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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经义:我与红学二十年

2017-09-07 22:49:04评论 马经义 红楼梦 二十年
马经义:我与红学二十年

如果从我1997年在《绵阳日报》发表第一篇红学文章算起,到如今我与红学结缘已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变数,意味着数不胜数的选择与放弃,意味着要一次次检验从欣喜到厌倦的感知规律。然而当我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回顾我与红学二十年,它竟然意味着二十年持续不变的且始终如一的生活状态。

(一)

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勤奋努力,一生风雨坎坷,终成国内知名眼科专家。母亲善良贤惠,含辛茹苦经营着一所小小的眼科医院,帮夫教子,料理一家人的生活琐碎。我父亲极其喜爱《红楼梦》,他曾对我母亲说:“教孩子儿歌还不如背诵《红楼梦》中的诗词,既押韵又朗朗上口。”正因如此,在我三岁那年,我开始在父亲一字一句的教读下背诵《红楼梦》中的诗文,所以在我的记忆库里,背会的第一首“儿歌”竟然是林黛玉的《葬花吟》。

在父亲这种稀奇古怪的教育理念下,到六岁那年,我带着一肚子红楼诗词上了小学。然而我的成绩并没有因此名列前茅,反而显得愚钝,从小学到高中,从学业成绩上看,我都是名副其实的差生。那个时候和其它差生唯一不同的就是我安静不调皮。但是差生就是差生,老师不会因为你安静听话就喜欢你。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班主任的一番说服下,我转学了。父母亲正处在事业的打拼期,忙碌奔波,故而将我托付给他们的一位老同学,一位优秀的山村教师,带着我去了一所极其偏僻的山村小学读书。一个十岁的孩子,突然之间从优越的城镇生活到了艰苦的农村,一切不适应是可想而知的。但最要命的是想家,想父母!每天日暮西下之时,看着同学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回家,远近周边的村庄,屋顶上开始冒出袅袅炊烟,牵着牛的,扛着犁耙的村民们陆续回家了。各村各寨的高音喇叭此时定点响起,第一首音乐必是《东方红》。此时的我只能一个人孤独的站在坑洼不平的操场中间,望着村口那条狭窄的道路,期盼着母亲的出现。在这种境况下每天我都会偷偷地哭一场,直到现在我都害怕听《东方红》,它的曲调在我的脑海里永恒的定格成远离父母,远离家的孤独与无助。

这时老师会叫我回屋烧火,因为他要开始做饭了。那两年间,我如同一个农村孩子一样,要洗衣做饭,帮助老师家里做农活儿,放牛喂猪,割麦子掰玉米。这些对我而言都不算苦,最苦的还是想家。每天晚上我都会抱着父亲送我的一个笔记本入睡,里边全是他给我抄写的“儿歌”——《红楼梦》中的诗词。我想父母了就会翻开背一背,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红楼诗词的含义,只觉得翻开它心里安稳一些。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生活为我后来理解林黛玉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苦痛奠定了真实的生活体验。

1991年我父亲因工作需要调往绵阳市,筹建四川省第一所眼科医院,我们随之举家搬迁。1992年我从乡村小学回到了父母身边,在绵阳一中上初中。学业问题随之又来了,两年的乡村学习,虽然成绩有所起色,但是和城市里的孩子一比,差距就太大了。每次考试排名,后十名都有我。更可恶的是,开家长会时,班主任会把前十名和后十名学生名单公布在黑板上。我父亲因为工作忙,从不参加家长会,都是我母亲去,可以想象我母亲当时的失望。我在家里更是如坐针毡,又羞愧又害怕,母亲回来忧心忡忡对父亲说:“你看怎么办?又是倒数几名!”。我含着眼泪,坐在沙发上,父亲过来拍了拍我,表现总是那么轻松,对母亲说:“成绩好又怎么样?他们会背葬花吟吗?”我母亲苦笑,无言以对,转身去了厨房。父亲笑嘻嘻地对我说:“不要怀疑自己的每一份辛劳,只要努力就可了。走,吃饭,这才是大事!”

