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产品：如铁矿石，浓缩铜（concentrate）等，这些初级产品都需要进一步加工（精炼，提纯）才能成为上面提到的金属，如钢（steel）和铜等。

    中国虽然是这个世界上很多矿产品及金属的最大消费国，但却不是唯一的消费国。大宗商品，尤其是矿产品的价格都是针对所有消费者/国，而不是只针对中国一个国家。大多数基础金属（base metal）的价格（矿产品冶炼加工后的成品）都是在金属交易所定价的，这里面投机商有可乘之机，甚至有些投机资本在经济高峰期不顾市场容量海量进入市场人为地抬高了很多金属的价格，获得了暴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价格将被所有消费者/国吸收，包括美国，欧盟这些大的金属消费国和进口国。

    对于除了铁矿石（煤暂时不重要，但今年情况有变）以外的矿产品和终端金属价格，作为全球商品市场的参与者之一，中国是很难获得定价权的，事实上在现行国际商法框架下，没有哪个/些市场参与者能凭一己之力获得定价权。经常在翻云覆雨的是一些投机资本，不顾市场容量冲进市场扰乱了正常市场的运作，这其中美元贬值泛滥是一个重要助推因素，而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所处的产业位置决定了中国的汇率政策会非常不灵活，人民币不能像其他币种（如欧元，澳元等）一样通过升值来对冲美元贬值造成的通胀，减少进口商可能的损失，造成事实上美国在金融危机前的几年来一直在出口通胀，中国的货币政策的确非常被动。

    铁矿石价格的问题是从2005年开始的，当年两拓提高了70%铁矿石销售价，让中国钢厂认为难以接受。随着后来连续几年的铁矿石价格继续暴涨（2007除外），中国钢厂的利润不但被吃掉很多，而且有一些钢厂已经亏损了，更重要的是中国心理上受到了严重打击，因为中国逐渐意识到三大矿的议价能力实在太强，且控制了绝大多数的铁矿资源，这种局势对中国来说是危险的。但是公平地说，中国国内铁矿石贸易过于混乱造成一些钢厂的铁矿石购入价格甚至达到了与矿商年度议价价格的几倍也是部分钢厂亏损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个角度说国内的一些钢厂也并非完全是受害者。

    2009年的价格虽然没有达到中国官方提出的降幅，但是降幅33%并非是中国不可接受的，如果不是中铝-力拓的交易复杂化了铁矿石议价，双方也不至于闹得那么僵。今年的铁矿石议价要开始了，涨价是大概率事件，问题是涨多少，中方如果能争取少涨一些应该就是胜利。

    必须承认，金融危机带给中国额外的议价能力和救火投资机会已经结束了

    必和必拓英文名字BHP Billion，世界最大的多元矿业公司，是2001年由澳大利亚BHP公司与总部在英国的Billiton公司合并而成，目前总部可以认为是在墨尔本。BHP=broken hill proprietary company的缩写，最早是一个钢厂，后来逐步进入矿业和石油上游开采领域，在90年代BHP的运气并不好，制钢部分由于低效在1999年被卖掉了。BHP的运气在1999年现任董事长Don Argus成为董事长后开始扭转，于2001年并购了Billiton，并于2004年收购了拥有世界最大铀项目Olympic dam（同时有巨大的铜和金储量)的西部矿业公司（WMC），如今的BHP已经成为了上千亿美元市值的世界第一大矿业公司。

    Don Argus在1996年成为BHP董事之前，有40年的银行业工作经验，曾经是澳大利亚国家银行（NAB）的CEO。这个经验很显然被反应到了今天的演讲中，Don Argus对经济学，国家竞争优势，澳大利亚资源行业未来的走向都有非常深刻的思考，尤其在澳大利亚的金融系统和资源行业融资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如果你习惯听澳洲人讲话且对资源和金融也比较感兴趣，可以去网上查他的演讲，技术含量很高）。听过FMG总裁Andrew Forrest今年年初的一次演讲，不是一个档次的，Forrest是个典型的商人和机会主义者（难道有商人不是机会主义者吗？呵呵），借着中国的崛起和对铁矿石的需要游弋于中国与两拓之间，成就了FMG，其本人说实话没什么底蕴。而Argus显然是一个澳洲现有制度下培养出的顶尖高手，即便是最挑剔的批评家也要让他三分，因为他公平公正地令人信服地建立起了一个帝国，BHP的成功绝不是偶然，不是运气，也绝对不只是因为澳大利亚富有资源（最起码资源还是需要勘探出来呢），而是制度，机遇，资源，人才的结合，缺一不可。

