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要求市级机关公务员每年读书6至12本

10月7日，记者从上海市级机关获悉，即日起《市级机关创建学习型机关评价指标体系》将试行。今后，有关部门将为公务员提供一批学习“菜单”，而机关公务员也将完成每年6-12本书的阅读。

在试行这项指标后，首批试行的市级机关公务员将不再满足于现行的知识面，而是要全方位拓展，进行终身学习。根据指标体系规定，机关要提供一批读书书目，满足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而机关成员每年的阅读量也要达到6-12本书，每周阅读时间为7-10.5小时。据介绍，这个读书指标基本接近发达国家主要城市的水平。“其实，学习氛围在很多机关都可以看到，譬如市政府机管局直属机关党委，举行了图书漂流活动，招募了青年公务员担当管理员，负责图书的募捐，推荐及网上登录等日常管理工作。”市级机关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此外，指标还规定，有关部门需安排必要的经费用于学习型机关创建工作，每人每年用于学习性的支出不少于300元。除了书本学习外，还鼓励机关成员参加网上学习。据介绍，上海海关早在2005年，就开发、应用了归类、审单、法律法规和查验4个初级项目，逐步实现“网络学习、离线训练、在线考核”。至今全关已有22个单位的1000多名关员运用系统进行了训练，800余人通过了考核。

据市级机关的这位负责人透露，今后这项指标有望在全市和区级公务员中推广。

 

 

上海规定公务员读书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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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量化考核难免变质
成年人不是小学生，读与不读，读多少时间，完全属于个人的事情，用“规定”的办法对成年人读书做出种种限制，试问会有多少效果？我们看到的量化标准主要参考发达国家水平，当然，通过行政手段从数字、比例上达到甚至赶超发达国家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这样的读书，会有多少“有益”的成分？量化读书的行为更似是为了追求数字上的悦目。

对于成年人，一旦读书有了这样那样的必读菜单，设立这样那样的禁区，读书成了交差、需要考核的事情，读书难免成为一件不愉快的任务。从这方面来说，要让国民深爱读书，需要的不是表面工夫。

公务员读书指标化背后的竞争缺失

泛指标化是我们公共行政的一大特色，以后上海公务员的读书安排也被指标化了。似乎社会中没有一个群体需要像对待公务员这样，以行政规定强制他们每周读几小时书、每年读几本书、须支出多少学习成本，因为读书学习本应是自觉化、个人体验性、私人化的行为。

比如刚毕业的大学生，根本不必规定他们每周必须读书多少小时，他们会绞尽脑汁通过各种形式积极吸收最新的知识，还有工人、教师、工程师等等都是如此——读书学习所以无须强制，源于职位高度的竞争性迫使他们不得不去读书和学习，不得不通过吸取更多的新知识而获得竞争优势，使自己的饭碗不被别人抢走。

显然，公务员的读书学习之所以需要行政强制规定，在于这个职位严重缺乏竞争性。公务员考试虽然竞争非常激烈，但一旦通过考试获得了公务员职位后就会端上铁饭碗：不犯什么大错，就可以安稳做一辈子；除主动辞职放弃铁饭碗之外，很少会有人因为考核不通过被辞退。职位如此缺乏竞争性，没有被其他人抢走饭碗的压力，读书又是一件需要耗费成本的事情，是一种成本投资，在这种现实之下，有多少公务员会主动把时间投入到读书学习中去？

以读书指标强制公务员读书和学习，这纯粹是盲目和错位的数字化管理。读不读书和学不学习是公务员的私人事务，不可监督也不可考核；但公务员具不具备现代公共管理技艺和服务知识，那是公共事务，也是可以考量的，能将知识转化为这种技艺和能力的读书才是真正有效率的读书。如果真想让公务员积极读书和学习，强化干部选拔和任用上的竞争，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制度就行了。有了竞争和考核压力，有了饭碗被砸之忧，他们自然会像白领和教师们那样去积极充电。

 

该怎样读书

即日起，《上海市级机关创建学习型机关评价指标体系》将试行。机关成员每年的阅读量要达到6-12本书，每周阅读时间为7-10.5小时。（青年报》10月8日）

五年前，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五年过去了，且不论学习型社会如何，连学习型机关都要用硬性指标来约束，读几本读多长时间，矫枉过正，由此便可知读书之风之日下。市级机关如此，区县如何？社会又如何？新闻背后的故事值得琢磨。

