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聪明和愚蠢，差别仅仅在于有没有记性。
风和景明，国泰民安。冰雪灾难离我们已经很远很远了，我们还记得什么呢？一个没有记性、没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总会很难堪地摔倒在同一个门槛上。
美国大片《明天》、《后天》，日本大片《广岛沉没》……他们的观众仅仅是在看戏吗？
世贸大厦双子星楼倒下，我们看到了那个民族应对灾难的从容不迫。
每年的那一天，他们枯燥的念着死难者的名字，我们听到的是平等生命价值的挽歌。
总是在欢呼胜利，那是因为失败太多吧。
轮回是可以避免的。避免轮回的唯一的选择很简单：仅在于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
在超越中反思与追问
4月3日上午，美丽的东湖畔。
清冷的清明时节，窗外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雨中的东湖朦胧秀美，欲语还羞，雨点洒在窗前的紫荆花上，偶尔打落几片花瓣飘进“教室”里。
课堂显得特别的安静。窗外的美景被认真听讲的“学生”忽略了。窗外的雨声、老师的讲课声、“学生”做笔记时笔尖摩挲纸张发出的声音汇成了交响乐。
“学生”中有早已成名的作家，有撰写报告文学的高手，也有初出茅庐的后生。他们是吴东峰、张梅、袁建华、罗铭恩、蔡宗周、丁炜、苏虎、蔡玉冰、刘迪生、王湘、张杰伟、吴宇红等。
《超越新闻》报告文学写作班子的大本营湖滨宾馆来了两位资深新闻人——《岭南新闻探索》的常务副主编陈朝旋和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郑宇丹。她们是专程来给写作班子讲“新闻”的。
新闻是什么呢？怎样的客观事实才能进入新闻的价值体系？
在这次抗冰雪灾害中，广州地区媒体超越了新闻，到底超越在哪里？是新闻认知的超越？是对新闻实践描述的超越？还是在新闻写作上的超越？
两位资深的新闻人从理论到实践给出了答案。她们从今年春运、雪灾的新闻价值一直谈到春运报道的反思。
事发时新闻媒体应该冲到第一线，客观报道真实的情况，事后应紧跟“思想大解放”的新形势的步伐，在超越新闻中严肃而冷静地反思，总结经验，裨益未来。
广州电视台专题部记者陈丽贞说：“当灾情发生的时候，记者如果没有在现场，没有把灾情报道出去，是失职！将灾情和抗灾典型报道出去，是记者的天职！”
媒体良心和责任感、使命感，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素质是这次抗灾救灾过程中的一个亮点。在这次雪灾中，全国人民不分南北，戮力同心，共同面对灾难，媒体功不可没。
然而仅有这样的报道是不够的。民众需要什么？民众需要更有深度、更具理性的报道。他们不仅想知道怎么样，同时也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
新闻胜在“新”，胜在“快”，更胜在“深”。面对天灾人祸，抗灾同时积极反思，不仅是灾害报道的应有之义，也是媒体良心的充分体现。媒体的良心引导着社会价值取向,媒体的良心也是社会风气的指向。媒体，要时时审视自己的良心。广州地区新闻媒体是有良心的，他们没有满足于“危难时刻显身手”，没有停留在抗灾救灾新闻报道和灾情信息的传达上，而是颇有远见地透过这场雪灾，从社会层面和制度层面等角度，反思导致灾害后果扩大的原因，反思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1月30日，《南方都市报》社论提出《学学国外怎样应对雪灾》：“放眼国外，发达国家发生雪灾天气亦很常见，我们不妨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其一，建立完善的雪灾预报系统。同时，政府向市民公布了御寒指南。其二，建立完备的应对灾害体系。在一些发达国家，早在小学就开设专门的课程教育孩子如何应对大雪、暴雨等各种自然灾害。其三，建立必要的惩戒体系。为防“雪后大堵车”，德国法律规定，如果大雪后车主敢把车辆停靠在主要街道两旁阻碍交通的，就将面临数百欧元罚款，同时还得自掏腰包支付拖车费用。我们应该多向先进国家学习，要建立必需的制度保障，要完善机制架构，要真正怀有危机意识，方能未雨绸缪、谋定后动，把灾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1月31日，《南方周末》秋风认为《雪灾暴露公共治理软肋》：“由于现有治理制度的局限，政府的公共服务、救助机制很难灵活地启动，社会的自我救助体系又过于幼稚软弱。雪灾过后，政府及整个社会恐怕应当进一步反思，如何变革政府架构，使政府能够及时对灾害作出充分反应；政府如何为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发育创造宽松制度环境，社会又如何聚集这种社会资源。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下次自然灾害或重大人为灾难降临时，恐怕还会有太多民众不得不遭受本可避免的痛苦。”
