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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牛桥大学的玛丽一贝登:良家、知识、女性

(2016-06-18 20: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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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子》中杜撰了一个牛桥大学,以此说明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高等学府遭遇的不公平待遇,而玛丽-贝登则代表着徘徊在牛桥大学之外不得入的女性们。于此同时,玛丽们还在大英博物馆看到由大量男性作家撰写的论述女性的作品,某些教授认为女性的智力、体力和道德均低于男性。这些政治上非常不正确的观点,其实在现代日常生活中依然流行。在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中,现代化大城市优质“剩女”越来越多,于此同时,“看脸”时代的众多女性已然不再讨论牛桥大学和玛丽们的存在。

标题用了知识又用了良家,其实这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冒犯。比如知识女性就是一个很可疑的词,为什么没有知识男性?知识是和启蒙相联系的,知识女性是被启蒙的女性吗?那么接受怎样的知识和教育就能算作知识女性?同样,良家是个传统的概念,应该是和娼家相对应的,算是对尊崇传统伦理规范女性的一种泛指。良家对于现代女性来说更是闪烁着鬼魅的影子,良家是传统守旧的女人,是男权话语的产物和泛黄的古董。而从“小三”每每期待转正为良家夫人来看,良家依然是对于婚姻关系中女性价值和意义很高程度的认可。于此同时,良家和知识女性又有着怎样的关系?知识女性是否对良家妇女的道德伦理价值规范弃之如敝屣?良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内核和现代女性有怎样的承继关系?谈现代女性必然要和女性主义相关联,女性主义如何在异性恋、单亲、同性恋等等形态复杂的现代婚姻样态中穿行?

被解构的女性称谓:“良家”与“女同志” 对于中国女性自身来说,这一百多年来文学所描述的女性精神发展历史,更多的是呈现苦难中的女性以及女性精神被压抑扭曲的历史。换句话说,文学作品往往通过对于传统“妻性”和“母性”苦难的呈现,暗示女性应从传统社会伦理束缚中挣脱出来,其实是良家妇女被解构的文学史。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集中了中国乡土社会良家妇女所有的不幸,甚至于让我们时时深感:社会底层的良家似乎和悲惨厄运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子君是中国式的娜拉,子君的葬礼隐喻着中国式娜拉的末途。巴金笔下的曾树生从良家到职业女性,其中独立的艰辛和心路的悲凉透着一股彻骨的寒气。《死水微澜》中塑造了一个不守妇道的蔡大嫂,她独立刚强,对于情感和生活都有着极强的主动驾驭能力,传统人性和不守传统妇德奇妙地结合在一个乡土女性身上;丁玲笔下的莎菲有着狂野强悍的内心,突兀冲动的独白无疑是女性主体性的深刻表达。茅盾笔下的章秋柳、丁舞阳等接受五四自由解放思潮的新女性,他们都躲避厄运般地躲避传统良家的生活轨迹和命运。林徽因以良家少妇身份,向自己的丈夫承认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男人,那样一种娇痴中跋扈的天真,的确让后来的女性瞠目。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白流苏作为一个接受过教育的新女性,若非乱世的炮火,差一点就要做良家而不可得。即便是这样,白流苏依然要保持着一个新女性的身段,她不肯轻易将自己当商品在婚姻市场上随意交易,交易之后做一个无味的良家,或者做一个心思诡异的不安于室的良家。总之,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叙事赋予传统良家苦难和厄运,在对于“妻性”和“母性”牺牲精神的摹写中,透露出良家宿命般悲哀的末途。五四以来的新女性几乎都有意无意地回避良家的生活和婚姻路径,尽管她们其实无力真正改变自己注定的良家命运,在母性、妻性与新女性之间挣扎。

新中国建立之后,李双双作为农村新女性的文化符码解构着传统过气的良家妇女。在革命理想主义的照耀下,这种良家妇女眼中只有小家庭,没有社会理想和高韬的道德品质,流于见识的平庸和见解的浅陋。通过男女都一样的叙事策略,当代中国社会的男女平等曾经达到非常高的程度,然而,“男女都一样”既是对性别歧视的颠覆,同时也是对女性作为一个独立性别群体的否认。中国女性不再以“良家”这一男权文化规范所界定的价值判断作为标准,“女同志”让中国女性得到空前的解放,完成了对“良家妇女”的合法性解构,同时也完成了传统男权规范下对女性精神和肉体奴役的消除。然而,在解构的同时,女性却丧失了明确的性别指称,“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又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戴锦华语)”。

