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凌河游记之二十六(锦州人的“祖先”)
段志武/文
大河流，小河也流。
泱泱的黄河、长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孕育了我们“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龙的传人。而在关外塞北，涓涓的小凌河水也亦如此。如果把黄河、长江比喻成母亲胎盘上的主动脉的话，那么，小凌河水就是这血脉系中的一条毛细血管。
小凌河水同样也孕育了我们的民族。
明治三十九年，一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青年携妻带女，从朝阳出发，“沿途探石器时代遗址而往锦州”，“渡大凌河、小凌河而至锦州”，“途中探得石器时代之遗物”，殆足三年，两次到达锦州。
也许是小凌河水清澈甘美和两岸多丘的缘故吧，便于食饮和居住，早在几万年以前，锦州北部的小凌河两岸就出现了人类。
最早的“锦州人”恐怕当推沈家台乡的“杏树沟居民”了。
一条乡间便路把我们引向一座大山的坡下，这里就是杏树沟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条沟并不大，约有百十来米长，也不宽，有七八米宽。1978年5月，当地农民到这里取土，这才揭开了掩藏地下几万年的小凌河畔原始洪荒的秘密。这里出土了七八种动物化石，有皮毛犀牙齿化石、鼢鼠整个的骨架化石，还有虎、鹿等的遗骨化石；此外，还发现了古人用来狩猎的粗糙的石斧、石球等打制石器。这一重大发现，推前了锦州地区的历史，填补了地区考古的一项空白。我徘徊在遗址左右，费神地想着一个百思徒劳的问题：光秃秃的山坡，赤裸裸的沟底，当年的原始古人是怎样在这里居住生活的呢？真不可思议！也许，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有密林，有肥草，说不定还会有处洞穴……我这样自我解围。
我前脚迈出旧石器时代，后脚就迈入了新石器时代。在离杏树沟不远的小二道河子村，村东北方向的山丘上，如今留有新石器时代古人生活的遗迹。山丘的北崖下，小凌河的支流小二道河子绕山而过。这里依山靠水，地势开阔。据说，这处遗址曾经出土了许多这一时期夹砂红陶的鬲、盆、罐等残片，纹饰多为加堆纹、压纹和蓖纹，而且还发现一枚“之”字纹陶片。我的眼睛搜索着地上的石头瓦块，“哟，这是什么？小苗，快来看……”我转身呼唤陪我同来的锦县文管所的苗作为。他闻声赶过来，接过我拾到的石块反复琢磨着：“哟，这是一只磨制石斧……”意外的发现，令我们兴致大增，可是，直到天色渐晚，我们只拾到两只夹砂红陶的鬲足，别无所获。
几天来，我忘了疲惫，奔碌在凌河两岸众多的古人遗址区，追踪“锦州古人”的足迹，凭吊“锦州古人”的亡魂。
在板石沟乡的南山有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约有四千年，时间与中原的夏、商时期大致相同。在这里一米深的地下曾发掘出两枚彩制陶片，属泥制红陶，红地黑带；此外，还发现了陶坠及猪牙等穿孔饰件，说明当时的古人已经注意到了审美修饰，这是生产力相对提高的一种表现。然而，关键是两片彩陶的发现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在红陶器上“以黑彩绘成的连续卷云纹和压印的‘之’字形纹，是红山文化类型的典型纹饰”。红山文化要比夏家店下层文化早些，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大约五千年左右，因1935年首次发现于今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故名“红山文化”。锦州的小凌河两岸均属这一遗址的范围，只是近年很少有突破性的发现，到目前为止，红山文化在锦州地区还是个空白。据锦州市博物馆的刘义仲同志介绍：“板石沟南山发现两枚彩陶片，意义非常，这说明，该处很可能是红山文化遗址，但目前还需要进一步发掘。”
在我这次考察采访启程之前，我又听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锦州城东出土了珍贵的商代文物——连柄青铜戈。1986年的4月8日，锦州城东松山乡水手营子村周永兴父子在修自家猪圈门时，发现了这只裹了铜锈的形似今天镰刀形状的古物，经国家和辽宁省文物考古专家鉴定，此物为商朝的连柄青铜戈，这种青铜戈是奴隶社会国家统治的一种权杖——王权的象征，目前在我国是首次发现。在全国考古学会六次年会上，它被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们称之为“国宝”。《辽宁日报》于1986年以《锦州发现早商连柄青铜戈》为题刊登消息：“青铜戈长80.5厘米，铜柄长72.5厘米，通体铸造菱格纹，内套联珠花纹。柄端铸有球形镦。戈内有长方形假穿，戈上装勾云形饰，这两处都镶嵌绿松石，铸造极精美。这把戈的发现对研究我国古代史和辽西地区古城古国文化及古代青铜艺术都有极高的价值。”
确实，小凌河两岸古代文化遗址之多，简直令我们游不胜游。紧傍小凌河边的班吉塔乡西鸽子洞村海拔100米的山上有一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址。
小凌河人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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