2月17日，《信息时报》记者夏令、黎詠芝、吴瑕、黄艳在《春运启示：要完善消息发布渠道》一文指出：“我们的政府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反应还是有点慢，信息发布还是不够及时。”对春运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作了一个客观的总结。
2月21日，《南方都市报》又花了四个版的篇幅做了《拯救南岭》的专题报道。这个报道专题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眼前的灾害如何救助、如何渡过，还发人深省地指出，我们在谈开发、发展这类话题时，往往假定自然和社会环境是稳定不变，或者既有的应对制度是可以应对客观变化的。这样的乐观是不是过头了？
同日，《南方周末》专题《2008 雪问中国》追问：“一些地方电网为何看上去显得如此脆弱？气象预警如何更及时和更具指导性？政府应急机制如何更快启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在紧急状态下如何更好的联动与沟通？年年春运大潮背后体现的城乡二元体制如何从根本上打破？民间组织如何更好地参与到灾害拯救中来……”
“天灾难料，人事可期。惟有不断的总结与追问，这场大灾难中所有人的那些超常付出，才不会显得白费。”
值得一提的是，《南风窗》集中力量以特稿的形式进行深入反思，着重灾后重建工作的开展，希图总结经验，寻找农业、林业以及电力事业等领域在灾难面前“脆弱”的原因，避免在重建的过程中种下隐患，提高社会肌体的抗击打性。在思考解决之道的时候，我们必须瞻前顾后，充分考虑可供选择的解决之道的副作用和成本，并考虑应对办法。
“面对这次雪灾中暴露出来的混乱，我们应该庆幸揭露出问题的不是军事敌人，而是自然界。我们必须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做出安排，避免一旦发生战争时重演类似的混乱。”
《南风窗》在《雪灾四问》一文中提出“这次雪灾给我们造成的经济损失仅仅是已有财富的损失，并不是财富生产能力的损失，所以雪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是短期的，但雪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则能够引起我们长久而深入的反思。”
在一切的灾难中，最需要关注的，首先是人的命运。
新闻报道富有人情味，关注灾难中人的命运，宣扬灾难中体现出来的人性美，是增强报道亲和力与感染力的重要途径，也体现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在这次抗雪灾报道中，广州地区新闻媒体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这一点。
1月31日，《广州日报》推出10个版的《抗冰救灾》专题报道，将报道的视角从大场景推到每一个个体和具体的人，分“爱心故事”、“警察故事”、“车厢故事”、“京珠北故事”、“英雄故事”等，讲述在广州火车站、在冰封的京珠北高速路上发生的一幕幕动人场景：天寒地冻中，政府部门全力支援救助被困旅客、旅客热情互助、警务人员竭力进行疏导、记者忘我投入采访等等。
这些感人的细节，这些闪烁着人性光辉的感人故事，都深深地打动着读者的心。将人文关怀融入灾难性报道体现了广州地区新闻媒体的“以人为本”的新闻理念。
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又是广州地区新闻媒体本次冰雪灾报道做得比较出色的地方。大量的报道浓墨重彩讴歌了全省、全市上下抗灾救灾总动员，万众一心度难关的扶助精神，突出褒扬“情义广州”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
媒体重政治，更重民生，媒体不是事件的简单记录者，媒体同时是引导者，引导更多的人去关注灾难中人的命运。这样的报道是成功的，拉近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增强了报道的亲和力。
“媒体狂欢”后的缺失与遗憾
