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07 年9-10
拨开强权政治的迷雾(类似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和其他粗暴的单边行径)，撇开国家间利益争夺、较量的复杂过程
其一，近代史上西方列强动辄诉诸战争或战争威胁以实现自身利益的野蛮方式，已越来越不是“通用法则”，相反，在主流舆论、公众和国际社会，在比较文明和进步的区域及国家，对武力及其他强制手段的使用变得更加审慎，有更多的考量，其根据不光是当事国本身的诉求与利害关系，更要兼顾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支持，力争某种普遍认可的合法性。
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尚武风习曾经弥漫一些区域[1]，战争是一种相当普遍使用的交往手段[2]，国家之间可能因为很小的一个理由而开战，发动战争者受到谴责甚至惩罚的可能远远小于获得利益或威望的机会，国家间的暴力冲突容易而经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起点，也给外交施展以更大的空间。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人类以极其惨痛的教训，也带来了人们前所未有的思考与反省。以外交手段为中心的各种和平解决方式，通过协商对话解决有分歧的问题，逐渐获得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赞成与支持。军事等暴力方式由于其特有的残酷性，而被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解决办法，是一种没有其他替代方案的较为糟糕的选择。“尚武”的习气如果说在某些集团、某些部族、某些学派、某些个人那里仍然受到推崇的话，在绝大多数文明进步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早已不再是优先追求的目标。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改善，人们不难见证一个事实，当今世界可以依据进步程度区分成不同的地区板块[3]：越是文明进步的板块(如西欧)，武力的使用就越是受到严格的约束，彼此间几乎很少用战争解决哪怕是以往认为是最重大最不可退让的争端(如英国与西班牙之间、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主权纠纷)；在中等发达程度和文明进步程度的区域(如拉美和亚洲多数国家所在的地区)，由于多方面原因，武力或武力威胁的使用，其可能性高于西欧、北美而低于非洲和中东；最严重的冲突多半发生在非洲最不发达、文明进步相对迟滞不前的那些区带，尤其是缺乏有效政府和公民社会的国家(这里特指开化程度比较低的某些部族国家，或者发生在战略要津且自然资源丰厚、大国有巨大利害关系的所谓“不同文明圈”之间，典型如西亚、中东、海湾地区）。
这里并非意味在当代条件下战争趋于消失或越来越少，更不等于说今天不存在蛮横不讲理的国际暴力，而仅仅是说二战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战争的目标、形态、理由及广义上的合法性等等有了不同于战前的基础。任何国家，哪怕是大国强国，也不可以滥用武力，否则将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国内公众的反对，面临日益增多的各种约束[4]。既有讽刺意味也应验本文命题的一个事实是，即便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这样有动武偏好的欧美强权，也竭力为自己的某些受到广泛争议和谴责的战争政策披上合法性外衣，如“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制止萨达姆专制政府残害本国民众和少数民族的行径”，“制止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反人类反文明的国家野蛮行为”，等等。而且，不仅检视数量时可以发现，这类尚武国家毕竟只占发达国家的少数，更由于它们的违反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的行为而使其从长远来看失大于得。超级大国美国由于伊拉克战争而遭受的“软力量”损失，就是最近的典型事例。像国家内部的进步和个人的成长一样，国际社会也在向着讲道理、拒蛮力、守规则、识大体的方向缓步却坚定地调整[5]。
放宽历史视角，战争方式的受批判和遭唾弃，无疑是人类进步的必然。20 世纪不过是一个曲折行进的阶段，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和扭曲，却艰难而有力地迈开了步伐。其二，主权的理论与实践正在发生深刻、持久的变化，变化的方向是：更加重视人的价值，特别是公民个人的生命、财产的不可剥夺以及作为人的尊严；更加看重国家(政府)作为主权行使者对社会大众的保护责任和改善责任，包括政治权利的保障和经济福利的提升；更加强调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成员意识及义务”，即不仅拥有在尊重本国人权基础上的不受外部非法干涉的权利，同时遵守不以自身言行危及周边稳定和全球秩序的职责，把两者视为相辅相成的同一体(新主权者或新主权观)。