因为父亲的这几句话,我从初中的第一个假期开始就主动阅读《红楼梦》原著。那个时候的意识认为,虽然我成绩不如其他同学,但是我阅读《红楼梦》,背诵红楼诗词一定能超过你们。父亲定期让我向他汇报阅读《红楼梦》的情况,还要演讲给他听。为了表现得好一些,我又专门从父亲的书房里,把有关《红楼梦》的书籍找出来看,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有“红学”的存在,它是一门关于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学问,被列为华夏三大显学之首。突然之间,我兴奋异常,一直以为儿歌式的,不能上台面儿的《红楼梦》竟然是一门如此博大的显学,那一份因为熟悉《红楼梦》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抱着家里的红学书籍,如获至宝,也是在这个时候,知道了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蔡义江、刘梦溪、吕启祥、梁归智等等红学家。当然了!当我沉浸在红学世界的时候,我的成绩也就越来越差了。初中班主任又把我母亲请了过去,美其名曰为了我的发展,劝我转学留一级,其实是怕我考不上高中影响班级的升学率。母亲没有多说什么,也没有怪我不努力,带着我到教室收拾书包,转学去了!反而这一次让我对老师这份职业有了新的看法,回家的路上,我对母亲说:“如果我以后当了老师,我不会让我的学生因为成绩差被迫转学的。”母亲没有回应我的话,我也不敢看她的表情。

这一次转学到了绵阳郊区的小枧中学,我的母亲把我托付给了她的朋友,也就是这所中学的一对教师夫妇,一位教我的英语,姓冯,一位教我的数学,姓谭。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一切都可以重新书写,对我来说,“差生”的头衔可以在这个新环境中被掩盖起来。冯、谭二位老师对我精心辅导,关怀备至,再加之我留了一级,很多东西都是学过的,如此以来我的成绩表现得非常优秀。转学后的第一次考试,我全班排名第三!一夜之间,从一个差生逆转成为优生。又在冯、谭二位老师的不断鼓励安排下,我开始在各种集会场合背诵《红楼梦》中的诗词,以显才能,这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因为《红楼梦》而获得的荣耀。

在初中的这四年,我已经阅读《红楼梦》原著八遍,同时认真学习了《红楼梦新证》、《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辩》、《石头记探佚》、《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红楼梦人物论》等十余种红楼学术著作。那种在别人面前因为《红楼梦》侃侃而谈的状态让我既满足又自豪。在这四年之间,因学业辗转奔波,真实的阅历让我体会到了一个差生招人鄙视的心情,又让我尝试到了因为一技之长,满腹才学受人尊重的滋味。所以从我一开始阅读《红楼梦》我就能体会很多红楼人物的内心感受,我为林黛玉的孤独哭过,我为别人说贾宝玉“成绩不好”“不爱读书”伤心过,我甚至为贾环遭众人鄙视愤愤不平过。

马经义:我与红学二十年

(二)

1996年,我在小枧完成初中学业之后又回绵阳参加中考,勉强上了普通高中调档线,鬼使神差又回到了绵阳一中。人生的轨迹,很多时候只能用“呵呵”来解释。高一的学业尚能维持,成绩在全班前十五名左右,高二又下滑了。但是无论我的学业成绩如何,我仍然在假期阅读《红楼梦》,课余阅读红学书籍,任然要定期给父亲汇报并演讲,父亲也一如既往地鼓励支持我。母亲虽然时常为我是否能考上大学担忧,但也会因为我在红学上的表现而略感欣慰。此时的我心智成熟了许多,阅读红学书籍时,明显感觉不同意专家学者的观点越来越多了。时不时还会有自己的解释与分析,这让我父亲非常高兴,因此常常受到他的褒奖。