    尽管我国教育在过去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且中国教育在各方面有优势，但在创新方面与西方相比有很大提升空间。“我认为中国的崛起是无法阻挡的，但是中国如果要想成为真正的超级大国则必须要成为一个创新大国，我认为这个大概至少还要50年，我可能看不到了，我希望你能。”

为什么在澳洲这个地方，创新能够被激发，它给创新提供了土壤。简单的一句话背后所代表的却是几代人的努力，能被成为“创新的”（innovative)的国家基本上是已经大体上解决了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思想，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问题的国家，已经创建了高度文明社会的国家，也就是说创新大国这个头衔对于国家来说绝对是一个“高层次的追求”。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国家不多，大都集中在西方社会，其中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的确处于领先。创新绝对不只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系统的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对科学的理解，民众的认知水平都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它。

    所以，对于商品定价权，国人应该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把投机，正常商业行为和垄断利润加以区分。

    至于铁矿石，这是一个特殊且敏感的问题，现在看来风波暂时已经过去了。谈判双方都在不断的成熟，最终还得合作，毕竟在可预见的未来谁也离不开谁，两口子吵架归吵架，日子还得照过。显然，中国不愿意看到把铁矿石放到一个公开市场去定价，那样将给投机资本以机会。我个人认为即便有这两年谈判谈地不愉快，annual negotiation还得继续。

    再说说石油：众所周知，由于对现代工业的重要性，石油被严重地政治化了。石油的价格是几方博弈的结果，不只是市场博弈，而且是地缘政治博弈，而原油生产集中且资源稀缺的现实，几个大国对石油生产国的争夺，以及当前几个大国都是石油进口国事实使得石油生产国不太可能获得过低的利润，也就是说原油价格在金融危机过后将不会低。中国的石油三巨头去国外抢油田，主要意义在于锁定供给，同时扩大石油上游领域的存在，这样不但可以增加利润（石油开采是整个价值链利润最高的），而且可以增加对原油价格上涨的抵抗力。

    天然气将在未来的能源格局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大家都准备承诺降低CO2排放的情况下，液化天然气（LNG）将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过渡能源的角色，巧的是澳大利亚很可能会超过卡塔尔成为第一大产气国。

    ``````交易是建立在服从一定体系的游戏规则之下的，而我把我们在海外投资需要服从游戏规则归结在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的游戏规则。这样的规则是以美国为首的的西方国家制定的，尽管他们的行为经常表现的凌驾于游戏规则之上。但是，我们的行为最终是要在他们的行为与规则之中用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取我们的最大利益，这个是我说的交易的本质。

    交易尽管会因为各种复杂原因造成了交易前提条件的改变。但是作为交易的一个必要原则是，交易只在你自己双手可以控制的地方。

    话说到这里我要开始我的正题了，其实这里我主要说的是中铝的事情。汉马在中铝的事情会稍微展开自己的分析。

中国美国的合作这个过程没有多少浪漫可言，具体时间的开始可以从朱将军的放话开始，从美国在伊拉克的挫折开始。（这里牵涉阴谋论的话题过多，不具体展开了不好意思）实际点说，不管G2说的如何天花乱坠，我相信的事实是：美国今天和中国的合作既有利益驱使的必然因素，更有我们通过各种坚决手段迫使美国人不能不面对现实与我们谈交易的因果存在。我们什么时候不能有效约束美国，美国人绝对不会安分的坐在谈判桌前。

美国今天是世界的霸主，并且美国即使正在不可避免的衰落，我们在今天也没有足够的实力震撼美国的霸权。我们和美国的交易从实际角度说是美国慷他人之慨的产物。并且，我们在美国获得利益交换里我认为收益最大部分，也是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空间里我们的在遵守国际现行游戏规则的条件下行动不受限制。