纵观近当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主权始终是一个核心的概念与坐标。它造就了现当代国际体系，形成大小国家在法理上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侵犯的国际法思想、框架和国际交往基础，它也促进了各国对本国利益的追求与捍卫，抑制了法西斯主义、跨国民族主义(运动)、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形形色色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和平主义、乌托邦主义等等在不同方向上的扩张。一定意义上，正是因为有了主权基石，才实现了对欧洲的中世纪体系、东方的朝贡体系等等旧体系的压倒性超越，才有了现在人们所感受的国家和国际关系，才产生了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西方这样的制度性霸权，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兴衰，亚非拉这样的第三世界，以及一些危机四伏、濒临崩溃的国家。
主权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过程，是一个既充满苦涩、又富含希望的范畴。从狭义的进步而言，它带来了受压迫者的争取平等意识和自我解放实践，创造出19 世纪中叶的欧洲多数国家、20 世纪中叶的多数殖民地国家的争取独立权利的运动，推动着国际社会“向心圆”意识与规制的孕育、扩展。广义上观测探索发现，这一范畴的进步表现在：最初的主权者(以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国家为代表)仅仅是君主向神权要求分权，或者说挑战曾经不可撼动的“君权神授”观念与安排，概念简单而狭隘，毫无大众、公民、个人的社会性内涵；近代至当代的过渡中，在较为发达的区域和较为先进的思想者那里，逐渐出现“人民主权”的观念[6]，要求国家更多扮演“代理人”而非“至上者”的角色，要求对外政策的决定更多征求和尊重公众的意愿；近期的发展动向是，更加推崇“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全新塑造，更加注重社会公众(纳税人)不可剥夺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更加尊重和更多保护个人的政治权利，更加强调主权权利与主权责任的统一性、主权行使与人权落实的一致性[7]。在新主权观念和实践里，“人”越来越多地被大写[8]。
这一运动很自然首先是在世界上某些发达的区域(如西欧、北欧)兴起，反映出衣食无忧、各种权利有保障的那些国家的公众利益与要求，但它的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后果绝不仅限于发达地区。对于广大的不发达国家而言，首先，当权者感受到日益增大的国际压力，要求政府权力的行使更加符合国际规范(尤其是尊重经济民生和政治人权方面)和国际法准则，结果之一是某些专制而独裁的政权在内外双向的冲击下解体倒台，同时给美国这样的强权提供了干涉插手的机会；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某些顺应时势、不甘落后的政治领袖和各部门权力精英逐步采取改良措施，以缓解这种压力或提高自身威望或争取更大事业。其次，在国际舆论、媒体和其他交往渠道的推助下，也随着国内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及民生的某些改善，这些相对落后国家的民众(尤其是商务、知识和媒体精英)逐渐了解维护自身权利的必要与可能，开始意识到外交与内政的某种联系，因而对于国家(政府)在对外事务上发布的重大主张和见解，越来越多地提出补充、修正甚或质疑，从而构成新阶段新的政治态势和对外方针的重要社会基础。由此路径出发，主权的架构遂形成一系列(或迅捷或漫长)的调整动态，其方向与前述发达区域的动向是一致的。
同理，在上述进步趋势的大背景下，主权国家不仅被要求在事务上行使保护和改善的义务，也更多被国际社会和舆论要求履行应有的国际责任[9]。以20 世纪90 年代发生的萨达姆政权下的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卢旺达国内种族残杀悲剧两事件为例：无论历史上伊科两国分分合合呈现什么样的状态，也不管后来美国大兵对伊拉克的占领多么遭人痛恨和非议，萨达姆政权对科威特的入侵和吞并，被广泛视为对当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蔑视以及对其他邻国的巨大威胁，是对主权原则的背离和主权政府责任的格格不入；在这种背景下，美英法多国部队随即在联合国旗帜下对伊拉克发动的驱逐性打击，得到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认可与支持。卢旺达国内两大部族(胡图族和图西族)在1994 年由于偶发政治危机诱发的彼此屠杀事态，不仅造成国家内部的混乱失序和严重倒退，同时带来涌向周边国家的难民潮和其他恶性冲击波，损害了所在地区的稳定乃至非洲大陆的形象；基于这种判断，联合国多数成员支持建立了有关卢旺达大屠杀的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悲剧”也成为危害国际安全和判断外部干涉时机的重要参照系之一。反过来讲，不管当事国政府在国内有多么高的选票支持或其他合法性基础，不论国内民生和政治人权如何，一个国家如果制造了国际性危机，或者滥用武力和武力威胁对付其他国家，损害了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利益，也同样会受到普遍谴责，被质疑其动机、目标的合法性，直接间接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声望、影响力和作为主权者的行使过程。伊拉克危机中的美国、拒绝签署六方协议时的朝鲜，均属这类案例。