有消息说，1月10日第一次雨雪天气出现以前，中国气象局预测减灾司就向国务院上报了有关情况；雨雪天气出现后，国务院根据气象局的预报发布了紧急通知。第二次雨雪天气出现时，气象局又与交通部联合发布了紧急通知。
遗憾的是，这两次紧急通知，极少媒体把它作为预警讯号报道出来，让民众产生应有的防灾警觉。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外，直至1月26日，《南方都市报》才有一篇《千人滞留白云机场因全国大范围雨雪广州出发的南航航班共有15班延误》的报道。
及时做好预警报道；重点做好救灾抗灾报道；适时做好反思报道。如果说这是新闻媒体对自然灾害报道的三个基本要求，那么，回顾广州地区媒体在本次雪灾中的报道实践，我们不难发现其作为和不作为的地方。
广州电视台副台长涂布指出：“重大突发事件发生之前，信息的传递是最重要的。有时，一条信息顶得一万个警察。信息有些时候是不统一的，铁路部门有铁路部门的一套、各部门有各部门的一套，当地政府有政府的一套，给媒体操作带了难度”。
在灾害发生以后，电线铁塔倒塌一处两处以后，就应该发出警报；再如郴州停电，停电一个星期以后，才被媒体关注，主流媒体才介入，才报道。而预警报道滞后必然会导致灾情的扩大及为抗灾救灾带来更大的困难。
徐迅雷则发表了不同看法：“迅速的反思、即刻的批评、马上的总结，本身就是抗灾的内涵之一；检讨、反省、问责，是对抗灾松弛、救灾不力的重要督促手段。”
当然，有些媒体意识到同步反思的重要性，并且发表一些言论，但大多数媒体都在消极等待，似乎要等雪灾过后才来反思，鲜有及时的反思报道。倒是网络论坛、个人博客等新媒体，在冰雪灾害过程中发表了不少很有现实针对性的反思性评论。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天策、何裕华在《媒体应当如何面对自然灾害——以南方雪灾报道为例》一文中指出：‘如果传统媒体思想更加解放一些，选择性地报道网络媒体这一公共平台表达出来的民众意见，必能提高灾害反思报道的公共参与性和整体影响力。”
从总体上看，这次新闻报道的“宣传性”仍大于“新闻性”，人们看到的是过多的宣传，宣传那些灾情中雪中送炭的英雄事迹，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却看不到应有的及时的反思。这种新闻管理思路上的落后带有一定的“习惯性思维”，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相当的混乱，暴露出媒体在报道中的深层次问题，仍未能彻底摆脱新闻管理上的陈规，在揭示事件实质，反思问题原因上未能实现突破。
灾难性事件发生后，“灾难性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这是三个可供报道的侧面。如何选择报道的主体，集中体现了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媒体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和职能、媒体与政府、政党的关系。
《羊城晚报》记者阙道华在《2008雪灾报道的缺失与遗憾》一文中指出：“美国几年前飓风引起的新奥尔良水灾和中国今年的雪灾媒体报道，主体截然不同。美国的所有电视镜头都对准受灾的实际情况，倒塌和水淹的房屋，无家可归的人。好像天塌了，披天盖地地披露问题和困难，惟恐没人关注。而中国的电视镜头全部天天报道军队、警察、政府官员在解决问题，在慰问群众，群众众口一声在说谢谢”。
媒体在报道雪灾时，选择了雪灾引发的社会、政府行为作为报道的主体，主要反映抗灾救灾行为，执政党领导行为和政府行为。而雪灾的受害者和雪灾本身在报道中被淡化、弱化，集中反映在媒体新闻报道的“宣传性”大于“报道性”。媒体传达政府的声音固然重要，但是关注灾难中的个人及其命运，关注社会民众在灾难中的生存状态也应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一味歌功颂德的报道并不能为消除社会丑恶现象与势力助益多少。相反，掩盖与遮捂，只会让问题愈加恶化。
媒体的灾难报道，在报道主体的确立上更应以受害者为本，而且这个报道的主体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并不是以群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个体的方式而存在，以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个体的生存状态来反映灾难性事件本身。这种方式体现了以个别来反映、体现一般，由个别、具体到一般、抽象的思维方式，更能有效和深刻地反映灾难本身。
