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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嘴遇名嘴，锵锵四人谈”
1月9日，2010北京图书订货会盛大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和商家使出浑身解数，纷纷呈上了自己别出心裁的“当家好菜”，一时间令众媒体和与会者目不暇接、无所适从。“201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感恩答谢暨汪涵、陈丹青新书发布会”特邀凤凰卫视名嘴梁文道、央视名主持人白岩松为特别嘉宾助阵汪涵《有味》、陈丹青《外国音乐在外国》的新书发布会现场，可谓“名嘴遇名嘴，锵锵四人谈”，成为订货会当天最招惹眼球、最受媒体垂青的一大主菜。
舌灿莲花 在“业余”中找寻自我和愉悦
活动组织方将四大名人的聚会定名为“为了人与书的相遇——陈丹青、白岩松、梁文道、汪涵书生四人谈”，梁文道荣任本次精彩对谈活动的主持人。“神侃”一开场，梁文道就表示觉得“书生四人谈”的题目好玩，并将自己和白岩松、汪涵定性为有些“怪”的主持人，而才高八斗、低调冷面的陈丹青也不时给人特立独行的“怪”感，四大名嘴、才子、“怪人”的相遇注定了谈话的不同凡响。四人围绕着湖南卫视汪涵、著名画家陈丹青各自的新书、“当代书生”的阅读与写作、纸质书的未来命运、人生中的“业余”与“专业”、传统与现代等话题一路蔓延开来，说者与听者都沉醉于看似闲散实则意味隽永的神侃之中，而关于业余和专业的话题尤其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和神侃兴致。
白岩松认为，如果不从社会角度而是从整个人生背景下关注这个话题的话，业余才是个人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一旦什么事情成为自己的本职或者专业、承载着自己、家庭以及社会对个人的关注和期待，其乐趣就会减损很多。“比如在座各位媒体朋友，坐在这里是因为自己是记者，要写稿子要出版，因为他们的专业和工作。如果仅仅考虑自己是一个记者，今天下午他就会很痛苦，因为我们这帮人聊得很散漫，明天要变成的文章是什么呢？这就是专业的痛苦。但是如果只想听听有没有好玩的东西的话，可能一下午会变得很开心。”白岩松说建议大家在做专业事情的同时保留些业余心态，业余心态常会使心情愉悦的同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坦言“如果没有这种业余心态的话，我做这么多年电视新闻也很难。”
汪涵由这一话题联想到不久前过世的专家、学者及“京城第一玩家”王世襄，认为老人的成就得益于他玩的心态、情趣和天赋。成人的“玩”常被视为不务正业，汪涵则认为这种玩或者说业余心态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奢侈，而奢侈需要精细和等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味》就是汪涵一个“不务正业”的产物，书中的目光、脚步和动作都是慢吞吞的，在这种缓慢、自由而放松的节奏下，汪涵找寻着浮华生活和光环后的自我，也找寻着由小物件温情织就的童年和生活。
陈丹青说自己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业余的，业余画画，业余写作，音乐更谈不上。“我回来这些年，最困扰的一个问题是，让我在画家、作家、评论家之间选出自己最认同的身份。”现代中国人过分注重自己的身份，尤其是政治、职务身份，这种现象在近20年来已经蔚然成风，对此陈丹青表示厌恶和可悲。在欧洲，陈丹青因为经常逛古董店而结实了店主——一对老年夫妇，渐渐知道他的“身份”是专门研究希腊的或者专门研究中国那一代的。而能作曲、会一两件乐器的人比比皆是，“音乐生活对他们来说就是日常的一部分，所以问他是专业还是业余，你到底是什么身份是没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业余即是他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失去“业余”无异于对生活的遗失和自我的迷失。
偶有爆料 名嘴们不为人知的“秘密”