19973月初,一个周末的早晨,我正在美梦中突然被母亲唤醒,让我起来诵读英语。我醒来揉揉眼睛,嗔怪我母亲说:“你就不能晚一点叫我吗?正在做一个美梦,等我把这场美梦做完了不行啊!”母亲笑道:“梦还能有做完的?醒了就完了嘛!”就这一句话,让我感觉触电一般,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观点蹦了出来——《红楼梦》不就是一场梦吗?我们一直认为曹雪芹留下的是一部残书,没有写完。其实是作者采用了一种梦幻结构的写作技法,整本书的叙事与结构就像人做梦一样,而梦不会有一个明显的结尾,醒来的一瞬间就是梦的结尾。曹雪芹留下的书稿“残缺处”正是梦醒来的时候。那么多的红楼探佚学家,更火鸡灯,青丝白发,要探佚曹雪芹八十回后的故事情节,都是徒劳的。因为曹雪芹采用梦幻结构写作《红楼梦》,前八十回就是一部完整的小说。

我将这个新奇的观点讲给了我的父亲,在父母亲的鼓励下又将其形成文字,撰写了一篇1800多字的文章,反复读给父亲听,父亲总是击节叫好。后来我发现不管我讲什么,父亲都会赞扬我,所以从小到大,虽然学业成绩一塌糊涂,但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心却一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现在才明白,这份自信是在父母亲不断鼓励与肯定中有意“经营”出来的,这也是我没有因为学业成绩差而自暴自弃的根源。

同年3月下旬,我父亲参加绵阳市政协会议,和同为市政协委员的《绵阳日报》副刊总编辑文然先生坐在了一起。我父亲把我写的“《红楼梦》梦幻结构”文章拿出来给文然先生看,文先生笑笑说:“这个观点有意思。”并决定在日报副刊发表,同时希望见见我。当天晚上,在我父亲的邀请下,文然先生来到了我家。母亲炒了几道好菜招待客人,我和父亲一直在席间相陪。文先生问了我很多关于《红楼梦》的问题,我也一一解答,还让我当面背诵《葬花吟》、《芙蓉女儿诔》等《红楼梦》中较长较难的诗文。后来才知道,这是文然先生在考验我,一开始他并不太相信一个中学生能对《红楼梦》如此熟悉,但在我对答如流,无任何障碍地背诵红楼诗文之后,他点头笑了。

19974月12日《绵阳日报》以“初生牛犊不怕虎,小小人物置疑大权威——中学生马经义提出《红楼梦》梦式结尾法”为题,隆重推出的红学文章《〈红楼梦〉的梦式结尾法》。我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什么叫做以“梦”的形式呢?梦是人人都会有的,并且它同样包含了人间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梦也可以说是人生的另一个世界。人人都要做梦,梦即飘飘然,是是非非,非非是是,不是也是,是也不是的感觉。试问哪一个人在做梦时是把一个梦从头做到尾的,有一个圆圆满满,明明显显结局呢?相反,都是在关键时刻或高潮的时候醒来。醒来的那一刹那间就是梦的结尾曹雪芹写到八十回就停笔了,后四十回难道真是“迷失无考”了吗?迷就在这里《红楼梦》不是一部残书,也不是失迷,更不没有完稿,而是伟大文学家一种超人的文学艺术创作手法

现在看来,二十年前的语句语调是多么的稚嫩,且不论观点是否成立,就这样的文章,怎么好意思拿出来示人啊!还被我父亲夸得上天入地。不过话又说回来,谁没有第一次,当年那已经是我的最高水平了。不久文然先生又以《绵阳学生“梦”红楼》一文将此观点发表于四川日报。“梦式结尾”的学说观点几经报道与转载在四川、绵阳文化界,红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响的根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人们惊叹一名中学生对我国古典名著竟有如此见解与思考。无论观点本身正确与否都让老一辈文化人看到新一代文化人的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第二“梦式结尾法”的提出不仅对于红学,以至于文学创作方式都是一个极大的创新。第三对于红学界来讲,此说过于新颖,并且文中的论证、论据尚显单薄。

19974月17日,绵阳游仙报记者张红霞走访了绵阳的另两位红学家周玉清克非先生。对于提出的“梦式结尾法”周玉清先生认为:

对于马经义同学的求异思维,我很欣赏,但对于他的观点,也只能求同存异。曹雪芹的第八十回,并没有痕迹表明已是结局,而第五回和第八十回,贾府都没有抄家,暗示的人物命运还很不清晰,人们不可能预见到人物命运的变化,即使是分析到了也只是感念的、图解式的结局并不是真正的小说所应有的结局。因为很多人都要来续写《红楼梦》也说明大家并不认为第八十回就是结局。

克非先生认为:

《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谁写的,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有许多专家认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都是曹雪芹写的。因为高鹗并不是写小说的,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写出了几十万字,这不大可能,他最多是整理了后四十回;再者,真正的前八十回也并不完全,只有七十七回多,大学者胡适、俞平伯曾痛骂后四十回,但现在也有部分专家对后四十回评价很高。我倾向于后四十回也是曹式亲著的说法。因而,对于曹雪芹采用“梦式结尾法”写成八十回全本《红楼梦》一说,我认为没有支撑点,第八十回时并没有梦的痕迹

同年7月,绵阳师范学院、绵阳教育学院中文系就提出的“梦式结尾法”召开了学术研讨会。在整个研讨中,诸位专家学者肯定了的创新精神,至于观点本身绝大对数都表示求同存异。然而这次研讨会对我而言意义是非凡的,我已经不太在意专家对我提出的观点是否赞同。我当时的感受是,我一个毛小子也能在红学界搅动风云。那种满足感非语言能表达,我也成为了那个年代绵阳一中的“风云人物”,从被别人鄙视到受人万人瞩目,一个“爽”字了得。曾经劝我退学转学的初中班主任,托同学带话,约我聊一聊,被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现在回想起来,些须有些后悔。时隔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一次为我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是我父亲的同学绵阳文史学家杨旭升教授安排的。而且召开这样的学术会议是需要花钱的,父母亲为了鼓励我,自家出资,目的是让孩子听听专家的言论,见一见高规格学术研讨会的世面,继续为我树立自信心,为我真正走向学术之路创造可能。

(三)

也许是我在红学研究这条路上走得太顺了,所以在其他方面屡遭挫折。高中会考结束后,母亲怕我考不上大学,计划送我去新加坡读书。我是乐意的,这样可以名正言顺地避开考不上大学的尴尬。就当我放下高考复习,家里大摆筵席,接受各方亲朋来贺,准备高高兴兴当“留学生”的时候,省教育厅取消了这次出国项目。我又只能灰溜溜地从西南交通大学出国预备学校回来,老老实实参加高考,结果可想而知。

现在回想起这些经历,感觉老天爷和我一路“玩笑”不断!在绵阳南山中学复读一年之后,跌跌撞撞上了大学。在大学读书期间,因为我的“红学事迹”被辅导员钱成林老师看中,推荐到学生会,从部长一直做到校区学生会主席。我的组织能力、号召力在这几年当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锤炼。同时我也借助学生会主席的身份在成都各大高校进行友谊联络,从此拉开了我近百场红学演讲的序幕。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的演讲能力为什么一开始就高于一般人,那是因为我中学阶段被父亲要求定期汇报《红楼梦》读书心得而练就的扎实的基本功。再加之如同刻录在脑海里的“儿歌式”的红楼诗词,这些条件支撑着我在讲坛上信手拈来,直到今天我都受益于此。

2001年9月,一件大事正在发生,它成了我研究《红楼梦》的重要转折点。时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在组织一项大型活动,召集在各领域有创新性的专家学者进京讲学,主讲人的身份、职称一律不限。这个消息是我好友肖业成通过QQ聊天告知我的,他当时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在父母亲和辅导员的鼓励下,我通过肖业成向组委会提交了相关材料和讲座题目。结果很快出来了,我幸运地被挑中,并受邀于2001年12月6日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公开讲座《<红楼梦>的梦式结尾法》。在长达两个月的准备期里,我又系统梳理了“梦幻结构说”的理论体系,补充了很多论据并反复试讲。那一次讲座非常成功,讲座厅的前后门以及过道都被挤得水泄不通,掌声此起彼伏。主持人总结发言的时候说:“马经义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以大学生身份到中科院讲座的人。”后来中科院研究生学会主办的《新世纪·家园》全文刊登了我8000余字的讲座文章。