这样操作，一方面既能增加新闻报道的亲民性，增强新闻报道的效果；另一方面还能使广大民众在接触媒介、了解事件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灾难性事件本身的认知进一步深化。引发民众思考，诸如生命在自然界中的存在状态，自然与人的关系，个体生命的意义，社会冲突的根源等问题。有助于民众在接触媒介关于雪灾信息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育生命伦理观、环保意识以及保护弱势群体等诸多基本社会价值观念。所以，我们的媒体在雪灾中选择的报道角度和主体是有失偏颇的。
广州电视台涂布副台长还意识到：信息的到达率也是个问题。天气、交通、政府措施等信息应该传达给谁，怎么传达给有关的人。虽然电视、报纸、电台天天铺天盖地发布很多信息，但往往收听、收看的人不是需要的人。而需要信息的民工等没有接收终端，所以才会出现问题。火车站的大屏幕无法发挥作用，没有发布对列车的晚点、前方天气情况、政府的措施等相关信息。
在这场灾难面前,手机可能是最好的接收终端，只要通讯没有中断，手机媒体可以把信息直接传递到终端。但这次手机短信在这次抗灾中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有自己的手机报，但为何在这次抗灾中手机报没有大面积的应用，比如以免费短信的方式将最新的春运情况发送到每个用户的手机上，以阻止人流涌向火车站，或者劝说他们留下来过年。这是值得媒体反思的一个问题，说明媒体的着眼点还是在传统的承载工具上，在突然降临的灾难面前，没有打开思路。
资深传媒研究人士陈朝旋认为：
“手机短信的新闻并没有成为很有效的报道方式。有一位记者为了发1000多字的文字稿，在电脑等方式发送不出的情况下，拆开分成20多条短信来发稿。如果他换一种方式，可以不用写1000多字的稿件，把所看到的用简短的，手机短信可容纳的文字来一条条地发，成为在第一时间的现场播报，具有滚动播报的作用。可惜并没有记者这么做。”
突发事件对媒体和记者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如何提高媒体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也是广州媒体必须反思的。
一个永恒的问题：媒体如何面对“灾难新闻”
《纽约时报》为什么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报纸？这和它的责任感、使命感是密不可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实行新闻管制，战争期间不能扩版。《纽约时报》压缩了广告版面，派出大量记者赶往前线，真相永远在第一现场，在整个报道中他们的经济损失很大，但却赢来了公信力。《纽约时报》曾报道五角大楼美国越战的一些文件，五角大楼认为是机密的，但《纽约时报》认为这是该向公众发布的，公众享有知情权。在顶着压力报道了这一事件后，五角大楼利用政府的权威进行压制，迫使报纸停办，《纽约时报》向最高法院提出诉讼。最后判决胜诉，这个事件也掀开美国好斗时代的开始。一个负责任的媒体之所以能成为“百年巨人”，是有深刻原因的。
面对灾难性事件，新闻媒体应当坚持及时、准确、客观的新闻报道原则，保持媒体独立的使命感。
本次的冰雪灾害报道中，广州地区的新闻媒体在在预警报道方面显然有做得不足的地方。由于雪灾预警报道的不足，形成了信息滞后，而信息的滞后，又造成了广州火车站大面积的人群聚集情况的发生，使灾情越演变越大。这样既不利于我们的抗灾救灾工作，也不利于媒体有效的舆论引导，更不利于媒体公信力的树立。
时效是新闻的生命。灾难性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谁在第一时间报道，谁就抢到了新闻，谁就能抢得读者。近年来，新闻界提出了“零时差”概念，强调时差越小，新闻价值越大。快，是媒体与记者公众意识的体现，是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媒体进行及时地信息传播，让公众清楚地了解自然灾害的发生时间、危害程度等，即使解决突发事件在短期内有一定的难度，也会得到群众的理解、信任与支持，使整个社会形成合力，共渡难关。
灾难性事件会给人们在心理上带来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这种事件的本身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无疑都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很容易激起受众的新闻欲望。灾难新闻应是对灾难性事件的全方位的报道，它包括灾难形成原因的分析、抗灾救灾、责任追究、经验教训等。对于灾难性事件本身、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灾难性事件引发的政府或社会行为，受众均具有知晓的权利，新闻媒体应满足大众这种知情权。
