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童不是考出来的

每到假期，我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同事们都被派往各地去做业余音乐考级的考官。回来之后，大家聚会，听说了各种考级的新闻趣事。长笛老师说，有一小孩，架好长笛，大家等着，他放下，歇口气，又架好、再放下，如此重复三次，考官们纷纷劝他莫紧张啊就像在家练习一样。那孩子一脸纳闷地架好长笛，说：我老师说，只要摆摆样子就能通过啊。众人哭笑不得。

钢琴老师接着说，那还算好，初级误人子弟，还有学生来考钢琴十级，把肖邦的《黑键练习曲》全部弹成白键。接着大家议论纷纷：还有全都弹在琴键缝里的，孩子们竟自我感觉良好；还有把乐谱唱成温州话的，“米花肖肖肖拉肖，肖嘟肖花米兰嘟”····这些年关于考级闹的各种笑话，都够写一部音乐史外传了。

业余音乐考级自20世纪90年代创办以来，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音乐孩童参加。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各地音乐家协会、全国七大音乐学院、各种乐器协会纷纷另立山头，创办了考级机构、曲目与章程。连英国的皇家音乐学院也来中国设立考点。如此考级催生了一系列附属产业，比如考级教程与唱片，考级辅导班，考级讲座与示范音乐会等等。甚至环球唱片公司认为，如今唱片业凋零，而唯独郎朗的唱片与传记依旧热卖，也是靠着琴童考级拉动了市场需求。如今乐器考级已成为音乐行业里最赚钱的产业。考核机构之间的利益争夺令考核标准不一，考风日下。赵晓生教授说：“钢琴考级开始意图是好的。1986年最先广州引进英皇考级体制，翌年上海，随後北京，纷纷仿效。最初意图是让社会大量「业余」习琴者有个正确理念与标杆，知道自己学到何等程度，是否正规。至今25年了，这过程中的确涌现不少人才。但随着商业化过程，跳级，攀比，买证，回扣，种种弊病突现，实始料未及！”

不管怎样，音乐考级多少也熏陶了不少孩童和家长们。但是全社会的考级潮和乐器热对于培养职业音乐家的作用几乎微乎其微。钢琴家赵胤胤曾和记者说起，根据美国《时代》杂志的调查数据，琴童和钢琴家的比例是250000—280000比1，也就是中国3000万琴童中，只有107——120人可成为以开钢琴音乐会谋生的职业钢琴家。像王羽佳、张昊辰、牛牛这样的青少年钢琴家，童年时都曾录过考级示范教程，但他们并不是考级大军的一员，他们是考级主办方用来吸引家长的未来蓝图，就像房地产广告上允诺的美好生活。考级的训练模式粗糙、教学统一模式化，考核标准五花八门，想考出音乐神童几乎不可能，甚至想给孩子考出点音乐细胞也纯属美好想法。有些钢琴教师与家长们为了让孩子顺利通过考级，一年只练一首乐曲（就是考级曲目），枯燥的练习几乎消灭了潜在的音乐种子。

天才艺术家是一个奇迹，是天赋、教育、机遇、性格、意志等等因素的精心合作，如同演奏一支乐曲或烹调一道佳肴，技术、才华、火候、爱心、激情····，缺一不可，比例失调即失败。

哪来的天才

神童首先需要天赋。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也许就在这里。大部分知名的音乐家几乎在幼年时都已展露惊人的音乐天分，比如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克拉拉、肖邦、李斯特、马勒……。莫扎特4岁会弹琴，6岁开始旅欧巡演，门德尔松10岁为《诗篇19》作曲，肖邦和李斯特几乎不需要练习曲就可自己驯服钢琴这个乐器之王。当然成就音乐神童不仅靠天赋，若缺乏合理的培育，天才也会悄悄消亡。据说连童年的贝多芬也不肯练琴，马勒在维也纳音乐学院渡过了他最失落的少年时期，而德彪西的和声作业差点把他的老师气死。

史上最著名的音乐神童，永远只有莫扎特。美国著名的商业记者杰夫·科尔文写过一本《哪来的天才——练习中的平凡与伟大》，他结合多年的采访与观察经验，在各行各业中选取天才来揭秘。首先就是让天使莫扎特下凡。他认为莫扎特之所以只有一个，是因为他有一位不平凡的老爹。老莫扎特虽然不是成功的音乐家，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音乐教育家（他的小提琴教材延用至今）、精明的商人，更是宣传能手。莫扎特确实音乐天赋过人，天生具有绝对音高和超常的听觉记忆力。但在21岁之前，莫扎特并未写出成熟的音乐作品，那些6岁写的钢琴曲，11岁写的歌剧，只能勉强算习作，而且经过了他老爹的润色。父亲的角色在音乐家的故事中不可缺席，古有莫扎特，今有郎朗的发言人老爸，还有像马友友，7岁结识卡萨尔斯，8岁在伯恩斯坦的安排下为肯尼迪总统演奏，都与他那位作曲家、音乐教育博士的父亲马孝骏在圈内的人脉不无关系。而在旅法中国女钢琴家周勤丽的自传电影中，第一男主角不是男友而是姜文饰演的父亲。

