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的文本与经典的作品成为针锋相对的文学价值观念的代表，可写的文本意味着不断重新再来，永远也没有终点，是新的文字游戏绵绵不绝的出发点，变动不居和漂浮成为文本实践的理想状态，一切固定化的东西都在“重写”中消融和变形。巴尔特对“可读文本”和“可写文本”的区分确立了一种新的价值——反对一切价值体系。然而，他所定义的“可写文本”始终具有某种神秘色彩，他并不能确定什么样的文本是“可写”的。当然索莱尔斯的小说可以算是。然而，经典作家的文本就一定只能是可读文本吗？假如巴尔扎克那样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所写的都是可读文本，那么巴尔特不是也能够通过他的操作把它变成可写的或曰不可读的吗？假如一切文本都可能进行这样的操作，只要我们在游戏中拆解、颠覆、编织语言，岂非一切文本实际上都能成为可写文本？巴尔特并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只是说：“可写的文本不是一件东西，不能在书店找到。而且其模式是生产性的而不是表现性的，它消灭一切批评，它生产[……]可写的文本是无穷尽的现在[……]可写的文本是我们正在书写（nous entrain d’écrire）…… ”也许，我们不应当把可写的文本看做可以读到的文字，而是一种与传统的文学观和文学制度相对立的文学观，它的首要特征是反文学制度，反价值体系，只要在这种操作之下，一切可读的作品都可以被改造成可写的文本。

巴尔特没有确定什么是可写文本还有另外一层考虑，因为索莱尔斯等先锋作家将来也会经典化，如同巴尔特自己的书写一样，曾经的先锋将变成今天的经典，人们会把他们也按照作家与作品的模式加以解读和阐释，曾经的不可读会变得慢慢可读起来。真正的颠覆性不能依赖印刷在纸面上的文字，文本的意指活动依赖的是不断“重写”，因此，没有哪个固定的文本可以被称为“可写的文本”，与其说它是一个具体的书写产品，不如说是没有终点和永无停歇的意指实践和生产过程。

三，结语：作品的回归与文本的多样化理解

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文学理论是一场颠覆、反叛和革命的暴风骤雨，作品与文本这两个概念的命运是其风向标，作品概念的危机实际上是整个文学制度的危机。文学理论的革命不同于以往文学史上的任何一次变革，二战以前的文学争论中，人们所讨论的问题是：这种作品还是那种作品更好？哪种作品更有价值？诸如此类。然而，在六七十年代的理论风暴中，被质疑的是文学本身：不再是这种或者那种价值的问题，而是文学的价值体系是否有合法的理由存在。从作品到文本，绝非简单的词汇和概念变化，更不是术语的新潮和流行问题，而是动摇了传统话语秩序的基础。直到今天，当人们提起“文学是不是死亡”的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三四十年前那场理论爆炸的回响，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文学作品”如何存在，它的合法性来源到底在哪里？

今天，作品的概念终究没有真正死去，虽然先锋理论家们已经早就宣布了它的葬礼。甚至“文本理论”的旗手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最后几年的研讨班和授课中，重提“作品”，在1978—1980年的研讨班上，他提出要准备写一部文学作品（Œuvre littéraire：大写）。因为他发现：“某种东西在我们的历史中游荡：文学的死亡；它就是我们身边徘徊；必须注视面前的这个幽灵，从我们的实践开始…… ” 虽然巴尔特自己的文本理论在“文学”的头上悬起一把铡刀，但是文学的死亡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在生命的最后他几年重归作品，重归价值 。在八十年代以后，无论是法国还是西方文学批评和理论界，“作品”又重新回归批评话语，保持了传统的涵义。而“文本”概念则变得非常复杂，大致说来，西方的文学批评和文论中有如下几种情况：

1）在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的文学批评中，文本与作品保持了曾经的和谐关系，文本是作品的书面文字确定性的保证，也是语文学的基本对象，文本分析的目的是进一步探讨作品的精神和美学价值。

2）在继续以语言学工具探索文学话语的普遍规律的学者那里，文本依然是最主要的研究对象，文本研究目的是掌握整体文本的结构。

3）继承后结构主义思想的批评家依然不愿承认“作品”的权威，继续使用“文本”概念来反对固化的价值体系和话语秩序。

4）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一切表意的文化产品都被视为“文本”，一部电影，一幅画，甚至一种时装都是文本。这一问题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中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如前文所述，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对“文本”概念的运用和理解与西方的texte有所区别，许多学者对“文本”与“作品”的差异不甚了了，尤其是对这两个概念在不同层面上的联系和对立不太清晰，以至于在大部分情况下，文本成为作品的替代词语，是学术时髦的标志。实际上，在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中，对概念的运用和理解有所不同，这本身是常见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差异缺乏足够的了解，就会造成种种误读，阻碍对历史语境的还原和探讨。虽然西方六七十年代的“文本理论”在中国也激发过理论的热潮，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其理论和思想资源有待进一步的梳理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