五年来，中央决策层共进行了44次集中学习，为建设学习型执政党做出了榜样。地方的学习状况又是怎样的呢？各级党报党刊是哪一级都必有的，大小机关领导班子成员几乎人手一份。有几个人在认真阅读、认真写读书笔记？能在“百忙”之中，浏览一遍重要文章的能有几人？大多随手扔在一边，不是整理办公室或是收破烂的登门，几乎是动也不动，很多崭新的报刊都给做了包装纸。能抽空坐在办公室里，拿张报纸看半天，写笔记应付检查，一般都是小公务员。很多大公务员的学习笔记都是别人代抄的，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学习的，时间都用在了迎来送往、吃喝玩乐上了。上班签到或者点名，小公务员必定是迟到、旷工或请假，大公务员无论干什么都是公务，连上班时间都不能保证，还谈什么学习？开会讲话说得头头是道，有理论有实践，高瞻远瞩，天马行空，其实稿子是秘书们反复修改过的。有几个领导敢于做即兴长篇讲话？

愚以为读书的目的有三种：实用型、功利型和修身型。荀子《劝学》曰：“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即是说，一个人应该多读书多思考，每天自我反省，知识就会越来越渊博，行为就会越来越少差错。这是修身型读书的最好解释。实用型读书则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的典型表现，需要这方面的知识就必然会选择与这方面有关的书籍来阅读，特别是一些新东西必须要靠读书来补充。但是，我总认为古代的一些用人之道之类的书籍特别是曾国藩的的某些书，是绝对不能与党纪党规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放到一起来学习的，关键在于阐述为官之道的角度不同。反思历史警示国人之类的书籍之所以畅销不衰，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国人月的误区。帝王御人术、官场之道等等，好像中国人的基因里注定就有的，只让一些学者津津乐道，写了一本有一本。其实，什么狗屁“城府”，全是一些好事的文人把握住了人们的“偷窥”心理，勾起了人们的兴趣，卖方买方而已。试想那些作者里头有几个是真正做官的？“人间沧桑是正道”。热衷于搞所谓的权术的，没有几个真正成功的。

自从宋朝的某个皇帝教化读书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句话流行开来之后，功利型读书千百年来愈演愈烈。时至今日，考试无疑是走向成功的一层阶梯。哲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只有到了修身型读书的境界才算是渐入佳境。公务员读书不能靠制度的逼迫，完不成读书任务就扣你的奖金，赶鸭子上架，只会惹得他们非议，影响工作情绪。

建立健全公务员读书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可以把它视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一个切入点。

 

有的官员不读书，但很爱“学习”

官员们没时间读书，本就是个伪命题。只能说，在现代官场上，阅读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选项，它远不及跨越千山万水地“学习”来得实惠。在“学习”过程中，上级怎么讲，我就怎么干，这些精神从书本上可是阅读不到的。这也算得上一种“读书无用论”了。

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领导干部所承担的是模范带头作用，因此，人们对官员们的表现总是要求甚高。我们提倡“节约型社会”时，人们率先发现的是，太多的官员铺张浪费；我们建设“学习型社会”时，也很快会得知，不少官员不爱学习。“党政干部阅读习惯调查：应酬多挤占官员读书时间”（《人民日报》6月5日）的新闻表明，在官员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阅读是最不重要的一项活动。

这些调查信息是否意味着我们的领导都不爱学习了呢？当然不能，因为调查同时显示，多数官员都有“较强烈的读书需求”。至于是什么原因影响了阅读，我们的领导都将“应酬多工作忙”作为首选因素。为此，专家还特别呼吁，在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今天，应尽量减少“文山会海”和不必要的应酬，让阅读成为党政干部的良好习惯。

但是我必须指出，专家们的呼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我们都知道，学习的方式有千万种，阅读是最简单的一种。也许正是因为阅读太简单，能力高超的官员才不把读书当成学习的主要途径。学习务必要隆重以对——于是，浩浩荡荡的干部队伍成批成批地开拔到世界各国“考察学习”；国内各旅游景点的学习班，总是活跃着官员们的影子；在各高校的研究生班，爱学习兼爱文凭的领导干部们，同样是不计其数；许多党政机关的“培训大楼”，仿如雨后春笋，越建越高、越建越豪华。

近日中央纪委等七部委通报的党政机关违规修建楼堂馆所典型案例中，就有两起与“培训中心”有关：一处是以山西省粮食系统“培训中心”为名催生的坐落于国家级风景区五老峰上的“云峰阁”宾馆，另一处是靠近昆明滇池风景区的某干部培训中心。两处“培训中心”均集餐饮、住宿、会议、娱乐等功能于一身，是学习的好地方。