在音乐家老爸的精心策划下，21岁之前，莫扎特经历了十几年专门设计的强化的音乐家训练，比如各种音乐风格写作、各种曲式组织练习和大量的即兴变奏手法。生活在17世纪的小孩没有电视节目、电子游戏和乐高玩具，莫扎特可以玩的只有弹琴和骑木马，对他来说，骑木马很欢乐，但弹奏音乐更美妙，为达到心里渴望的音乐，他爬上钢琴，弹奏、聆听、尝试、激动、忘了时间····

杰夫·科尔文的《哪来的天才》这本书重点提出了“刻意练习”的概念，强调这是迈向成功人生的基础练习，这本书不仅针对神童。所谓的刻意练习，是指根据工作或自我的局限设计的特殊练习。他认为莫扎特的迅速成才，仰仗他老爸专门为他设计的“刻意”音乐练习。对莫扎特来说，它简单地像小鸟扑腾几下就能起飞了，可是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种枯燥而艰难的练习，首先需要打败自己，与自我的惰性作战。文中这一“刻意练习”的定义几乎就是来自音乐练习的启示。各种乐器的《练习曲》即“刻意练习”的范本。一百年前，最出色的小提琴家都抱怨柴可夫斯基的《D调小提琴协奏曲》根本不是写给人类演奏的，但是如今几乎所有音乐学院毕业的小提琴手都能胜任，这就是“刻意练习”的巨大胜利。杰夫在文中从音乐、体育、写作等等各行业的大量范例来论证刻意练习。刻意练习简直是练武秘籍、葵花宝典，罗马不是一日建成，天才更非一日之寒。

这不是什么新鲜道理，就像我们常说的，最土的办法总是最管用。我们小学时就读过卖油翁的故事，“无他，唯手熟尔”。但强化练习会导致很多问题。这种重复练习如果不运动脑子，就会培养出演奏机器。雅克·巴尔赞曾说，天才没有机械性。确实，天才和人才的区别就在于天才总是有绝招。如此看来，“刻意练习”简直是与天才背道而驰。为消除愚蠢的机械性，我们必须强调，“刻意练习”的“刻意”才是核心问题。杰出的音乐老师和体育教练可以根据教学经验和学生的个性特征，寻找诀窍，结合经验，克服难点，设计出最有效的练习，如此才可获得最长足的进步。这是一种聪明的练习，需要全面考虑练习目的与自身条件，是不断独立思考的成果。

不管如何刻意如何巧妙，强化的音乐学习对于短暂的童年真是一场灾难。不久前看到一则新闻，再次暴露了我们的儿童音乐教育的野蛮低级。在舒曼杯（亚太）国际青少年钢琴大赛上，来自沈阳的13岁女孩胡丁琦一人荣获四项大奖，发表获奖感言时她说：“感谢父亲的400记耳光”。她5岁学琴，最初3年，父亲为了练琴打了她400记耳光。而她父亲这种“不打不成材”的钢琴教学法据说来自郎朗的老爸朗国任。李茹涵的一篇文章《中国音乐教育之乱象》，例举了家长对琴童的各种虐待，胡丁琦的“耳光比掌声响亮”；赵胤胤拿爆竹烟花烧钢琴；郎朗因耽误两个小时练琴，父亲向他提出三个选择“第一回沈阳，第二是跳楼，第三是吃安眠药”，“那一天我用拳头捶墙，想把每一根骨头砸断，看你还怎么让我练琴。”即使郎朗如今叱诧风云，对这样的童年也难以释怀。这些故事叫人错愕、深思。虚荣自私的赌徒式家长，以望子成龙为名，将自己的期望、前程、压力统统押在孩子身上。美需要付出苦痛代价，学乐器、芭蕾、体操，无不如此。但浪漫钢琴曲、暴力体罚和钢琴大奖的荒唐搭配，产生一种报仇雪恨般的成就感，真叫人担忧。

同样，《哪来的天才》这样一部关于方法论的励志书还是有欠考虑，它无视人的性格、健康水平、心理暗示、机遇等等偶然因素在成才过程中的颠覆性力量。说实话，作为一名教师，我也常常一本正经地激励学生，但内心深处始终对励志这种教育满怀疑惑，并不赞同完全否定天赋论的励志方式。要知道，励志过了头，会塑造大量的狂热分子和各种自命不凡的凡人。小则毁人一生，大则引发灾难。或许合理的观念是：我们首先是一个凡人，但我们拥有不同的天赋。宣扬天赋论并非为了展示人类奇观，而是为了找寻每个人的不同天赋并给予精心对待。曾发明幼儿园的19世纪思想家弗里德里希·福禄培尔说过，真正的教育是个人的充分发展，通过从事自由但又有人引导的活动来发展天赋。如今这种教育观点已被广泛认可。