名人少有隐私和秘密，这是名人的烦恼，亦是名人的荣耀。书生四人谈虽以图书和阅读为重点谈论对象，却也偶抖爆料，不时给谈话人彼此以及众人小小的意外和惊叹。
梁文道说自己之所以对白岩松印象深刻并非来自他制作的电视节目，而是因为自己听说白岩松在做节目主持人之前首先是一个写音乐的人，他写就了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流行音乐史的书，这令他意外的同时也记忆犹新。白岩松对音乐、流行乐和摇滚的热衷和研究也是陈丹青始料不及的，陈丹青谦逊地表示自己在白岩松面前谈外国音乐是班门弄斧了。
谈到电子书的前途和纸质书的命运时，梁文道继续爆料：“我们四个人年纪比较大的陈丹青老师，反而是用电脑比较多的，他会用电脑打字、写作，而我们其他三个人都不会中文打字。汪涵用手写稿，我也用手写，白岩松连E-mail都没有。”对此汪涵也表示意外，“我们三个人都不会用电脑，彼此都非常吃惊，特别是梁文道，每天海量阅读，怎么可能不用电脑，完全不会打字。”汪涵对汉字充满了敬意。作为一个每天活跃在舞台上的娱乐节目主持人，汪涵不仅对传统书法充满兴趣、写得一手好字，并且坚持每天一张毛笔书法以静心。
作为当天书生四人谈的主持人，梁文道颇具“八卦”精神，向人们讲述了一个让自己颇为震惊的、来自陈丹青的神迹，“我第一次目睹一个神迹，我知道陈丹青从来不用手表，但是我刚刚才知道，他从来不用手表看时间是看天，看天能够看出来现在大概是几点几分，误差在20分钟之内。刚才我们让他预测，他看了一下说12点40左右，结果一看手表，12点43分。”梁文道将陈丹青的这种“特异功能”归根于他绘画时对光线的讲究与敏感，陈丹青补充说这也得益于自己在农村当知青时的生活体验，以及潜伏在自己身上的某一部分动物的本能。
有一本以《开卷八分钟》为内容、被冠以梁文道之名的新书近来颇受关注，“我去年知道有人要做这本书，可是我当时明确表示过我会拒绝承认这是我的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出来之后前面冠了我的名字，前面有一篇序言还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所以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说那是我的书，那是与我有关的书，但是我没办法对它负全责。”名字是名人的无形资产，同时也会招惹麻烦，关于梁文道的这一“爆料”只有意外，没有惊喜。
好书邂逅 分别来自乡土和异域的味道
《有味》是汪涵的首部文字作品，作品并没有沿袭明星出书的老套路，而是通过寻访湖南、北京的“现代隐士”，拜访沿袭传统手工艺的民间作坊，用老散文化的笔法描写了糍粑、弓箭、古琴、木盆、墨条、香干等老物件的制作过程。“我之所以要写这本书，源起于靖港，在长沙附近一个非常顽固的小镇，时间在那个地方是凝固的。我本身的工作非常的繁忙，每天活动在灯光、音乐、鲜花和掌声中，觉得人特别特别的飘忽，我知道自己很需要一种静心和安稳，当走进靖港，跟手工艺老人家聊天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回归的踏实。”
汪涵说自己很向往陈丹青那样不需要计划悠哉悠哉的生活方式，“过”日子是一种很真实又很有诗意的说法，“我觉得这个过字就是寸加一个足字，就是一寸一寸地挪，而我们大多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大步的向前飞奔，所以没有了过日子的乐趣。”《有味》记录了汪涵的步伐在靖港这个小镇上每一寸悠游自在的挪移。
“做电视的那个汪涵是成熟和成功的，却不是我熟悉的，《有味》里的汪涵才是我熟悉的。我觉得一本书的名字为什么叫《有味》，一定是他觉得很多事情没味了。想要有味得先有胃口，得有时间、有敏感，支撑他的是乐趣。”白岩松说，在读到《城市画报》对汪涵的访问之后，他意识到有一种转变在36岁的汪涵身上开始悄悄出现；而看到《有味》这本书时自己则有一种预感，“《有味》非常有可能是他很重要的转折，有些东西已经像维生素一样进入体内，改变身体状态，这本书可能会改变汪涵。”