对于新闻媒体来说，采集并提供充足、连续的信息，让受众正确认识其所处环境，这本身即是对舆论的重要引导方式之一种。
在这场抗击冰雪的春运保卫战中，广州火车站上聚集的人群牵动着全国上下亿万人民的心。在那11个日日夜夜里，上至领导下到百姓，所有人都守望相助，对外来务工的兄弟姐妹们发出热切的呼唤：“留下来过年吧，广东也是你的家！”、“平安才是对家人最深切的爱！”大爱无疆，广东没有异乡人，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人们在奔忙、互助、安慰，爱的暖流涌动着羊城……天灾不仅检验出了党和政府的处事不惊、大智大勇,也检验出了民众的淳朴、善良。温家宝总理在抗灾救灾工作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常听到群众自发地说出对政府的感谢，但我认为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人民”。
这句话是温总理大境界、大智慧的体现，其意义是深远的。有了问题，是人民不好，有了好事，就感谢政府，核心就是官本位意识。构建和谐社会，人本是核心和灵魂，这在本质上不同于官本和民本。
如果说灾难新闻报道在满足受众知情权、实现舆论监督权的时候是把灾难性事件作为客体来看待的话，那么，在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还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灾难性事件的主体即灾难的亲历者或受害者亲属的问题。这里实际上就是指在灾难新闻报道中如何树立“以人为本”思想，体现人文主义关怀精神的问题。
人文主义关怀被誉为人类苦难的“温柔抚摸者”。因此，灾难新闻除及时地报道灾难，理智地、科学地分析灾难之外，新闻记者还应力求把受众的内心体验放在心上，让受众看到生命在灾难中的真实情状，以浓墨重彩彰显生命在灾难中的尊严与价值。把人文主义关怀精神渗透在各种突发性灾难事件的报道之中，关注灾难中生命个体尤其是困难群众的生存状态。把报道聚焦在灾难中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上，从而充分地起到呼唤同情、促进救灾、警示社会、推动预防的作用。
“在灾难面前，记者不仅需要遵守职业道德，恪守报道职责；也需要履行社会责任，恪守做人的职责。因此，我以为，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大于职业责任，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而且必须毫不犹豫地担负起社会责任。”
记者在报道重大人身伤亡事故时，更应该进一步去发掘灾难事件中所蕴含着的更新鲜、更美好的主题。人文主义关怀精神则要求记者，勇敢地直面人生，以透彻的目光注视人类的生生死死，对处于极度状态下的人类给以人文主义关怀，让健在的人们体会到人的崇高与尊严，唤醒人类的良知与道德。
媒体在报道灾难的同时，把目光放得更远，从灾难事件本身跳出来，在更广的范围和视野内，运用可能收集和可以利用到的资讯，运用信息组合的手段，在社会和制度的大背景下对灾难进行审视和分折。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谈及超越新闻，保持媒体独立的使命感的命题。
新闻工作者要实现在新闻认知方面的超越，从新闻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探寻灾难背后的社会根源和制度根源。媒体肩负的不仅仅是反映新闻信息这样一个简单的使命，它更重要的使命是帮助社会朝良好健康方向发展。
要实现超越新闻，这与媒体的责任感、使命感密不可分。媒体在进行灾难报道时要跳出灾难，在灾难之外站在更高的角度，以强烈的责任感，对灾难进行全方位立体的审视。如果仅就灾难本身进行报道，而不将其放在更大的背景下，其感染力、震撼力、影响力都将大打折扣，也是对媒体职责使命的的漠视，更是对广大受众的不负责。