官员们能拿出这么充足的时间，这么昂贵的成本来学习，可见并不需要挤占“文山会海”以及应酬的时间，就可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每天读它几页。当然，如果官员们愿意取消部分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应酬以及为芝麻小事而召开的冗长会议，那读书的时间就更充足了。由此可见，官员们没时间读书，本就是个伪命题。只能说，在现代官场上，阅读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选项，它远不及跨越千山万水地“学习”来得实惠。在“学习”过程中，上级怎么讲，我就怎么干，这些精神从书本上可是阅读不到的。这也算得上一种“读书无用论”了。

官员们“没时间”阅读的结果，自然是其文化素质的每况愈下。因此，官员们在发表讲话时，口齿不利索，把秘书讲话稿中的“莅临指导”字念成“位临指导”，已经不再是什么笑话了。这样的官员，带头建设“书香政府”似乎不太现实，建设豪华“培训中心”可能会更拿手些。

有一句国外的名言道：“如果要消灭一个民族，必须先炸毁他们的图书馆”。意思很简单，让一个民族不读书，其杀伤力远比核武器要强大得多。倡导设立“国家读书节”的中国政协委员朱永新也有一句名言：“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

阅读如此重要，为何我们的一些领导只是口头赞赏？这与我们的官员任用制度不无关系。官员上任前的言谈水平，公众基本不清楚，而“一朝为官，终身无虞”则是我国官员“待遇终身制”的具体体现，官员只要不违法乱纪，文化素质再怎么平庸，一辈子基本可保衣食无忧。

可见，如何让阅读体现官员的执政水平，才是促进官员愿意“抽空”读书的重要方法。

 

2006年成都市全民读书活动正式启动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目标，全国许多城市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读书活动是我市确定的文化产业发展重点项目，也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三年规划的重点活动之一。从2006年开始，将按年度举办长期的、针对不同群体的、具有吸引力的全民读书活动，以不间断地深化读书活动的内涵，创建我市读书文化品牌，建设学习型城市，从而提高市民素质和创建文明城市，同时拉动图书市场消费，促进新闻出版产业发展。

为加大读书活动的指导和协调力度，活动设立了“成都市全民读书活动指导委员会”，由市委书记李春城、市长葛红林担任顾问，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郝康理任主任，副市长赵小维任副主任，成员单位有：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市文化局、市广电局、市教育局、市直机关工委、团市委、市农委、市科协及成都日报报业集团、成都广播电视台等。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新闻出版局。

2006年全民读书活动的主题是“阅读好书，智慧成都”。活动启动仪式已于4月23日（世界读书日）上午10时在成都市图书馆隆重举行。省市有关领导及各界代表出席了此次启动仪式，中央电视台读书栏目主持人李潘应邀担任启动仪式主持人。启动仪式的主要议程有：宣读成都市全民读书活动倡议书；“代言成都的书店”评选结果揭晓并颁奖;向农民工子弟代表赠送书籍；捐建乡村图书阅览室等，同时举办“让世界认识成都”主题书展等活动。

启动仪式后，今年将陆续开展以下8个项目：1.成都广播电视台开设《藏书与鉴赏》专栏；2.市新闻出版局举办百家出版社新书推介会；3.由各图书馆举办各类专题读书讲座；4.由成都晚报开设《好书好文推荐》专栏；5.由成都商报社举办“代言成都的书店”评选活动；6.市委宣传部和市新闻出版局等单位共同举办青少年读书征文比赛；7.由市直机关工委举办公务员读书活动；8.由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举办农民读书节。

 

公务员读书指标化 抱着铁饭碗哪还用看书

上海即日起试行《市级机关创建学习型机关评价指标体系》，今后，有关部门将为公务员提供一批学习“菜单”，要求机关公务员每年完成6-12本书的阅读，每周阅读时间为7-10.5个小时。同时还规定公务员每人每年用于学习性的支出不少于300元。

读书本来是自己的事，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公家”的事，不仅需要“三令五申”，还要出个规定，更有甚者，纳税人还要为公务员看书埋单。很多地方的公务员都有一张书卡，卡里是有钱的，凭此卡就可以去书城买书了。看来，公务员的“福利”还真是不错，难怪那么多人要考公务员了。

不过，别人即便发书卡，也没有规定公务员必须看什么书，上海连菜单都开出来了。只是，这菜单、阅读量、阅读时间怎么来检查呢？难道找个人陪着这些公务员？或者是发明一种设备随时监督？显然，上海这个规定是一个无法执行的规定，中国类似这种规定有很多。这种规定无疑只是一个摆设，摆设多了，政府的权威也就没了。