《外国音乐在外国》既是一部老书，也是一部新作。早在1992年陈丹青就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邀为一本名为《音乐爱好者》的杂志撰写国外音乐方面见闻的专栏文章，这些散文随笔于2001年以“陈丹青音乐笔记”的名字集结出版，“当时我不太接受这个书名，第一我不希望我的名字作为书名，第二我从来不做笔记。我这些年很受宠，得到一些读者的喜爱，常有人问我哪能买到《音乐笔记》，于是在合同期满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这个新版。”将书名改回自己早先拟定而未被采用的书名，陈丹青非常满意，“当初起这题目，是因人在纽约写给国内读者看，如今长居北京，想想‘外国音乐在外国’，反倒另有一层意思了。”
说它是新作，因为这本书里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我从来不好意思把旧版本扔出去卖，迄今两年我有机会去了两次维也纳，去了布拉格，这都是音乐城市，去了谭盾的家、贝多芬、舒伯特的墓地，同时听了三场歌剧，有点话可以说，于是我蛮用心写了四篇音乐游记。这四篇新文章将近4万字，我几乎有半本书是新的，再加上一些图片放进去，所以还比较好意思能够变成一个新的版本。”
《外国音乐在外国》给人的全新之感不仅体现在书名、文章、图片上，还体现在封面三个不同色彩的版本装帧上，“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油画用色彩还得有一个对‘灰调子’的认识，欧洲人尤其法国人特别会用灰色，包括日本也是这样。所以我想能不能在书上引入这样一种灰色，三个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点不同的效果，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愿意印七个封面。但这可能是一个出版社能够理解我、纵容我做的游戏，我们想试试看，也许大家拿紫色的多，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心理原因。”
名嘴秀名片
陈丹青：著名油画家，文艺评论家、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批评者之一。早年因《西藏组画》而一举成名。1982年赴纽约定居，做大型并置系列，为“历史画”寻找当代语言。曾任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后卸去教职。其间，因辞职事件及公开批评教育现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成为舆论一时焦点，更被媒体推崇为影响中国的五十位知识分子之一。
代表作品有：《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与陈丹青交谈》、《荒废集》、《外国音乐在外国》等。
白岩松：央视著名主持人，成功策划和创办了《时空连线》栏目并出任该栏目的主持人兼制片人。由于亲自参与策划并负责大多数节目的撰稿，使其主持的节目风格深刻而不呆板，告别了简单播报与表演形式，成为新一代电视人的代表之一。第九届长江韬奋奖、“中国金话筒奖”等重要奖项的获得者，曾被授予“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主持的经典节目有：《新闻周刊》(《中国周刊》)、《东方时空》、《子夜》、《焦点访谈》等
出版的作品有：《岩松看日本》、《痛并快乐着》等
梁文道：著名节目主持人、文艺评论家。17岁起开始投稿生涯，至今其文章仍可见于《信报》及《明报》的专栏版；1998年起，开始参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如实验剧场的编、导、演、行为艺术创作及视艺展览策划等；曾于理工大学及香港大学当客席讲师。现职商业一台总监、牛棚书院院长、绿色和平董事、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等。
主持的经典节目有：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凤凰卫视中文台《锵锵三人行》、香港电台电视部《头条新闻》及电台节目《打书钉》等。
大陆出版文集有：《常识》、《我执》、《噪声太多》、《读者》等
汪涵：湖南卫视当家主持人，也是国内著名娱乐节目主持人、制片人。毕业于湖南广播电视学校，2009年11月4日湖南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上了副主席。其节目风格风趣、幽默、睿智，擅长脱口秀，深受观众喜爱。精通长沙话、湘潭话、株洲话等多种方言。
