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书店中看到《批评与真实》的时候，感到非常遗憾，本来它是有兄弟，也有敌人，现在的它形单影只，在书架上，等待巴尔特的热情读者，而书中那些热情的话语和激烈的愤懑之情却找不到对象，好似一个军人在旷野上向天空射击，子弹和枪法都少了本来具有的意义。

它的兄弟是《论拉辛》（sur Racine），出版于1963年，它的敌人是《新批评还是新骗局》（nouvelle Critique ou nouvelle imposture），出版于1965年，作者是莱蒙·皮卡尔（Raymond Picard）。1966年的巴尔特41岁，没有博士学位，在巴黎的文学批评界是所谓“新批评”的干将，游离在大学体制之外，而与他几乎同年的皮卡尔则已经是古老的索邦大学的知名教授。这三本风格完全不同的书奠定了60年代法国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基调，不仅仅深刻地决定了那个时代巴黎的文学版图，而且对世界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巴尔特本人也因为这场论战的胜利成为新批评无可争辩的领军人物。从这场论战以后，结构主义成为二十世纪后半叶文学批评和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潮流，而且当年那些掀起造反浪潮的先锋派今天已经都成为经典作家和理论家。2001年，我在当年的死敌索邦大学听课，讲台上的文学系教授不断强调巴尔特的重要性，要求我们遍读巴尔特所有重要著作，那一刻，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历史进程具有多么不可思议的戏剧性。

在索邦大学教授、拉辛专家皮卡尔眼里，巴尔特只是一个不学无术、好说大话的骗子，跟他的那些同样被称为新批评的朋友们一样，只会用新术语来欺骗无知的大众。激怒皮卡尔的是《论拉辛》，巴尔特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体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雄心：建立拉辛人物的人类学。然而他的论述却不从拉辛出发，也就是说巴尔特既不理会拉辛的生平，也不去探讨拉辛写作时的意图，而是醉心于在拉辛的戏剧文本中发现各种对立的结构，例如：“A对B有绝对的权力，A爱B，而B不爱A。”拉辛笔下的皮努斯和安德洛玛格等各种人物都被纳入了巨大的而且无所不包的心理和叙事结构，他们的角色不是国王或者美丽的女囚，而是大写的A和B，大写的“父亲”，大写的“儿子”等等。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向巴尔特提供了对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加以最大程度抽象的工具和方法，巴尔特所说的精神分析显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拉辛的童年生活在这里没有任何位置，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对功能的分配一样，巴尔特也把对立的功能角色分配给舞台上的人物和空间。

皮卡尔义愤填膺的反应肯定出乎巴尔特的预料，在这位权威的教授眼中，巴尔特们都是些不折不扣的骗子。他说自己本来懒得理会所谓“新批评”的瞎折腾，可是如果不出来说两句，又担心巴尔特们败坏了公众的趣味，出于强烈的责任心，他不得不挺身而出，维护文学的尊严。1965年，《新批评还是新骗局》刚出版的时候受到各种媒体的广泛欢迎，皮亚蒂耶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说：“皮卡尔使用的第一件武器是讥讽。最精彩的是，他只借助思想的精确、严谨和逻辑性就能让人发笑。”皮卡尔强烈批评巴尔特的主观性，许多论断缺乏严密的论证，“所有这些论断都既可以采纳，也可以放弃，因为根本就无法验证它们正确与否。”而且由于巴尔特在《论拉辛》中说过“关于拉辛，我们实际上无法讲述其真实”，皮卡尔认为这是巴尔特不负责任的借口，因为巴尔特的论述缺乏考据，其论断缺乏足够数量的例证来加以说明，与其说巴尔特论拉辛，不如说巴尔特论自己的理论，拉辛不过是一个随便拿来用用的工具而已，这正是令皮卡尔发怒的原因：拉辛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从今天的角度看，皮卡尔的话并非没有道理，然而，当时的整个精神环境完全倾向巴尔特，尤其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大学生们坚定地站在巴尔特一边。结构主义思想在人文学科突飞猛进，造反精神也在青年学生中酝酿（此时距离1968年五月风暴已经不远了）。在我从索邦大学图书馆借阅的《新批评还是新骗局》书页的边角处，有一些圆珠笔写的批注，谁也不可能知道这些批注的作者是谁，但很明显都是当时的大学生。皮卡尔说：“我要指出的是新批评的危险，而不仅仅是荒谬。”批注上写道：“看得出来，他（皮卡尔）显得多么平庸！”

巴尔特发动了反击，《批评与真实》所提出的问题完全超越了传统的文学批评理解问题的方式，他比《论拉辛》构建了一个更为宏伟的计划：建设文学科学。在他眼中，以皮卡尔为代表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不过是一些没有意义的知识的堆砌，不断重复作者已经写过的东西，既没有普遍性，又没有切实可靠的方法。传统的批评把作者想象为作品的主体，批评家的作用在于揭示作家的意图和作品深处的意义，他就像一个忠实的仆人，小心翼翼地把作家圈定的园子整理干净，收拾得有条有理。巴尔特说：够了，皮卡尔们，你们尽可以老老实实作忠实的仆人，把你们主人说过的话反反复复絮絮叨叨，但是你们没有权利来限制我的自由。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是主人。

巴尔特认为，批评家就是作家，他所诠释的并非作品本身，而是根据作品创造出新的意义，批评不是文学作品的附庸，而是批评家创造出来的意义，批评不是作品的谓项，而是批评家的谓项，批评和作品一起宣称：我就是文学。从这种观念出发，皮卡尔从作品出发对巴尔特批判被巧妙地化解，而且针对皮卡尔对客观性的要求，巴尔特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提出文学科学，来揭示有关文学的所有规律和问题，“作者与作品不过是分析的起点，分析的终极目的应该是语言。我们不可能建立一种但丁、莎士比亚或拉辛的科学，只能有一种关于话语的科学。”巴尔特宏大的理论视野彻底把皮卡尔包容进来，前者成为勾画蓝图的设计师，而后者，无论其技术多么高明，也让人觉得像个泥瓦匠，虽然是个优秀的泥瓦匠。

《批评与真实》的翻译出版对于理解二十世纪文学思潮的走向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但是非常可惜的是《论拉辛》和《新批评还是新骗局》仍然付之阙如，广大的读者看到的一场好戏的结局，却没有看到它的开始和过程。我一直觉得，把这三本书合订为一本出版是个好主意，因为它们全加在一起字数也不多，非常符合书籍厚度的常规。

《批评与真实》，罗兰·巴特著，温晋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Barthes, Roland, .Sur Racine, Seuils, 1963.

Picard, Raymond, Nouvelle Critique ou nouvelle imposture, Jean-Jacques Pauvert,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