常态女性形象的匮乏与女性主体性精神的后退 当“良家”真正被解构掉,“新女性”和“女同志”也成为泛黄的旧影像,中国当下女性如何“被”称谓?现实中女性称谓的困难来自于女性自身定位的可疑。“良家”被五四新民启蒙所解构,“女同志”则为物质欲望所消解。中国常态女性形象在日常和文学叙事突然成为一个沉默的区域。尽管1980年代女性作家林白、陈染等明确的女性经验表达引起文坛关注,这些和艾晓明女性主义文本解读一起,成为那个时代女性主义的符号。然而伴随着女性主义思潮而来的并非是女性精神主体性的建构,在“良家”、“女同志”之后,生活和文学都没有真正给予中国女性一个身心安适的身份与称谓。于是女性仅仅复归到传统“母亲”、“妻子”和“女儿”的身份,作为性别的女性依然缺乏最基本的现代性内蕴。1990年代以来,文学叙事进入一种玉体横陈的欲望表达。从文学主体上来说,70后女作家登场时的“身体写作”和“美女写作”遮蔽了这一批女作家对于现代都市生存的新感觉和新体验,而是在消费和传播上和物质主义兴起接轨,也就说消费了她们作为女性和美女的身份。当下女性作家的写作和1980年代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女性作家不再强调自己写作者的女性身份,同时在文本中也很少有着明确的女性主义倾向。女性作家在塑造女性角色的时候,更多认同男权主义对于女性的定义与规约,主要表现在女主人公以“色欲”获得各种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利益,常常以励志、言情和现代婚姻困扰为叙事外壳,内核却是权力、金钱和身体欲望的表达。关于乡土女性的塑造更多良家的不幸和娼家的活色生香。在城市女性塑造中,更多婚外情的纠结和身体在情感暗夜中的欢腾和刺激,而鲜有对于人性深处女性独特性的幽暗独白。由此,欲望化的女体和物质主义的女性引起大众对于女性精神形象过于单一和偏狭的理解。与此同时,这种叙事策略在精神主体性表达上并没与超出丁玲笔下的莎菲们,甚至于连茅盾笔下女性主人公的精神纠结都在物质主义的逼压下萎缩为零。这些无疑显示出当下女性写作和女性题材写作对于女性精神主体性表达的退让。

近些年,对于女性作家婚恋题材的文化消费,尤其在关于张爱玲、萧红、丁玲等女作家的文本叙事中,对于她们女性婚恋经历的过度猎奇,而忽略这些女性的主体性精神欲求。作者用物质主义价值观穿越回民国,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消解了这些作家女性精神主体性的特立独行。这些文学作品和文化事件对于中国女性自身现代精神主体性的建构都显示出南辕北辙的特征。

面目模糊的女性形象与当下女性文学表达的反现实性 在当下物质主义语境中,新媒体更侧重于对于女性身体和欲望的符号化表达。无论女性的出生、教育、文化和职业背景如何,欲望的迷失和沉沦是女性叙事的主题。于此同时,女性人物谱系反而日渐模糊。究其原因,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转型阶段,自身现代性特征日益呈现出复杂样态,日常性经验中的普通女性因其缺乏故事性而无法成为典型的文学形象。由此,很难在文学作品中看到常态的女性,比如少有对于女教师、女医生甚至于女农民在传统到现代转型时期的生存图景与精神裂变的深度摹写,取而代之的是欲望化生存中面目模糊的女人们。漂浮在大城市各个角落的“北漂们”或者“南漂们”(当然包括农民工),这些人物本身具备这个时代最为触目的苦难特征,先天有着苦难叙事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苦难救赎与升华,由此苦难、沉沦、救赎甚至于升华成为这类叙事的主题。而深植于城市边缘群落的女农民工则被更为触目的男农民工叙事所遮蔽,女性则以被侮辱被伤害的地位充当了苦难和欲望叙事最直接的道具和背景。