主持的经典节目有：《越策越开心》 、 《超级英雄》 、《超级女声》、 《快乐男生》等。
出版的作品有：《有味》
（特派记者
向萍）
人民网报道选摘
陈丹青：从《音乐笔记》到《外国音乐在外国》 想印七个封面
在现场，梁文道问陈丹青，“你是老书重出，而且一做就做三个封面。这是干吗？”
陈丹青的回应依然是那么的“戈”而有味：三个封面是想得挺久的一件事，因为我画油画，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油画用色彩，还得有一个对“灰调子”的认识，我发现西方时尚业引入“灰调子”概念，同一件衬衫会印七八件颜色，比如肉色、红色、苹果色、蓝色，但是灰度很丰富，当然这也是个商业技巧，单拿一个去穿并不好看，可是放在一块很好看。前几年有一个电影，《玛丽皇后》大规模的用了路易宫廷的灰色，我发现欧洲人，尤其法国人特别会用灰色，包括日本也是这样。所以我想能不能在书上引入这样一种灰色。三个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点不同的效果，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愿意印七个封面。但这可能是一个出版社能够理解我、纵容我做的一个游戏，因为上到市场，很难说读者会选哪个封面。所以我们想试试看，也许大家拿紫色的多，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心理原因。但只是试试看，我觉得广西师大社现在出书越来越好，得允许有点游戏感，我想试试看。
陈丹青还谈到，此外我想对这本所谓的音乐书有一个简短的说明，这是上海音乐出版社李章先生在1992年让我写一些国外的音乐的见闻，给他当时的一杂志叫《音乐爱好者》做专栏，我从此开始写作了，我最早开始写所谓随笔散文就是从所谓音乐文章开始。到了2001年他集结出版了《陈丹青音乐笔记》这本书，当时我不太接受这个书名，第一我不希望我的名字作为书名，第二我从来不做笔记。但是有一个套书，还有谁谁的音乐笔记，再加上我，我就接受了这个方案，书就出来了。我这些年很受宠，得到一些读者的喜爱。有些读者完全没有听说过这本书，有人老问我哪能买到《音乐笔记》，它加印过几次，每次都是五千册，有些内地读者会来信问在哪能买到。所以蛮早就有这个意思，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出一个版本，跟我其他书变成一个规格。01年我也不太会设计书，现在我有一点经验，所以终于合同期差不多到了，我很谢谢上海音乐出版社允许我拿去重出版。我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恢复我原来想用的名字，就是我的一个文章叫“外国音乐在外国”，当时的意思是说，我人在纽约，在中国看来你在外国，中国人喜欢听外国音乐，那我很顺便想到“外国音乐在外国”。问题是我回来中国以后又多了一层意思，因为对美国人来说，中国音乐也是外国音乐，所以这里是双向的外国音乐。
陈丹青说，我从来不好意思把旧版本扔出去卖，重新设计一下。所以我蛮用心写了四篇文章，迄今两年我有机会去了两次维也纳，去了布拉格，这都是音乐城市，我等于是写了四篇音乐游记，去了谭盾的家、贝多芬、舒伯特的家，去了他们的墓地，同时听了三场歌剧，有点话可以说。今天我才知道白岩松那么早写过流行音乐的书，他根本没提这件事情的，我却不要脸在这谈音乐。大约就是这样，所以这四篇新文章将近4万字，我几乎有半本书是新的，再加上一些图片放进去，所以还比较好意思能够变成一个新的版本，运用了三个封面，不知道大家会觉得怎么样。中国古文说有诗为证，我是有图为证，贝多芬老家的楼梯我照了两张照片，我在楼梯上开始梦游了，我非常奇怪到了贝多芬家想起了上海，所以写到这些时候，我希望有一张图在这，会让你停一停。
白岩松：汪涵很《有味》 陈丹青很有趣
白岩松说，在《有味》这本书里的汪涵，是我很熟悉的汪涵，因为这本书里他回到了很自己的那些喜好点。我觉得一本书的名字为什么叫《有味》，一定是他觉得很多事情没味了，这本书的名字才叫有味。想要有味得先有胃口，得有时间、有敏感，支撑他的是乐趣。一定是身边有很多东西来的蛮快，嚼一段时间没什么问题，别看湖南人总嚼槟榔，我觉得总嚼的原因是，每一个的味道都没有以前那么强烈了，才会不断的嚼。他发掘很多民间的公艺，其实我挺反感说，汪涵通过这本书对我们传统的手工艺进行一种传承，进行一种祭奠，因为它似乎快离开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一定是他先觉得蛮有趣，他觉得开心，他对这些东西越品越觉得其中的味道，这个时候他就会有一种乐趣，独乐不太乐，如果把我自己的味道别人也分享一下，就像我们经常吃饭大家互相推荐，其实你推荐的那个人不会代替你去品这个味道，但是你知道那个味道有多好，你也希望别人可以体验到那个味道，因为那里有最美好的东西。