很多部门之所以动辄就要出个规定，是因为他们往往有一个好的的“出发点”，但出发点与政令是两回事，政令必须保证能够执行，不被执行的政令就是废纸一堆。

上海要求公务员读书不过是为了提高公务员的素质，中国历年来在这方面都下足了功夫。什么培训、考察、保送读书、上党校等等，都是为了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其结果呢？不过是成了这些人进阶的资本而已，素质有没有提高只有天晓得了。

为何政府下了血本却达不到目的呢？这就得从政府对公务员的要求说起了，中国人对官员的基本要求就是：德才兼备。现代社会，这也是对公务员的起码要求。做一个公务员必须有德，只有有德之人才会不贪、不腐，公务员光有德也不行，还必须有才能，只有有才能的人才能治好一方。

如果要保证公务员是德才兼备的人，就需要竞争、需要公开选拔，让能者居之，而不是依靠裙带关系、金钱关系，让一群庸碌无为者当公务员。其次，还需要流动、需要吐故纳新，不能是铁饭碗。中国人之所以对公务员趋之若鹜，很大的原因就是公务员是一个铁饭碗，一旦端上就会旱涝保收。如此一来，即便是个德才兼备的人时间一长也会产生惰性，还会有多少人去注重自我能力的提高呢!

如果中国官场真能够打破铁饭碗，让有能力的人竞争上岗，公务员们不用要求，不用规定就会看书，就会积极提高自身素养。有是观之，中国公务员缺的不是书，而是竞争。

 

公务员不读书，是因为缺少竞争吗？

近日，上海市为了创建学习型机关，要求公务员每年读6-12本书，每周阅读时间达到7-10.5小时。对此曹林先生撰文指出，公务员的读书学习，之所以需要行政强制规定，在于他们的职位严重缺乏竞争性，没有被其他人抢走饭碗的压力，不需进行读书的成本投资。(10月9日《华商报》)

读书不能靠强制命令进行，是笔者和曹先生的共识。然而，因为公务员职位少竞争性，所以公务员们才不去读书，笔者以为是一个偏颇的观点。首先，当上了公务员之后，固然大致等于拥有了“铁饭碗”，但谁说公务员不用竞争呢？公务员要想获得发展，也就是职位的升迁，竞争可以说是相当激烈的。为升迁而加害竞争对手的公务员，难道媒体上报道得还少吗？

曹先生提出，工人、教师、工程师等等，由于职位有高度的竞争性，迫使他们不得不去读书和学习，吸取更多的新知识而获得竞争优势。我倒想问曹先生一句，你见过几个工厂里的工人，在劳累了一天下班之后，回到家或宿舍如饥似渴读书的呢？《新华每日电讯》4月份曾报道，“记者近日在上海等地采访时发现，一些中小学教师课外阅读非常缺乏，几乎处于‘不读书不看报’的境地……”这告诉我们，身为知识分子的教师，读书的情况也不乐观。

笔者以为，公务员们之所以不爱读书，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当前社会整体浮躁，不读书或只进行“浅阅读”，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现象，公务员当然也不能免俗。另外一个方面，是现在的人们普遍急功近利，只愿进行立竿见影的“充电”，来帮助自己在竞争中取胜，而对那些无关的“闲书”，基本上是兴趣不大的。

事实上，无论是教师还是公务员，未必都真的从来不读书。哪个教师的家里，没有一大堆书籍呢？不过，它们大多是教学参考、应试宝典。同样，销售员们都会买卡耐基，办公室白领也会读成功学，而许多公务员除了读厚黑学，还得努力学习喝酒、拍马，这类官场必备的“功课”。只不过，《世界是平的》之类书籍，没市委书记的亲自推荐，他们很难去多瞄上两眼。

另外，我们的各级机关里面，其实从来都不缺读书人。只是，“书呆子”们通常的情况，会是一直坐冷板凳，充其量被“识才”领导发现，当上所谓的“笔杆子”之类。不通世事、人情的学问与文章，就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又有谁会买你的账，提拔、重用你，或者以你为学习的楷模呢？

 

认定公务员不称职实在太难了

１２月１１日，浙江省人事厅发布《浙江省公务员考核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考核实施细则》），其中，将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４个等次。有１１种情况之一的，将被评为基本称职；有２１种情况之一的，将被评为不称职。（据１２月１２日《都市快报》）

把对公务员的考核结果分为４个等次，是符合公务员法规定的。不过，公务员法并无评选优秀、不称职的具体标准和条文，因此，各地制定的《考核实施细则》特别引人关注。尤其在公务员考试一年比一年火爆的今天，在有论者指出人们热衷当公务员存在“好混”这一因素的背景下，了解一下对公务员进行考核的标准，不无意义。

