护自己的隐私资料。

    在业主与物管签订合同后,物业公司作为提供的服务一方应当对业主的资料尽到保密义务,如果在管理过程中,真要用到业主的相关资料,也需征询业主的同意。物管明知资料会外传,又不征询业主的意见,又造成业主损失的,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物业管理企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物管不仅应对业主的资料尽保密义务,还要防止资料外泄。即使物管并不知道资料会外传,也是要承担疏忽大意的民事责任。

    再看众为信息公司。

    众为公司虽然和物业管理公司签订了使用软件合同,是名为合同,实为窃取的行为。《刑法》和《治安处罚法》目前还没有一条罪状可以处罚众为公司,但众为的行为构成侵犯隐私权,业主完全有权要求它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赔礼道歉。说一千篇,道一万句,最后归结是中国还没有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社会上,信息控制人很多,办护照、办身份证、办各种会员卡、购买大宗商品,特别是当你抱电脑、手机、摄像机、照相机送去维修或买卖的时候,你的隐私就被别人控制了。香港陈冠希的案例,就是他把电脑送去维修而泄漏了他重大的“性”秘密,就可能毁了他和一帮女明星的一生。教训很痛苦很深刻。我们呼吁,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

 

    主持人:前天,广州老伯伯李炳辉状告越秀区公安局。告什么?他要求公安局赔他5200元。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街上被小偷偷走5200元,三次报警,民警才赶到现场,他说警察没有履行法定职责,所以要赔他5200元的损失。朱律师,这案件很有意思,警察的承诺到底有什么法律效力和法律后果呢?

 

    朱律师:老伯伯这一告,使我想起湖北有个派出所在全国作出一个很有名的“承诺”:你被哄抢、敲诈,我赔偿。警察向社会一公布,就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合同关系,即行政契约,也就是“治安承诺责任协议”。后来,法律界开始质疑:你派出所赔偿的钱从哪里来?再后来,这件事无声无息了。但是,现在的警察在执法为民的行政观念指导下又开始向社会作出各种承诺,不理会是否构成行政契约关系,也不担心市民是否把我告上法庭。特别是警察的110报警系统,有的地方承诺老百姓的柴米油盐、上门开锁、接老人等市井事项,110都要管,真成了“社会家庭大保姆”。老伯伯就是冲着你公安局承诺的一条:“接到报警后5分钟内到达现场“。我也打过110,说警察分秒不差到达现场,是难为警察叔叔了。可这个老伯伯就是较真,你和我有”行政契约合同“,你就要到,不到就告你,要你赔偿。老天,这样不知道公安局要被告上法庭多少次,如果确认要赔偿,我看公安局要破产了。所以,本身搞法律的警察不要轻易向社会发出合同要约,你是行政权,行政执法的最大特点是:有法律依据的就去做,没依据的坚决不做。

 

    主持人:广州一家物业公司认为员工梁先生“干私活和违规操作”,于是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对其进行民主评议,梁先生认为公司在评议大会上用歪曲的话语来诽谤他,让他身心受到打击,于是梁先生以公司侵犯其名誉权将公司告上法庭。朱律师,公司是否有权召开评议大会?员工的名誉权有受到侵犯吗?

 

    朱律师:为名誉而斗,是近几年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打名誉官司越来越来多,告他,要他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可不是,前几天,北京一市民状告律师,她说律师宣读起诉书口气不对,利用起诉状煽动和误导群众不良情绪,给原告的精神带来极大痛苦。这真是前所未闻。现在许多人把自己名誉权视为高于生命。经常说,我拼了这条命也要他赔礼道歉和恢复我的名誉。因为在当代的中国,良好名誉,就可以和别人进行广泛的政治、经济交往,使自己获得更好的社会和财产效益。名誉权虽然不是财产权,却可以让你的财产受到损害,比如你加工资、被解聘等等就会受影响。最重要的是精神痛苦是金钱办不到的。侵害名誉权导致精神错乱该赔多少?中国法律可是模模糊糊,只能由法官“自由心证“和”酌情“判决了。前几年有几个案例是赔5块钱,这是瞎判,失去了法院的严肃性。梁先生告他的公司侵害名誉权,尽管输了,勇气可嘉。。公司最好不要在公开场合对自己的员工进行“评头评足”,完全可在另一场合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惹官司上身,节约社会成本。不管路有多艰难,梁先生,你还有机会上诉。

 

    主持人:一间电磁线厂破产了,但法院不是先执行拖欠工人的工资部分,而是优先把钱归还了另一债权人银行了,所以增城21名工人应不满增城市人民法院执行不公的行为,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的申请。23日下午,这起国家赔偿案在中院举行了确认阶段的听证会。朱律师,中院举行听证有没有什么法律依据?