但是作为这样的条件的附加条件，我们在一定的时间里在一定的空间里不进入。这里我要补充的是，美国在今天愿意和中国展开众多利益交换的一个前提是：我们对签了字的东西，是遵守承诺的。不然，美国大可以在冷战结束后寻找俄罗斯作为美国的合作伙伴。事实上，俄罗斯在客观条件上与美国合作条件比我们好，基础也比我们扎实，但是毛子的信誉实在是“无可挑剔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合作与美国与中国合作不同，美国与中国的合作是建立在美国与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发达国家重大利益冲突之上的）

本次经济危机，给原本相对稳定的中美交易带来了很大变数。对中铝问题的分析。这个问题必须一分为二的看，这个一分为二就是区别国家利益与利益团体的利益。我们入主力拓的路线，最早可以总结为：输送利益给黑石=》通过黑石输入利益进入巴克莱银行=》通过输送利益从巴克莱银行私人股东手里获得力拓股份。

这里你可以明显看出，我始终在讲的是我们通过利益输送象假如富翁俱乐部那样逐步获得我们自己升想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和美国交易相互约束的一部分：一定种类上在一定区域的大宗商品定价权。实际点说，当年美国怎么把大总铁矿石和铜矿石定价交易权在上世纪70年代的做的事情如今我们正在重演。不过，尽管我怀疑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获得在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海外定价权。（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尽管是巴西国有企业，但是其对销售去海外的矿石特别是铁矿石的定价权利并不掌握在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手里。

具体原因与有关的故事以前写过，这里不展开了）实际点说，我们是在试图象当年日本从美国手里接过铁矿石交易定价权那样从日本人手里获得我们所需。不过，日本人非常现实我们不让他们感到有现实利益的需要他们是不会把到手的权益放手给我们的。而我们最初进入力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要阻止必和必拓公司对力拓的恶意并购。而这里，我想说的是，我们实际在澳大利亚获得的交易第一是铀矿第二才是五矿100%并购买的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尽管我相信我们最终会获得我们在力拓应得的权，但是交易一口气吃的太多，不出问题才是咄咄怪事。这个一口气吃的太多，问题出在中铝本身。曾经在上周就这个问题打听出了一点事情。所以我才在给一个河友的回复里说了他们的并购团队的问题。

不过我略微说一下中铝的起家。我这里说的中铝的起家，就要提到国家利益之外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这里我要说的利益集团就是中铝在崛起中不断通过资本运营手段不断通过并购做大做强的过程里受益的相关团体。这样的团体在内牵涉到了复杂的政商关系，而在外从某种习惯思维上注定中铝从一开始插足力拓就是落子在海外政商关系之上的。中铝能够以非常短的速度进入力拓和这样的行为模式是分不开的。而这样的模式的弊病在于他注重的是短期效益，而且会忽视被并购企业的多数股东利益。并且，在成就中铝成长的资本运营构成中，中铝管理层对这样的成长模式表现出一种成瘾性。

简单点说，当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出于中铝及关联利益的考虑，中铝实际在危机里把对力拓的195亿美圆项目当做一次圈钱的最好机会。而这个，恰好就在我前面说的作为这样的条件的附加条件，我们在一定的时间里在一定的空间里不进入之内。简单的说，金融危机让原本给我们的进入限制发生了松动。这样的松动，让中铝起了一票做一单大的念头。而这个念头，在中铝在去年下半年几乎陷入了资金链断裂的窘迫中。如果要我要总结这个事情，我只能说特定的公司在特定的时间进行了一次冒险，试图提早获得我们想获得的利益。而这样的冒险，在这个事情上不仅表现的急功近利，并且在最后阶段遇到了我们当年所阻止意图并购力拓的必和必拓公司的反击。中铝在冒险中似乎忘记了，必和必拓公司同样是力拓公司的大股东。所以我才说中铝把手伸的太长了。

最后我说说我知道的一些汉马的事情，我的了解很简单，我们看中的是他们的管理层特别是销售团队。而至于我们能不能顺利获得我们想要的，以及我们将为此支付什么代价还有这里中间会有什么样的变数。就需要我们在以后的时间里观察与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