神童的困境

钢琴梦的琴童故事，含辛茹苦简直像旧社会的励志催泪大戏，叫人怜悯、愤怒又哭笑不得。这些成才故事几乎歪曲了我们的音乐教育。而一些关于神童的影视作品却角度精辟而发人深省，浓缩了他们辉煌与崩溃交织的酷烈人生，在戏剧中揭示了生命的真谛。

像《想飞的钢琴少年》和《八月迷情》这两部过度宣扬天赋论的电影，将神童塑造得神乎其神。《八月迷情》中的“八月”，是一个音乐天赋过人的孤儿。他的父母都是音乐家，他从音乐开始了寻亲之旅。片中打动我们的不是他的天份，而是电影出色的音效展现给我们一个音乐神童的听觉世界。他听见田野风声、扫落叶的沙沙声、街头打球的节奏感，星空闪烁的音色，所有音响全都是美妙音乐。他一路寻找、收集、默记，后来写成了一部融合自然声响与美妙曲调的交响乐，音乐声终于召唤来了他的亲生父母。孩子说，父母是把音乐放进他血液中的人。音乐与亲情都像是一种缘分。只是音乐天份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缘获得，但我们至少可以像八月那样、像个孩子那样去聆听。

八月是个神情遥远而迷惘的音乐痴，《想飞的钢琴少年》中的少年维特斯却是聪敏过人的全才，他不仅是钢琴神童，更涉猎数学、金融业，还是少年大学生和儿童CEO。“想飞的少年”以飞翔的欲望诠释了天才与天才源源不断的激情与困境——天才也是欲望的陷阱。才华带来名利欲，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以此胁迫。维特斯发现，要做好一个天才，必须先做好一个普通人。在一次飞翔事故之后，他装成一个普通孩子。直到他做了一个普通人，了解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渴望之后，最后终于成长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电影的成功之处是提炼了天才的普遍的困境——如果世界赶不上他的聪明，那么聪明的最高境界就是装傻。这不仅对神童适用。

也许世上最能够享受音乐的，都是一些普通人。就像拥有爱情的，总是世上平凡的夫妻。很多平凡的故事更能打动我们。像《放牛班的春天》里那些“池塘之底”的孩子，在马修老师的引导下学习歌唱，音乐是一种语言，更是一种爱心与尊重，而在这部战后背景的电影中，它象征了重建美与秩序的信心。布鲁诺·库列斯（Bruno Coulais）的早期牧歌简单朴素，却叫人久久难忘。这样一个有点天真的故事，当年的票房竟超越《哈利·波特》，并掀起了全球合唱热潮。放牛班的合唱团更是以亲民的票价全球胜利巡演。

这让我想到另一部关于挖掘孩童天赋的电影，一部印度片，《地上的小星星》。这部长达3个小时的电影体现了印度人的生活节奏。一个患有读写障碍症的绘画神童，在正常的学校里被当作问题孩子，后来遇上一位好老师，从此翻身变天才。故事很简单，叫人感动的是这个孩子被充满爱心地耐心塑造：孩子眼里浓艳的印度集市、一滴颜料中的世界、蚂蚁的想像力，特别是孩子的倔强、内向而炽烈的情感，已透露了他的艺术家气质。这样的神童电影或儿童教育电影很多，甚至今年的法国电影《神童》创造了“神奇少年”，即有精神能力的孩子，他们像动物一样具有预感，可操控他人，保存着人类进化中失传的人与自然的深层联系。

可是看完这些神童故事，我想起来的还是10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死亡诗社》。这里没有神童，只有一些和我们从前一样面临升学压力的预科生。“船长”老师对少年们说，记住，我们是一个平凡的人。他鼓励少年们打开心扉，为自由的灵魂而战。他们一起念诵梭罗的诗句：“我步入森林，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然后不出所料地，他们遭遇了成人社会的讨伐。也许很多人和我一样，是从这部片子开始成长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当我看这部美国片的时候，以为这样真实可爱的老师和孩子，最后必定会有一个圆满的大结局，就像普通电影中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那样。但这部片子对我们发出警告：争取自由可没那么容易！理想主义遇冷摧折的少年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船长被解雇之前，对男孩们说，为了争取自由，我们需要点弹性。如今我们对此有了更多感触。可是为了自由，我们还得继续顽强。

《新民周刊》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