陈丹青的这本书也是，因为音乐是一个很个人的，我始终认为它是很个人的行为，而且音乐是最难写的，我不太敢动音乐，只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动过，92年的在东北师范大学出了10万字的所谓《流行音乐现状》，后来我不太敢碰音乐。文字停止的时候音乐才开始。现在反过来，音乐停止再让文字开始。所以我觉得《外国音乐在外国》这个名字蛮有趣，这把陈丹青个人的趣味和公众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北京奥运会吉祥物都五个了，封面还不能三个吗？
陈丹青的画我们无法拥有的，但是他业余的《荒废集》也好，《外国音乐在外国》也好，我们都可以分享。所以人活着不是为了业余，但是人的乐趣来自业余。而且慢慢岁数大了，发现愿意活在业余当中，所以我希望有很多书来自业余，但是业余的很专业，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业余的很专业。陈丹青如果对音乐了解不够很专业的话，他自己都不敢出这本书。因为音乐给人的压力是很大的，我想表达它非常非常难。（记者文松辉）
东方早报报道
梁文道、陈丹青：知识分子应该处于业余状态
陈丹青、梁文道、白岩松和汪涵，三位主持人、一位画家昨天出现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作了一场名为“书生四人谈：为了人与书的相遇”的对话。梁文道和白岩松是为陈丹青和汪涵新书出版捧场而来，不过四位“书生”围绕着书的话题展开讨论，谈及电子书的大势所趋，以及各自的业余爱好——“写作”。
谈纸质书的消亡
如果中国人不读书，“注射”书都会过敏。
陈丹青、梁文道、白岩松和汪涵四人中只有最年长的陈丹青熟练使用电脑和网络，其他三位媒体人反而习惯手写稿子不用中文打字。因为谈到书的话题自然而然说到电子书大有取代纸质书的趋势，刚刚开始使用电子书阅读器Kindle的梁文道也坦诚表示，电子书是大势所趋。“坦白讲，我真的觉得电子书环保，有很多纸质书是浪费的。虽然电子书是大势所趋，但纸质书还是会存在，只是换一个形式存在。我们都目睹过黑胶唱片怎么变成CD，现在又看到CD被淘汰变成MP3下载，可是世界上始终有一批人就要听黑胶唱片，所以唱片公司还要出给他们听。也许有一天纸质书也会变成这样，要出就出好的，值得做成纸的书拿来出，而且出得好看、感觉对、有味，成为文化的图腾。”
白岩松也认为将来的书会越出越好，“我还是觉得书不会死，只会转换形式。20年前我刚刚工作，当时广播处在最悲惨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它会‘死’。但是今天广播‘活’得太好了。现在很多东西前面加‘拯救’一词，但要看谁在拯救，如果靠‘需求’来拯救的话，怎么能死呢？如果中国人不读书，‘注射’书都会过敏。所以，人有问题了，书再没问题也有问题。”
谈业余还是专业
业余的不专业，专业的很业余，这很惨。
陈丹青、梁文道、白岩松和汪涵四人的身份都有些暧昧不清，尤其是梁文道和陈丹青在许多文化领域都可以听到他们的“业余”发言。所以，四个人均会被问到，“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更在乎哪个身份？你们写作发评论是否业余？”
“我回来这些年，我最困扰的一个问题是，‘陈先生你在画家、作家、评论家之间，最认同哪个身份？’”陈丹青说，“从前有教养的时代，我相信梁启超绝对不会讲我是读书的人，李敖说得也对，鲁迅胡适那代人是最后被尊敬的读书人，此后这60年来读书人不是被侮辱、被糟蹋，就是被利用。所以到今天，文艺圈的人、知识界的人，最在乎的是这个‘身份’，我相信现在很多大学教授，很多学者很在乎他们是不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是不是主任、副院长，这个风气是过去20年，尤其是最近10年学术行政化以后形成的，我特别厌恶这种风气，可悲极了。我真的不在乎我是什么人，我是画画的，还是写作的，还是什么。”