简而言之，一个国家之主权的弱化与强化，与这个国家对现时代人类进步浪潮的适应或违背，形成了不可否认的正比关系。这是20 世纪得到应验和强化的国际关系趋势之一。其三，伴随全球化的飞速进展，当代国际关系里正在悄然兴起政治世界和经济法则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或者说第三种“声音”、“系统”或“逻辑”)，即所谓的“社会世界”[10]，它与传统的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一道，以不同的形态和思路参与现今的国际事务，影响着国家和非国家的各种行为体在新时期的互动轨迹；尽管尚无法全面抗衡经久强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社会世界是国际关系里一种日益增长的、不可忽略的、有进步内涵的存在。
传统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相对简单，基本上由彼此独立的民族国家和依附于这些主权国家的政府间组织构成。传统国际关系的活动规律及其性质同样容易推导，即通常人们简洁概括的“争夺权力和财富的斗争”。炮艇政策和黑奴贸易是传统国际关系野蛮粗鄙的形态，当今的大国之间“斗而不破”的较量则是这类国际关系理性精致的方式，虽然有许多差别，但它们基本上没有摆脱国家间政治的逻辑。国家、政府、“大人物”和国家利益，是驱动这种国际关系变化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动因。这类属性国际政治的主要特点，是当权者思考和决定一切国际事务，往往“胜者通吃、输者全败”，在这种情形下自然易于产生所谓的“安全困境”；这类属性的国际经济交往，虽然不像政治和安全领域那样敌对紧张、“你死我活”，但也不似国内市场环境那样“竞争导致繁荣”，相反，容易出现“零和博弈”，即一方的赢利经常造成他方的受损。
“社会世界”的兴起探索与发现古墓视频，不仅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中和”作用，缓解了政治世界和经济世界的各种矛盾，更由于它的独特构成和性质，推动了新的国际要素和过程的产生，加强了不同群体的声音，提示了旧格局下很难发现的问题，引发国际共同体对人类解放总的态势的关注。所谓“社会世界”，首先一个含义是指国际行为体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容纳了越来越多参与外交和国际事务的非国家级单元，如有着与联邦或中央外交目标不完全相同的内容的地方各级机构，相互冲突又彼此协作的对外经济各个部门，争取外部援助或邀请的文化事业机构，大力拓展民间外交的“工青妇”等社会团体，依托国际活动及声望的宗教艺术教育科学等领域的精英，主要收益在海外的各种跨国公司，濒临危境、渴望和呼吁国际重视的跨国界族群，处在相对边缘的环保运动(如国外很有名的“反建造大坝运动”)和弱势团体代表，以及数不胜数、目标大相径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可能与政府国家立场一致或相悖，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要求，丰富或修改着原先的议事规程，改变和改造了国际关系的性质。“社会世界”的关键在于，它本质上是有权利意识、有法人地位、有互助意识的公民社会在全球范围的拓展，是对原先国家重心和政府主导格局的某种挑战、质疑或补充；由不同的公民团体和个人组成的“社会世界”，是当代国际关系逐步走向民主化的天然响应者和重要动力之一。“社会世界”的重要价值，不在于是否增加了国家或其他单元的权力和财富，而在于它提供的不同于原先的政治世界和经济世界的新思考方式和景观：对于这个世界的行为者而言，旧式领土边界的至上性正在下降，权力现实主义的追求并非唯一理性的东西，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可以从国家以外的单元目标加以解说，它包含的内容比政治权力和经济利润丰富得多，它对于什么是“政治”和“安全”、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的看法，全然不同于政府旧式教科书的说教。“社会世界”推动着跨国界的理解与整合，创造出传统国家内部的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层化要素，把原先埋藏或压抑在高政治压力锅里面的冲突性成分加以缓解释放，其带来的社会连带效应[11]，是政治界和经济界难以想象的。
可以用禁雷运动和对跨国族群保护运动作为当代国际关系里“社会世界”兴起的事例，看出其积极作用的一面、问题的复杂性及影响力的局限性。众所周知，禁雷运动的倡导并非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而是出自民间一些自发的声音和活动(著名活动家如英国前王妃戴安娜和美国妇女威廉姆斯，后者领导的“禁止地雷全球运动”荣获1997 年诺贝尔奖[12])，可它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取得国际上的巨大成功(国际社会多数成员认可这一倡议，哪怕是暂时未签署这一倡议的国家也采取了“部分认同其人道主义目标”的策略)。这是一个新的、多数国家认可的国际规范，对于这个星球上的多数人而言其意义非凡，但对于美国、俄罗斯以及韩国、朝鲜这样对地雷作为一种武器有着重大战略需求的国家却比较尴尬。政治世界的安全利益或战略需求与社会世界的禁雷呼吁之间，产生了至少目前阶段难以调和的矛盾。类似情况发生在库尔德族的国际保护思想和实践中：作为一个有几千万人口、散落居住在中东西亚若干个国家(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等)、缺乏统一的政府架构和主权国家代表的跨国民族，库尔德民族的政治权利和人权状况多年来一直困扰国际社会，严重制约着相关国家内部的政治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如果没有“社会世界”诸多成员的努力，那些悲惨的故事也许永远不会被外界知晓，库尔德族作为人类大家庭一员不可剥夺的权利可能始终得不到改善；但另一方面，当事国从本国战略大局和主体族群(多数人口)的需要出发，不仅难以完全采纳库尔德族保护运动的所有要求，还经常与其发生尖锐的矛盾与冲突。相似的还有非洲一些跨国界族群、南亚一些跨国界族群的遭遇，动辄涉及数十万、数百万人口的安全与福利。如果细心地推演，你会发现，在有主导体系(政治世界与经济世界)的主导国内部同样存在这类问题。[13]这不是局部的、个别的问题，而是大大小小不同利益和追求之间存在的全球性问题，是“社会世界”提醒世人注意的现有国际秩序及其战略哲学存在的漏洞。