现代社会，连战争都可以直播，更何况一场雪灾？不让灾难变成政治秀场以及媒体自身的狂欢，需要媒体工作者在报道中保持冷静的态度，秉承人道的关怀，坚守人性的底线和法律的底线，交出一份有责任感的答卷。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强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发源地，也是新观念新思想的发祥地。“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更应该树立世界眼光。”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强调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放眼全球，以世界眼光来谋划发展新路子。2008年3月21日，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晓玲来到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联系点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开展调研活动。她要求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树立攻坚意识、精品意识、大局意识，发挥优势，加大力度，不断把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引向深入，为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提供强大舆论支持。
《南风窗》总编辑朱学东撰文说：“在历史和现实的宏大叙事面前，一个媒体，它所能记录和反映的历史细节与价值观念或许微不足道。然而，谁也不能否认，正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努力，汇成了社会历史进步的洪流”。
广州媒体报道的孙志刚事件，对公共政策的修改和制定，都有重要的价值。在这一事件中，民意、专家、媒体均是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对于推进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广州媒体报道的许霆案也成为一个影响重大的公共事件。已由一个普通刑事个案上升成为引发各方关注的公共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许霆在接受法院司法审判的同时，法院也在接受公共空间媒体舆论的实时“审判”。
广州媒体坚持严肃的新闻理念，敏锐而深刻的新闻价值探索与判断，在华南虎事件中率先报道了真相，一场闹剧就此结束。
广州媒体为正面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尽了一分绵力，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中国的新闻史将会留下它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社会既有风波变化和转型，也有多元诱惑与陷阱，一个社会，如果主流失语，一定是低俗商业文化与庸俗艳媚文化的泛滥。广州媒体从来是打主动仗、进攻仗，可是现在，媒体接到的大多是“不许”、“不准”、“不得”的指令，有些禁令，我们理解，如四中全会、中日关系、台海问题等等，但现在的禁令已经连某企业问题，某腐败案，某交通事故等等都纳入“不准”“不许”的禁令中。当前，知识精英的独力思考的领地被权力垄断，从而使媒体在许多关键时刻缺位。
《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指出：回顾3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史，从“解放思想，观念更新”到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为经济建设推波助澜，中国的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功不可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奇迹般的经济增量，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而解决温饱之后，必然出现全社会的文化回归现象，同时“文化”，指的己经不是过去那种“士大夫”的“贫血文化”，而是社会生产力之一种。越来越感到“喉舌”的紧缩和市场的“冰冷”。现在，不少社会关注的新闻，互联网上的“帖子”都已经贴烂了，香港媒体、境外媒体抢先报道了，我们的主流媒体普遍滞后，甚至缺位，“大道不通小道通”，主流媒体如何体现舆论主导作用？