所以，陈丹青一直说，他写作、发评论包括谈音乐都是业余。“我们现在很多专业的人不专业。比如汪涵写这本书（《有味》），陈丹青这几年做了很多业余的事，但是仿佛业余的都很专业，写得都很有味，很有兴趣，很认真，这就是业余的专业。什么叫做专业的不专业，或者专业变得很业余呢？比如像刚才说的踢球，今年中国足球在我看来就是专业得很业余。汪涵记录的这些手工艺，这都是很可敬的专业。但是很悲惨，今天中国太多的传统工艺、手艺活不见了，失传了，变成大量制造的工业产品或者伪劣产品出现。这有两条轨迹，而这两条轨迹并存在一个社会下是很悲惨的，我们今天很多业余的不专业，专业的很业余，这是很惨的。”梁文道补充说，“‘业余’这个词是翻译过来，它原来的字根就是‘爱’，业余者的根源来自于爱，你不靠这个过活，但你真喜欢它。萨义德谈知识分子的时候说，知识分子应该处于业余状态。你是业余的，业余的状态不是说你不能在大学教书，而是你在大学教书，但是怎么样让我不受制于大学对我的束缚，像这样业余者的精神，恰恰有时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他自由，因为不受制于那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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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汪涵谈新作
汪涵：我之所以要写《有味》，源起于靖港——长沙附近一个非常顽固的小镇，因为时间在那个地方是凝固的，大家都按部就班，那里没有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去了以后感觉那个地方的所有气氛让我非常舒坦。当你走在靖港，跟两边手工艺老人家聊天的时候，觉得是一种回归，而且里面做的很多东西是我小时候接触过的，有木盆、有秤。有一个老人家说一天就做几杆，不能偏，这是良心。那时候总觉得有一股力量在往后拉你，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乡愁，就是外婆一直看着你背影的眼光，你觉得背后有力量牵引着你回去。这都是我想表达的情绪。
陈丹青：《外国音乐在外国》里，最早写的文章是上海音乐出版社李章先生在1992年让我写的一些国外的音乐见闻，是给他当时的一本杂志《音乐爱好者》写的专栏文章，我从此开始写作了，我最早开始写随笔散文就是从音乐文章开始的。到了2001年集结出版了《陈丹青音乐笔记》这本书。“外国音乐在外国”，当时的意思是说，我人在纽约，在中国看来你在外国，中国人喜欢听外国音乐，那我很顺便想到“外国音乐在外国”。问题是我回来中国以后又多了一层意思，因为对美国人来说，中国音乐也是外国音乐，所以这里是双向的外国音乐。（记者石剑峰）
桂林晚报报道
广西师大出版社集团力推《有味》《外国音乐在外国》
纵观2010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花样繁复的营销活动,1月9日下午在北京中旅大厦举行的广西师大出版社集团“为了书与人的相遇:陈丹青、白岩松、梁文道、汪涵书生四人谈”可谓是向心力最强的一个。四位大腕级人物以书生身份凑到一起,被戏称为订货会“书生版F4”、“书界纵贯线”,吸引了近300家媒体,而汪涵10日在西单图书大厦的签售活动也是火爆到活动主办方要执行防爆棚措施。
此次主推的图书是汪涵的《有味》和陈丹青的《外国音乐在外国》,梁文道和白岩松的出场功在造势。四人四大脑袋智慧碰撞,侃侃而谈,将书生与书的话题延伸至多个人文领域的核心问题。
书籍的命运
新书发布会是为《有味》和《外国音乐在外国》而开的,作为嘉宾主持的梁文道却巧妙地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另一本新书《别想摆脱书:艾柯、卡里埃尔对话录》切入:“这两位聚在一起谈话,大家开始觉得书这个东西快完蛋了。在场有一些同行可能知道今年法兰克福书展其中一个最大的重点:到底电子书会怎么样改变纸质书的命运。我记得两三个月前,我跟止庵先生聊天,我跟他说我刚买了一部亚马逊的KINDLES,止庵马上说:‘你都买电子书了?’他长叹:‘完了完了。’为什么会这样?———电子书真的会改变纸质书的命运。这本《别想摆脱书》是从书的历史看人类文明的演变。”进而他幽了一默追问汪涵:书都要完了,还出书凑什么热闹?