 

    朱律师: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破产财产在清偿债务时,工人工资是优先于其他债权的。所以增城法院的行为涉嫌违法。既然法律有明确规定,增城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为何还要优先归还其他债权人?是不是银行背景大?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就行了?中国历来有这样的观念:只要你有钱,只要你够身份够地位没什么不行的。所以法院在执行的时候就偏心了。既然法院涉嫌违法,员工只能申请国家赔偿,没有其他路可走。国家赔偿完后,剩下的是追究违法乱纪的法官的责任了。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国家赔偿案件需进行听证,因而法院在处理国家赔偿案件时一般都是采取不公开的书面审理方式。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互不见面,审理过程不公开。这样的话就会存在暗箱操作之嫌,使得赔偿请求人的权益得不到保护。中院对这起案件进行听证做到了认定事实公开化,适用法律公开化,诉讼程序公开化,增强了国家赔偿审判工作的透明度,是值得赞扬!

 

    主持人:3月18日,39岁的大连女子谭明华经不住病重老母的苦苦央求,助母亲“安乐死“后,不堪心灵折磨又实施自杀。老母亲最终因抢救无效离世,谭明华却在医院的抢救下生还。“安乐死”的争议又浮出水面。朱律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安乐死”这个问题,在这一事件中谭明华应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该不该立法明确“安乐死”呢?

 

    朱律师:能不能让人“安乐死”,一直折磨国人的神经,是“成全”他人,还是自己“犯罪”?

    面对病重老母亲的苦苦哀求,其实谭明华内心的激烈冲突远超过任何旁观者。到底是让母亲忍受剧烈的病痛延续生命,还是让她“安乐”而有尊严的死去?从“孝”的理念而言,重病在床的老母只要三寸气在,即使回天无望,作为子女也不能任其“安乐而死”。但作为儿女又怎忍心无视老母亲的病痛和无奈呢?让母亲安静的上了天堂也许更是爱她。

    “安乐死”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在中国,谁让谁去“安乐死”就涉嫌故意杀人罪。对安乐死问题应尽早立法,将浅现象变成明规则。一天没有明晰的规则,人民的生命权就有一天遭受侵犯的可能。还有在中国,要实施安乐死必须要突破高额医疗费用这道坎。有的人是真的治病治不起,还不如早点死,所以,安乐死并非为了死亡的自由与尊严。“安乐死”立法,迫在眉睫!

 

    主持人:在广州市血液中心门口,活跃着一群大肆为钱卖血的人。而且如此猖獗的卖血行为已存在多年,且形成了线人、长期组织供养卖血者的“召集者”(也称血头)和非法卖血者的严密网络。引起广东省卫生厅高度重视,省市卫生部门立刻成立联合调查组于当天下午展开调查工作。重点检查广州血液中心是否存在违规操作、是否按规定核实献血人员身份以及是否存在内外勾结等行为,以确保血液质量安全。朱律师,应该怎样抑制这种现象的蔓延,保护我们的生命之源“血”。

 

    朱律师:组织卖血的非法分子真该天杀,遭雷打死最好,媒体披露本市血液中心的“黒血交易“内幕令人震惊。尽管《刑法》第333条规定: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强迫他人出卖血液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但”血头“还在铤而走险。

    中国有部《献血法》。但中国人从来视血液为身体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又要“补血”,又要“养血”,这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洋人踊跃献血,国人就学不到了。献了点血,又大吃鸡蛋又要营养费,当成一件大事。我在大学做班干部时,提出去献血做好事,被同学骂得头也抬不起来。所以,关键是血的供求在中国失衡了。光搞个血本采集巡游是解决不了问题。光抓几个“血头”也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还是在政府,只要政府下决心,问题能解决。

 

    主持人:几天前,重庆市一名女士与三个人在一商店玩两块钱一盘的“斗地主”。被人举报后,四人被带到派出所后认定为赌博,决定对四人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行政处罚。这一案件在重庆引起强烈反响,警方在一定压力下,最终认定这一赌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修正了先前的处理决定,释放四人。朱律师,我们广州大街小巷、活动中心、茶楼不少人也打麻将、“斗地主”,是不是赌两块钱也可以抓人?

 

    朱律师:如何区分赌博和娱乐活动,可把警察的头搞大了。公安部这样规定的:家里面的人和亲戚之间进行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不以赌博论处。对亲属以外的人,必须是“少量”金钱,突破“少量”,就可抓人。什么是“少量”?公安部可没说。理论上,它给了一个指示,参照“人均投入的数额为上一年人均月收入”,要求各大城市以此为参考。我想,以后警察抓赌还要聘请个会计师或精算师先来算算才行。重庆市地方立法搞了一个《查禁赌博条例》,规定:赌注特大是指五百元以上;巨大是指一百元以上,较大是二十元以上。我们广东呢?有个《广东省禁止赌博条例》,规定:赌注是5000元以上,送劳动教养;5000元以下可行政拘留、罚款,但“少量“是什么概念?地方立法没有进一步规定。警方说了:法律与现实的冲突使他们很尴尬。查赌查证据,法律上的证据和麻将台上的”证据“并不吻合,他说他输了多少,他说他又赢了多少,这些法律上绝对不能成为证据,警察说,难度大啊!不管怎样,法律不打击娱乐大众,打击的是招赌的人,从中间抽水的人,以赌博为业的人,为赌博放高利贷的人。总之,不要大赌,赌博使家庭不和,让人意志消沉,又诱发偷、骗、抢等犯罪。打打麻将、斗斗“地主”、带点“小彩”,过过日子,知足就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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