身处大都市的广州媒体，如何突破和创新新闻管理调度机制、完善灾难报道标准化应急预案、培养记者无畏精神、提高新闻工作者职业素质、完善媒体技术条件，如何解除束缚，解放思想，克服自身缺陷，在关注社会民生方面，更快捷、更周密、更准确地发挥作用呢？
先说一个小故事吧。
这是近百年前的往事了。袁世凯在“筹安会”“六君子”的怂恿下，居然做起了“皇帝”梦。这位颠覆清朝的一代奸雄，以“总统”被三呼“万岁”，本来就与时势相忤，为同盟会元老所笑诟，却一本正经的在“祭孔大典”中粉墨登场，“改元”“洪宪”。他心里还是有些发怵啊。《亚细亚报》是他自己的喉舌，新开业的《益世报》为利益所使，为他当“皇帝”腆颜吹拍；于右任先生的《神州日报》因先生的离去而堕落成了袁世凯的帮凶，长袖善舞，在那“国情论”的晃子下不遗余力地为“洪宪”摇旗呐喊。但袁世凯最关注的是《顺天时报》。
该报的后台老板是日本人，以抨击时政言论锋利为京华一般市民所倾重，常和老袁作对。这些天怪了，满版都是为袁歌功颂德、劝袁“登基”的谀词，令老袁读来如饮甘醇。真个是“天与人归”啊！
若干天后，袁世凯的丫鬟在大街上为袁的三女儿袁静雪买回一包用《顺天时报》包着的花生米。袁静雪发现这一份《顺天时报》与家里常看的完全不同，竟然满纸都是对父亲称帝的旦旦讨伐。原来，袁家上下天天自个欢欣鼓舞的《顺天时报》，是袁的长子袁克定以30万银元置下印刷机后，按市面上的《顺天时报》版式，依样画葫芦泡制的自家“新闻”。
有史家说，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唯一的一份“只给一个人看的报纸”，可谓世界之最。但袁雪静在她的回忆文章里说，应该是“给一家人看的报纸”，因为除了袁世凯，袁氏一家人都只看这张“特别亲切”“特别友善”的报纸。
袁世凯“关起门来做皇帝”，必然关起门来办报纸。
当19世纪30年代《纽约太阳报》出现“便士报”（一便士可以买一份报纸）、新闻走向平民生活、“News Groups”(报业集团)大量涌现的时候，我们才刚刚从“天下中心”的大梦中醒来。不管是《民报》还是《新青年》、《向导》，闪烁史册的媒体，就像马克思、恩格斯的《新莱茵报》一样，从来是革命者的火炬。孙中山先生的衣钵传人蒋介石据说很忠于先生，可其统治集团负责组织宣传的核心人物二陈（立夫、果夫），竭力鼓吹“三个一个”（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对舆论的垄断自不待言，不管蒋介石何其“三民主义”，大众传媒也就只能“准谈月派”了。
《申报》是那个时代的奇迹，鲁迅、茅盾、巴金等文化名人在这里目空一切的“自由谈”，指点河山，锋芒毕露。史量才和他的红颜知己买下这份英国人的报纸，扬言“力求真实，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并不分党派、地域或特殊利益。”完全无视“国情”，以为可以办成中国的《纽约时报》。很不幸，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敢跟绝对权力叫板的报业大亨，触怒当权，横死街头……
拷问历史吗？最崇尚民主和自由的美国，据说总统尼克松也受不了记者对“水门事件”的穷追猛打，放出话来要吊销《华盛顿邮报》收益不菲的电视执照。著名的电视节目《60分钟》记者查尔斯·刘易斯写过150起事件调查，被播出的也只有仅仅3宗。“百年巨人”《纽约时报》，不也曾被政府打压停办，为在对伊战争中报道失实而致歉天下吗？
我们的传媒似乎也未能幸免，那千人一面、万马齐喑的尴尬岁月，成为人类新闻史的天空巨大的黑洞。
总算幸运，因为改革开放，因为生产力的提升，因为高纬度的南方地台悄然隆起，在这个面向世界的窗口，从“山西黑煤窑”到“华南虎假照”、“许霆案”……每一个洗礼普罗大众、心灵颤抖的重大新闻事件，都会看到广州传媒人的靓丽身影。
这是灾难之后摆在广州媒体人面前的最重要的一个命题。
灾难过去，南国羊城，木棉花开。木棉树用心中蕴蓄着的力量、热情、感恩，化作明媚灿烂的花朵，迎接美丽的春天。花城广州，已成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勇于拼搏的代名词。敢为天下先的广州精神，成为推动时代进步的时代精神。
恩格斯指出：决定历史前进方向的从来不是单一的力量，而是多种力量所形成的历史合力。
时代呼唤有思想、有责任感的媒体精英。
在奔腾的时代巨潮下，广州传媒理应成为纷繁复杂的历史诸力中之大端，汇聚主流精英和人民大众的声音，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提供有建设性的思考。
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