浙江省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标本。不过，从新闻里看不出怎么样才算优秀、称职；而对于基本称职，新闻也只谈了一句——“上班时间经常脱岗、串门，人际关系紧张且影响工作”；对于不称职，新闻所列的具体情况稍多。于是，笔者查看了《关于印发〈浙江省公务员考核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以及《考核实施细则》，从中找出《公务员年度考核基本称职、不称职等次确定标准》。

单看条文有点抽象，对比条文往往更能说明问题。以一个企业职工和一个公务员相比较，看谁更容易远离不称职这个框框。一个企业职工，如果工作效率低，办事拖拉、推诿；如果上班时间经常脱岗、串门，人际关系紧张且影响工作；如果无正当理由旷工连续超过５天或一年内累计超过１０天；如果无正当理由多次迟到、早退，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如果工作责任心不够强，责任差错在２次以上并造成不良后果……在企业，如果有职工具有上述情形，恐怕早被解聘了。那么，具有以上情况的公务员，算不算不称职呢？不算，起码在浙江省不算，这算是“基本称职”。由此可见，要把一个能力不怎么样、作风不怎么样的公务员认定为不称职并辞退，真是太不容易了。

谁都知道，“基本称职”不是“称职”，但“基本称职”这个“基本”不能太离谱，达到“基本”的条件至少应该向“称职”靠拢，或者说稍次于“称职”的标准。可是按照《浙江省公务员考核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条文中的“基本称职”和公众心目中的“称职”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在普通公众的认知中，这样的“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倒是十分接近。难道我们对公务员的要求就这么低吗？

 

疏通干部“下”的渠道

解决领导干部“能下”问题，是当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的难点，笔者认为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进一步疏通领导干部“下”的渠道。

营造领导干部“下”的良好氛围

一是要消除“能下”的思想障碍。要深入学习中央关于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认识推进领导干部“能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克服怕得罪人等消极思想，做到不回避矛盾，不惧怕压力，敢于动真碰硬，保证推行干部“能下”的每一项措施真正落实到位。

二是要端正“能下”的舆论导向。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加大理论宣传和典型宣传力度，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打破“官贵民贱”的旧思想，打破“上荣下辱”的旧意识，打破“官本位”的旧观念，从而形成干部能上能下的新观念，增强干部“下”的心理承受能力。

三是要优化“能下”的内部环境。比如对干部的提拔谈话，除了进行勤政、廉政教育外，还应进行“能下”教育；每年的干部教育培训，应把干部能上能下作为必修课。通过这些措施，教育引导干部正确对待职务上的进退留转。

四是要建设“能下”的经济环境。逐步缩小为官与为民的利益差距，以逐渐淡化“官本位”思想，形成正确对待“能下”干部的良好社会意识。

健全领导干部“下”的工作机制

一方面，完善落实制度，从“入口”上为“能下”打基础。必须在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竞争激励机制的同时，根据不同类别领导职务的特点，建立健全各种选拔任用制度，在干部任命时，就为干部“能下”准备台阶，确保干部任得科学，“下”得合理，“下”得自然、顺利。目前，要积极推广被实践证明对“能下”行之有效的几种任用制度，比如职务任期制、聘任制、诫勉制以及最高提名年龄和任职年龄界限等。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化的规定，使得干部“能下”正常化。

另一方面，完善落实好干部任中制度，通过考核为“能下”提供依据。必须建立科学完善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尽量细化量化干部“下”的标准，使干部“下”得令人信服。要强化年度考核考评结果的运用，对考核结果的使用制定出相对统一的标准，对在年度考核测评中“不称职”票数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经组织考核认定为“不称职”的干部予以免职、降职或改为非领导职务。

落实领导干部“下”的配套措施

一要做好思想工作。对“下”的领导干部，上级组织或上级主管部门要委派专人定期和他们交心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多鼓励他们积极工作，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进取心，使他们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在新的岗位上创造新的业绩。

二要拓宽安置渠道。一是双向择业。对“下”来的干部，逐步由组织包揽改为组织安置与个人择业相结合。二是待岗培训。暂时难有合适岗位安排的，可以实行待岗。对基本素质好、还有潜力的，可安排其参加学习培训，以便日后另作安置。三是降职使用，对于不宜安排在同一职务层次的干部，实行降职使用，保持其原有级别待遇不变。四是职务改任，对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的，可以改任非领导职务。

三要强化跟踪管理。对调整下来的干部，继续从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们，使他们在新的岗位上能够继续发挥较好的作用。对重新打开了工作局面，干群公认的，给予表扬和鼓励，经考核符合提拔条件的，可按照《干部任用条例》的有关规定，及时重新起用，使能上能下步入良性循环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