现在回忆这段往事,不是一种成就感,而是后怕!当年我穿着风衣上台演讲的时候,压根儿就不知道台下坐的是各个学术领域的资深教授,著名博导。我一个毛孩子这闹的是那样啊!我反思那些掌声和鲜花都意味着什么?绝对不是对我学术观点的肯定,而是教授、学者们包容并鼓励一个年轻人的无畏与勇敢而已。讲座结束之后,一位老太太过来和我握手,夸赞我优秀并建议说:“孩子,你的这些观点,虽然新颖,但是还不能完全自圆其说。你还要重新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你可以写书,写书的过程能让你建构一套严密的知识理论体系。”其实我从来没有敢想过会写书,那是多么宏大而高尚的事业。然而这个建议就如同一颗种子一样在我心里播下了。遗憾的是,我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位老太太是谁,是哪个方面的专家,后来多方打听,也没有一个结果。

从北京回到绵阳,当地的各大媒体又是一轮大张旗鼓的报道。这一次我没有被媒体的这种赞扬冲昏了头脑,冷静了很多。“要构建学术体系,最好的方法就是写书”的建议一直在我心里装着。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母,当然家里是全方位的支持。2002年春节我便开始了第一部书的撰写,谁也想不到,这一笔下去就一发不可收拾,以平均两年一部书的节奏持续到今天。

 

马经义:我与红学二十年

(四)

2002年9月,我完成了第一本书的撰写,书名叫《红楼梦的梦幻结构说》,全书15万字,整本书的核心观点仍然是“梦幻结构”。从红学研究的角度而言,这一本书的意义在于让我完整而严密地构建了自己的红学知识体系,当然学术观点本身仍处于商榷状态。我庆幸在我的治学路上总有贵人帮助,书稿完成之后,得到四川省巴金文学院著名儿童文学家邱易东老师的推荐,此书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原本应该在2003年3月发行上市的,但是突如其来的“非典”让全国上下诚惶诚恐,北京很多单位都暂停营业了,中国文联出版社也在此列。所以我苦苦等待到10月才拿到我的书,那种“喜大普奔”的心情远远超过了当年发表第一篇文章的成就感。因为这本书,我获得了绵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因为这本书,我正式加入了四川省作家协会并成为了当年巴金文学院“新苗工程”的重点作家;也是因为这本书,我破格受聘于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当了一名大学老师。2005年8月我又在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部书《梦的痕迹》,再次补充并延续了我的学术思想与理论体系。

两本专著给我带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学术不是死的,它可以让一个人思想丰富,生活绚烂;它还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可以让一个人找到存在的价值。所以我发誓,为了红学研究我可以放弃一切,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誓言,直到现在我还是孑然一身。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红学研究上,查阅红楼文献,阅读各类红学书籍成了我生活的常态。当然我也乐在其中,没有丝毫的倦怠与不适。

时间到了2005年9月,我自不量力,想撰写一部能介绍250年红学研究成果的书,定名为《中国红学概论虽然这些年我阅览过的学书籍很多也构建过自己的红学理论体系,是要站在学术史的高度撰写两百余年的红学史,心中始终杂乱无章。现在回想起来,也着实佩服自己当年“初生牛犊”的勇气竟敢去挑战如此浩大的工程收集整理完相关文献资料,同年11月我正式开始写作。对于《中国红学概论》的撰写,可以说夜以继日,费寝食,绝交友,断痴情,清六欲。除了工作,每天平均是六、七个小时的写作时间。在此期间我几乎没有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由于长时间的伏案写作,落下了严重的腰肌劳损。