这一焦点问题引发白岩松的强烈回应:“书有没有戏不取决于书,取决于谁读。如果中国人不读书,不要说电子书,变成注射,把书注进去,不读书的人会过敏甚至会死,所以人有问题了,书再没问题也有问题。就跟饮食男女说的,舌头都麻了,做出什么味道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这点我不悲观,假如我还有40年生命的话,在这40年我对被书吸引不悲观,因为我们很痛苦,需要寻找自己内心的抚慰。从哪来?现在可以从吃、从钱,31年走过来,原来希望有的东西有了,没幸福,甚至有很多人变得更痛苦,这时候会去找了,就像汪涵离开无味的东西找有味。陈丹青这本书变成一个公众的概念了,他自己听音乐的时候,百感杂陈是什么感觉?很个人的东西。他其实不是在听,是在找自己,汪涵也是在找自己,梁文道恐怕也是在常识里找自己。所以中国人对自己的寻找不悲观,他们只要还有寻找自己的愿望的话,书死不了。”
而汪涵认为很多人对书慢慢疏远的原因之一是“电脑敲出来的字,把这个字背后的神灵和仙气敲碎了。我家里有一套《四库全书》,有四个样本,都是当时的手抄体,一模一样的字,旁边是画的那种画。那种感觉真的有一种敬畏心,愿意在特别好的环境下,用特别好的心境去膜拜,而不是拜读。所以那种情况下有牵引你的感觉,所以它应该不会消亡,因为它真的是文化的图腾。”
书生应该处于业余状态
梁文道从汪涵、白岩松谈“有味”联想到他们所做之事的“业余”性质,显然是有意将话题引向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之“专业人士与业余者”话题。陈丹青坦言每件事情都是业余的,业余画画,业余写作,《外国音乐在外国》谈音乐更谈不上。梁文道则揭发陈丹青“看天知时间”的特异功能源自画画要掐时间,可见相当专业；白岩松作为主持人却自认为专业是足球,但被发现他做节目主持之前写了一部介绍西方流行音乐现状的书；汪涵戏称自己打麻将很专业,但作为娱乐节目主持人,不想写明星传记,而喜欢写民间手艺人、传统老工艺。“业余”“专业”二词激发了四人的评论欲,白岩松取笑国足“专业的很业余”；陈丹青炮轰“学者官员”“做官很业余”,而学者却官僚气很重；梁文道则把拗口的“专业的很业余,业余的很专业”这两条并存于一个社会的轨迹归结为两个字:很惨。
那么他们对书生这一身份的认同有什么想法呢?梁文道说:“‘业余’这个词,英文词根就是‘爱’,业余者的根源来自于爱,你不是靠这个为生,但是有时候你比靠这个为生的人更爱这个东西,因为你是出于爱。这种爱发展出来的东西,像萨义德谈知识分子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知识分子应该处于业余状态。你是业余的,业余的状态不是说你不能在大学教书,而是你在大学教书,但是不受制于大学对你的束缚。像这样的业余者的精神,恰恰有时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他自由,因为不受制于那个行业。”
文化的结局是苍凉
汪涵自言写作《有味》是“对我曾经童年的一种忏悔,还有一层忏悔是,从我的书印刷成那天起,我又要走上遗忘它的道路”。但他又认为不是那么悲情,说:“我有一次跟教授聊天,我说我很想做一本有关湖南戏曲的书,十几个地方戏只有几个现在还在舞台上唱,有一些已经濒临消亡了。他说你做的是一件反文化的事情。他说文化的结局就应该是苍凉的,我们有可能是太刻意地想去保护它,就像我们现在打着保护它的旗号,让更多的人关注,它就会变得很矫情,你一关注它,就希望它快速地出作品给你看。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吹,需要你等的。真正的奢侈奢华就是等待的。”■师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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