“社会世界”的声音并非没有争议，更不可能被所有国际行为体都接受；确切地讲，它的存在不是对原有安排和思路的绝对否定和取代，而是在比较中揭示出另外的复杂性、选择度和不确定，表达着第三种声音和力量，拷问并且提升着人类在进步新阶段处理难题的智慧与能力[14]。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它的出现视为当代国际关系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标志之一。
其四，20 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关系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各式各样的国际制度、规范、法律和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增加，恰似一张遍及全球各个角落的“大网”，约束各国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引导世界各个区域迈向共同的发展方向，增强多边主义的吸引力和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全球性伦理和价值，促进国家间关系为主体的传统国际政治朝着更有包容性的全球政治方向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的建立，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尽管它不断受到大国操纵企图的干扰，联合国作为多数国家参与和认可的最大的国际组织及国际法制定者，仍然在顽强地按照自身成长的轨迹艰难前进，努力增强其不可忽视和替代的道义优势；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探索发现 优酷，它不再只是一个全球性论坛，更越来越像一个衡量各国政策及行为合法性的标尺，其下属的安理会通过的各种决议，成为国际社会构筑全球稳定、抗拒侵略行为、增强和平努力的最重要依据。超级大国美国反复无常的行为(包括对联合国不时的轻蔑羞辱和背信弃义)，以及一些国家无视联合国警告而采取的危险步骤，并不能改变广泛的共识：在一个不完美、有严重缺失的世界，没有联合国的存在将更加糟糕。同样的话，也可适用于近些年来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气候制度、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裁军体系、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难民署等等组织机构及条约法规，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大网”的不同纲、目、结，共同编织和维系地球上的人类生活[15]。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全球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的强化，还与近几十年全球各地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密不可分。20 世纪中期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后来扩展的欧盟是这一进程的“领头羊”，北美、南美、中东欧、东亚、南亚、中亚、南太平洋乃至非洲等等大大小小的不同板块，在不同的时间段、以不同的方式跟进，主要以投资、贸易和市场化整合为内容，到现在已形成全球各个层次、各种紧密度的区域经济合作体。在广义的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各国和各种经济行为体，都在争取更加可靠的和平发展机遇，努力用贸易、投资及市场的交换和互补追求本国及本地区的更大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多边主义得到青睐，制度规范受到重视，各种经济的工具功能有了更好发挥，比较“粗放”、陈旧的交往方式被更加精致、法理的形态所补充、修正和替代。不仅如此，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的进程，也带来深远的政治、安全和国际关系“外溢”效应：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沟通、交流、协商、合作乃至联合的长期实践中，产生和增强了共同的利益与认同，消弭或减轻了旧时的积怨，培养了安全共同体的意识，学会用战争以外各种新的方式，解决争端、实现共赢；法国德国的历史性和解，以及安全共同体在欧洲的建立，便是受到广泛推崇和援引的事例。