    我天资并非聪慧,小时候成绩差,也确实留下了很多后遗症,基础的薄弱,此时此刻显现出了它的弊端。红学史的梳理因此越走越艰难。在每一章节的写作之前,我脑子里几乎都是一片空白,要重新埋头于书堆之中吸取、分析、总结最后形成于文字。等写完这一章,回过头来审阅其稿时,又是那么的陌生,并非我在此故弄玄虚,真实的感受就是这样。当我写完初稿,已是200711月。时的内心充实之极。感觉百年红学竟在掌中,天际也不过如此。那当然是一种狂妄,但是我坦诚地说,时的心境就是如此。我并非在张扬狂妄的心境,而是在体会和表达那一份难得的轻松与满足。

也许是前两本书得到邱老师的帮助出版的太顺利了,让我误以为只要是好书,出版社就会争相出版,现在看来真是傻得天真。我不忍心再麻烦邱老师,于是将60余万字的书稿前后投递给了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机构,美滋滋地在家坐等好消息,幻像出版后再次轰动红学界的热闹场面,然而几个月之后确没有一家出版社理我。我开始着急了,并在自己的博客和多个网络平台发布出版合作的消息。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告知我,他们是成都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网上看到了我发布的寻求合作出版的信息,并希望和我合作,解决《中国红学概论》出版问题。我当时欣喜若狂,感叹“好酒不怕巷子深”的真理。和文化公司总经理李某面谈之后,很快确定了出版方案,推广销售方案以及后期签售讲座方案。当李某在良木缘咖啡厅为我勾勒出版后各大书城排队抢购的场景时,我完全沉浸在学术明星的迷梦中,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就如同自己上了百家讲坛一般。几天后,李某电话我说,因为前期筹划需要资金,让我垫付8000元,书籍出版后连同版税一起给我。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将工作后的积蓄全部拿出,凑齐交给了他。自从我汇出8000元之后,李某先以各种理由说出版的苦难,因为忙不再约见我,后来消失了,电话无法接通。我按照地址找到他公司,楼下的物业人员说早就解散走人了,而且这段时间陆续有作家找过来,情况和我相似,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上当受骗了。

回到家,我嚎啕大哭了一场,不是为了那几千块钱,我无法理解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骗文人,不仅仅是我,还有那么多和我一样年轻的作家、学者们。这时父亲把我叫到书房对我说:“你之所以上当受骗,不是因为你单纯,是因为你被名利绑架了。当年我带着你背诵红楼诗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我和你母亲也没有要将你培养成红学家的意图。后来你在红学领域崭露头角,我们才顺势了你的发展,鼓励你支持你,当年助你发文章办研讨会,都不是为了帮你出名,而是为了你能找到自己可以奋斗终生的事业。”这是我第一次见父亲如此严肃地说话。我低着头没有言语,但我从此明白了父亲能成就一番事业,成为一流眼科学家受眼疾患者敬仰的真正原因。

又在父母亲的支持下,我辗转找到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61万字的《中国红学概论》分上下两册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因为这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囊括了红学的方方面面,资料详实,所以备受红学界关注。在《中国研究生》、《四川农村日报》、《成都日报》、《绵阳日报》、《绵阳晚报》等媒体平台相继报道之后,关注度也与日俱增。我也因此正式加入了中国红楼梦学会。

也就是从这一年起,我和川大出版社结下了缘分。2010年12月出版《红楼文化基因探秘》,2013年4月出版《红楼十二钗评论史略》,2015年3月出版《从红学到管理学》,先后五本书都和川大出版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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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2013年9月我和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结缘了。缘分总是这样,不知所起,让人触不及防。在标榜学院,我主要讲授管理学专业课程。当我在讲授《管理学原理》时,总会运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去解释管理的一般职能,而且学生们极有兴趣,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能否专门申请一个课题,研究以《红楼梦》为案例平台去诠释管理学中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指挥等基本职能呢。一番酝酿之后,我向学院学术委员会提交了题为《<红楼梦>作为<管理学原理>课程教学中的案例研究》的课题。