因此当下文学的女性形象色彩斑斓却有着一尘不变的非现代性特征,女性文学人物内蕴五味杂陈,却始终无法清晰地表达作为女性自身的身体与精神体验,从地底下还未发出声音,就处于欲语还休的状态。女性在文学叙事中或者是被侮辱被伤害的形象,或者是欲望挣扎的形象,或者是良家妇女被抛弃的形象。都市职业女性的精神情感生活除却婚外情,鲜有被提及。然而,在中国近三十年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正常的坚持好好过日子的女性是大多数,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坚韧而善良的女性,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才能在社会巨变中维持着最基本的平衡样态。然而,为什么这样的女性群体及其精神特征在文学叙事中缺席?女性在近三十年的文学想象中被欲望化为一个个扭曲变形的符号,从红颜祸水到玉体横陈,从妻妾宫斗到职场小三……写尽了“女”和“性”,却没有写大多数女性在这个时代付出最多的事情——好好过日子。 “过”字裹挟着太多的意绪和情感,对于大多数无法倾诉苦难的人来说,沉默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隐忍那种埋藏在心里的苦难才叫坚强,这种隐忍让小人物的生存具有尊严和历史感。正是这样的中国女性以自己的坚韧和聪慧在重重苦难面前完成了属于个体精神的历史存在感。如果说1950年代对于高、大、全人物的塑造是虚假的,那么,对于当下女性单一的欲望化叙事无疑是反现实性,尤其遮蔽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大多数中国女性在常态生活中所体现出的身心成长,以及伴随着这种成长所体现出来的对于生存本身的隐忍、宽容和真诚。

女性的困境大抵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的,一是法律习俗的。在现代社会,如果女性实现了自身经济的独立,且在法律和习俗层面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利,那么女性的困境无疑会更大程度地从外部转向自身。为什么要提及当下日常经验中的中国女性?因为作为常态女性的“良家”和“女同志”被解构之后,中国普通女性身份认同依然悬置。现实中常态女性的精神和身体即便有着伤痛,也依然在坚韧平和中好好地“过日子”。而在新媒体平台上,大众文化和文学叙事更多对当下女性进行欲望化符号化的处理,或者依然沿袭着“良家”和“女同志”的叙事套路。例如在相当多的关于女知识分子的文本中,女博士(生)、女硕士(生)成了既没有学识又没有生活基本素养的人,大多热衷于争夺自己师母的位置,在错综复杂的欲望纠葛中成就自己暧昧难言的功利主义人生。这种人生选择在高校女性群体中并非没有,但是依然是极少数。大多数知识女性依然选择了常态人生和正常婚恋。选择日常性,也就选择了日常性对于人性的侵蚀与打磨。日常性的平庸、滞重会侵蚀着人的激情与活力,然而时间的悠长安然也会打磨焦躁不安的心性。一个真正成熟的现代女性无疑能够在日常性中蜕变成为真正独立的母亲、妻子和女人,从而在现代日常性中构建自身的主体性精神。现实生活中很多知识女性都沿着这样的路径一路走来,一方面让传统“良家”的合理内涵在新的时代情境中有着现代意义上的延展,一方面又极具现代职业女性的精神和经济的独立性。当下日常性中的中国知识女性投向传统的那一瞥是如此地化腐朽为神奇:良家中的母性转换成为现代母亲的责任与义务,良家中的妻性转换为对于现代婚姻的尊重和维护,玉体横陈中的红颜祸水转换成身心愉悦的独立与自信。女同志的简单粗疏转换成为女人的美丽嫣然……伍尔夫曾经说过:“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从传统“良家”的妻性、母性和“女同志”的模糊性到现代女性“成为自己心目中的母亲、妻子和女人”,女性精神主体性建构无疑是一个漫漫长途。尽管文学叙事中牛桥大学和玛丽-贝登们依然缺席和不在场,然而,现实生活中看到牛桥大学的玛丽-贝登们已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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