如同英国当代思想家斯兰吉奇指出的那样，在国际制度网络化下的世界，出现了三个有重大含义的趋向：第一，市场规则成为本质和关键的决定要素。“决定后果的权力是由市场在自主地行使着，并且常常是由那些在市场中做买卖和做交易的人们无意识地行使着”。这一进程无形中奠定了国际制度的通用性前提。第二，权威分散化、多样化。比如说，“社会上和经济交易过程中的权威，是由国家之外的机构在合法地运用着，并且已经渐渐被那些受制于它的人们所慷慨地承认”。这一现象开辟了不同的国际制度应用于不同领域不同问题的入口。第三，“政治成为一种大众性的共同活动，不再仅限于政治家及公务员们的活动”。[16]最后这个趋势，提示了当代国际关系范围的扩展和新的性质，揭示了各种国际制度和规范渗透生活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以军事斗争和外交纵横为中心内容的传统国际政治向着以更广阔领域和空间、更复杂多样需求的全球政治过渡的社会经济基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不仅各种国际组织和规章层出不穷、范围日增，更孕育和培养出一种由小到大、由弱渐强的全球伦理和全球认同，世人越来越多提到的“全球村意识”或“全球村道德”，就是其中的突出内容；类似“绿色政治”[17]、“绿色GDP”、“可持续发展”等环境保护理念，也只有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意识下才能得到推广应用，才会从最早的“罗马俱乐部报告”(20 世纪60 年代末发表)发展成现今多数成长中国家和联合国组织体系的优先议事日程。同理，不难想象，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表达的全球性伦理与规范，不止在形态上成为约束形形色色霸权的某种工具，还以它的不断深入人心、内化为广泛的共识，引导着国际关系的进步和人类心智的提升。也因为如此，譬如讲，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所说的“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时候，联合国倡导的“文明对话”思想，比任何单个国家、政治家或学者的类似倡议（如伊朗前总统哈塔米或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特别代表索拉纳的提议），都更加有号召力和效果。
虽然有形式不同的大国操纵意图和行为，实践中亦有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各种国际制度和国际法规产生的积极意义。“组织起来”，这是人类的进步，是当代国际关系取得的一个长足进展。
其五，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传统外交正在朝着新的方向变革与转型，外交决策过程日益民主化，其主要内容和方向是：由单纯的国家政府间的接触（笔者在广义上使用“接触”这个词），变为更广泛参与过程的“大外交”；由相对狭隘的实力政治追求和博弈，变为同时包含“高政治”和“低政治”等多层面目标的较量/沟通过程；尤其重要的是，外交的民主化与多数国家内部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和平与发展的总的特征。
回顾一下近代史上典型的国家外交形态，例如西欧地区，不难发现：传统外交有三个重要的特点，即精英外交、秘密外交和双边外交[18]。在早期的外交实践和理念中，典型的大使通常是君主或国王的特使[19]，传递君王有关王室贵族间联姻或联合对外宣战等旨意[20]。时代虽然在变迁，外交的延续性却像国家的存在一样，显著、重要和长久。时至今日，外交人员仍然被很多老百姓想象为主要在高官密室和外交走廊决定神秘而重大事情的特权集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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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知不觉中，随着国际格局和时代主题的转换，最近一个多世纪里，外交的性质和内涵都在发生深刻的衍变，传统外交披了上了新的外衣，也充实了新的内容。首先是外交范围、领域和空间的拓展：精英外交得到公众外交和民间外交的补充、修正和某些质疑，各国政府在继续使用秘密外交渠道解决特殊和敏感事务的同时受到要求增加透明度的各方面压力，双边外交形态同样面临日益增多的多边外交形式的挑战；面对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规范与制度的作用力上升，不仅弱小国家怀抱期待、趋之若鹜，连大国强国也越来越不敢小觑这些多边机制。其次是外交使命的某些调整与丰富化：与战争与革命年代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体系内虽然局部的战事冲突不断，全球范围的大战却始终受到有效抑制，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实现和平发展的各项指标更占据了各国决策日程更加优先的位置，在这种大背景下面，外交工作也越来越强调经济因素和民生问题；这不等于说外交部门不重视安全和冲突的一面，而是讲权重的改变比较倾向和有利于市场及贸易的一面（譬如说，全球各个角落日益频繁的首脑外交主要是围绕经济的内容展开）。再次是外交过程的多样化、多元化和民主化[21]：不止政府部门的职业外交官面对不断扩大的任务应接不暇，议会外交、地方外交、NGO 外交、各种民间外交（如“体育外交”、“媒体外交”、“学术外交”等……尽管这些词汇在比较保守和严谨的专业分析家那里不太受欢迎）的作用也明显加强，加上互联网和其他传播手段的普及，公众对外交的了解程度、参与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