课题申报答辩会上,学术委员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创新,可以开辟出案例教学的新思路。反对者认为,这种嫁接有无意义还需要商讨,更重要的是推广的可能性极小,对于教师而言既要懂得管理专业理论还要懂得红学,其案例教学的实施难度太大。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其意见我都能理解,毕竟将《红楼梦》与现代管理学结合研究并运用于教学实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不过我已暗下决心一定要将此课题系统而完整地梳理并构建起来。

2015年3月该课题成果诞生,专著《从红学到管理学》出版。其中多篇文章陆续被新浪首页推荐,点击阅览次数累积30余万次。该课题成果用于教学实践之后,效果明显,深受学生好评。之后,红学与管理学结合教学的新思路被《绵阳晚报》、《北方文学》、新浪网等媒体平台相继报道。2016年该课题成果《从红学到管理学》一书获得四川省高职教育研究中心首届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

   《红楼梦》有着深刻的时代性和超强的现代性。所谓时代性是指这本书烙上了产生它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所谓现代性是指这本书对现代社会有一种切入能力,往简单了说,就是我们可以将《红楼梦》作为平台去诠释你想诠释的东西。用红学家孙伟科先生的话说:“红学可以成为应用之学。”在此理念之下,我逐渐将红学研究用于教学实践,并拓展开去与现代信息化结合,又完成了《红楼梦作为高职院校人文素养课程的内容与体系研究》等课题,且成果丰硕。微课《从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看领导的职能》荣获2015年全国高校微课教学大赛四川省赛二等奖。信息化课程《中国古典名著的读法——以<红楼梦>为例》荣获2016年四川省信息化课堂教学一等奖。同年12月该课程又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荣获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课堂教学大赛的一等奖。

 

马经义:我与红学二十年

(六)

一个人的成长不是孤立的,在我与红学这二十年间,得到过许许多多红学前辈大家的指点与帮助。他们曾经在我生命中不经意的出现,确常常演化成一种推动力。当年我还在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工作期间,突然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印有“辽宁师范大学”字样。我揣度这是谁呢?我并没有辽宁师范大学的朋友。当我拆开信封一看,吓我一跳!“梁归智”三个字赫然在目。万万没有想到红学大家,红楼探佚学创始人,我曾经读到的第一本红学著作的作者梁归智教授竟然亲笔给我写信了。信中除了鼓励的言语之外,还特意要了我的第一部书,表示想看看。得到红学大家的关注与来信,这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也因此演变成一种研究红学的热情。2013年当我撰写完《红楼十二钗评论史略》之后,得到了中国红学会秘书长孙伟科教授的作序推荐。题为《脱颖而出看马君——为马经义君<红楼十二钗评论史略>而作》的长序让书稿增色不少,也让拙著在红学界影响不小。除此以外,著名红学家胡文彬、邓遂夫、陈维昭、孙玉明、郑铁生、张书才等等先生都曾不惜赐教过,在我心里感念万分!在我以《红楼梦》为主题参加全国信息化教学大赛的过程中,还得到了国家级教学名师李学峰教授手把手的指点,这份恩情已经被我深藏心底了。

二十年就这样不可思议的过去了,昔日的“小小人物”如今已过而立将近不惑了。从我发表第一篇红学文章算来,到如今我已出版红学专著8部,公开发表红学文章50余篇,累计创作300余万字。诚然对于学术内容本身不敢自夸,这需要时间和读者验证,我只能说这二十年我是充实的。“红楼梦”这三个字已经化为了一种生活色彩融入了我的生命体系。《红楼梦》给了我什么?有名吗?有,有利吗?也有,但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一种安顿内心的方式,给了我一种能乐在其中的生活状态。在如此喧嚣的滚滚红尘之中,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现实社会中,如果一个人能找到一份情与感的依托,能在一本书中感悟大千,感受世界,能拥有一份安顿自己心灵的方式,我觉得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所以我在此文开篇的时候说,这二十年对于我意味着持续不变且始终如一的生活状态。当这二十年如此过去后,下一个二十年又将如此一样的来。

此文摘录自:马经义著《红楼论稿集》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版

 

作者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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