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这个词，是吴思先生最早创造出来的。他的书——《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也因此一夜之间畅销于大江南北。所谓“潜规则”，就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则。自从吴思先生这样定义之后，“潜规则”这个词就被人们赋予了太多的贬义。

其实我认为，“潜规则”这个词，不仅可以用于历史学研究，还可以用于学术史研究。当然用于学术史研究的潜规则，就不是贬义词，而是中性词了。

红学研究的历史有多长，学术界的看法还不一致。如果从175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算起，到现在已经二百五十多年了。研究一本小说而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其中的根源错综复杂，千丝万缕。从我对红学的了解来看，红学的形成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性、四待、一参与。

所谓两性，是指具有深刻的时代性和超强的现代性。时代性是指《红楼梦》深深地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现代性是指《红楼梦》对现代社会解读的一种切入能力。

所谓四待，是指《红楼梦》永远处于一种待释、待辩、待考、待续的状态。

所谓一参与，是指每一个人在领悟了生命为什么存在的时候，都可以通过《红楼梦》去解读自己的人生意义。

在风云变幻的红学界，“战火硝烟”未曾间断，而这一切也早已成为文人们茶余饭后的高雅谈资。我并非真正的“红楼梦中人”。在冷眼旁观了这些年后，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研究现象。我姑且把它们称为红学研究的“潜规则”。

对于《红楼梦》研究的现状，如果我们选一个词来概括，99%的人会用“见仁见智”。所以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上面的那段精辟的描述，也被红学研究者引用成俗套。

也许正是因为见仁见智，便产生了红学研究的第一个潜规则——当一个研究者抛出一个新的红学观点时，他总会把这个新观点强加在曹雪芹的头上；明明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一心所得，却偏偏要证明这是曹雪芹的有意安排，是曹公艺术化的独具匠心。两百多年来，曹雪芹也怪可怜的，遭受了这么多不白之冤；更要命的是，这份冤屈并没有偃旗息鼓之势，反而随着红学研究队伍的壮大而如同雨后春笋生机盎然。

红学研究的第二个潜规则——就是必须神化曹雪芹。也许这是出于对曹雪芹的尊重。当研究者把《红楼梦》作为透视中国文化的窗口时，他看到的景致其实已经不在《红楼梦》中了。他可能会看见庄子的“一双翅膀”在遨游苍穹，看见孔子的“一颗爱心”在构建和谐，看见老子的“一双慧目”在辩证万物，看见韩非子的“一对冷目”在直面人生。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会满怀欣喜，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曹雪芹不仅是儒学大家，同时还是道学精英，更兼法家天才。久而久之，曹雪芹就从“人”晋升成了“神”。同样要命的是，把曹公摆上神坛也就罢了，还不让他下来，逼着人家装神弄鬼。

红学研究的第三个潜规则——就是《红楼梦》中的人，在必要的时候，经过研究者的述说都可以成为曹雪芹的“化身”或“影子”。关于曹雪芹的史料原本就少，但揭露隐私，又是中国人惯有的文化心理。在现有的资料中，研究者看不到一个清晰的曹雪芹，于是就鬼鬼祟祟钻进大观园，逮住一个就说是曹雪芹变的。不过还好，潇湘馆的那只鹦鹉，还没有被谁说过有曹雪芹的影子。想想，这也太残酷了！把一个好端端的七尺男儿、一个“闻其奇谈娓娓然”的豪爽爷们儿，硬生生地装扮成一个“百变妖后”。

摘录自：马经义著 《红楼文化基因探秘》 四川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