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知我罪我说孔子(下)2
(2020-09-28 13: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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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游戏
从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到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三年时间,孔子在鲁国的地位和威望直线上升,外围齐国跟鲁国已经结盟,关系不错,国内孔子的学生子路任季氏家臣,季桓子对孔子言听计从,《公羊传》说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照这种势头,孔子的仕途应当是一片坦途。
可是没有。
原因是,鲁国的现实问题与孔子的政治主张是相悖的。
当时的社会,普遍非常混乱,根源是君权不彰,主弱臣强,权力不能集中。在鲁国,则主要是“三桓”问题。
对于孔子来说,没有“三桓”、没有季氏的支持,孔子当不了大司寇;但是,做官并不是孔子的终极目的,孔子的政治主张是要恢复礼治,一生也不曾改变过,要实现这一主张,就必须削弱、扼制“三桓”。这就决定了孔子的施政纲领,其实是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游戏。
矛盾的爆发点,史称“隳三都”,就是拆除“三桓”在鲁国的采邑城墙,实质是试图结束“国中国”,结果半途而废,“三桓”反应过来以后,行动很快便以失败告终。
“隳三都”事件,使孔子的政治企图暴露无遗,孔子与季氏、“三桓”之间,就此产生了不可修复的裂痕。
这之后,司马迁的《史记》写得很委婉,说齐国送来女乐,鲁国君臣沉迷女乐,让孔子感到很失望,于是离开鲁国。实际上,女乐可能真有其事,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隳三都”之后,季氏对孔子、子路不再信任,到第二年(公元前497年)春天,举行郊祭大典,按惯例,郊祭完要将祭肉分发给各位官员,但是唯独没有发给孔子,相当于董事长给众人发红包,唯独没总经理的份,总经理不走,更待何时?
季桓子此举,就差没下逐客令了,以孔子在鲁国的地位和名声,已经没办法再呆下去了。
就在这年春天的一个早晨,55岁的孔子,须发已白,驾着一辆马车,带着弟子们,向身后的鲁国都城看了一眼,一声“驾!”,鞭声响起,尘沙飞扬,一个高大的背影,黯然离开了鲁国。
周游列国
孔子这一次离开鲁国,与20年前是大不一样的。
20年前,孔子35岁,意气风发的年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20年后呢?孔子已经55岁,在鲁国已经算是功成名就,突然就这么一切抛开,从头再来,要说没有一点眷恋、没有一点伤感、没有一点彷徨、迷茫,是不可能的。
孔子,一样是人,跟普通人一样。
所不一样的是,无论外在的环境多么恶劣,无论多久,孔子内心的那份坚持从来没有动摇过。
不过,估计孔子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去,会是十四年!一般称为“周游列国”。
一说“周游列国”,相信很多人的脑子里马上会浮现出一驾马车、一众弟子的形象,呼之欲出。
实际上,在历史里,“周游列国”不乏其人,有风光的,也有很惨的。最风光的,要数晋公子重耳,就是后来成就一代霸业的晋文公,重耳跟齐桓、宋襄、楚成、秦穆春秋霸主几位大佬基本上会了个遍,走到哪儿,都是呼风唤雨,那叫一个风光。
孔子呢?
只能属于很惨的一类!
从公元前497年,到公元前484年的十四年时间,孔子东奔西走,跑了很多地儿,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用他,也没人理解,甚至遭人围攻,跟弟子失散过,断过粮,差点饿死,等等,等等,遭了多少罪,没人知道,完全可以用“颠沛流离,四处碰壁”八个字,来形容这一阶段的孔子,老人家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这哪里叫什么“周游”嘛,明明就是“流浪”啊!
讲两个故事。
一个是陈蔡绝粮。
孔子在陈国期间,吴伐陈,孔子一行仓促南逃,准备不足,行到陈蔡中途野地,渔父估计一定是马车坏了,一行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值兵荒马乱,断粮了。
从者饿的饿,病的病,快要不行了,学生们都动摇了,失望到极点。孔子呢?这时的孔子,仍然“弦歌不衰”,弹琴,子路不高兴了,质问老师:“君子亦有穷乎?”难道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吗?孔子的回答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之路,本就艰难,唯其艰难,固守正道,方显君子本色;只有小人,走投无路才会乱来。渔父这是意译,一个人内心强大,才是真正的王者!
在《史记》里,为这个事儿,孔子还跟子路、子贡、颜回三个学生有过专门对话,很传神。其中一句话,渔父认为说得很好。子路的疑问是,我们苦苦追求正道,可是结果为什么却是这般光景呢?子路的疑问,也代表了跟随孔子的大多数学生的疑问。孔子说:“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如果仁者一定会被人信任重用,伯夷、叔齐怎么解释呢?如果智者一定会畅行无阻,王子比干又怎么解释呢?
孔子在这里,其实揭示了一个重大命题:人生于世,是要有追求的,要有价值担当,有追求、有担当的人,就一定会经受种种考验,也就注定不会顺利,困难和挫折,才是常态!
再一个是“丧家狗”。
讲到“丧家狗”,年龄大一些的网友相信不会陌生,当年,鲁迅先生一篇雄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横扫千军,把梁实秋之辈文人,一竿子打了个干干净净,从此就对“丧家狗”没什么好印象。
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丧家狗”这个词儿,最早居然来自孔子,孔子居然是史上第一只“丧家狗”。
孔子一行到郑国,经过郑国东门的时候,跟弟子不知什么原因失散了,孔子只好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郑国东门旁边,等弟子们过来“领人”,来来去去的人看孔子就觉得很奇怪,就有人对子贡说,东门那里有个老头,“累累如丧家之狗”,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老师,子贡找到孔子后,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孔子,孔子听后居然大笑:“然哉!然哉!”是啊!是啊!我太像丧家狗了!
身处窘境,遭人奚落,不是恼羞成怒,而是自嘲、自黑,这就是孔子,又一处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
孔子“丧家狗”的遭遇,让渔父感慨的是:古往今来,身怀异志,报国无门者,可不就是丧家狗吗?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有谁能说自己不是丧家狗呢?
好了,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很多,不再一一去说;有关孔子周游列国的具体时间、路线,同样不再细说,不过大致范围,可以交待一下,主要在卫国、曹国、陈国、郑国、蔡国这一带中原小国活动,晋国、楚国两个大国都没去,前者是孔子不能去,后者是孔子不想去。
问题来了:孔子既然这么有学问,世所公认,别人为什么偏偏不用呢?
一般认为是孔子的学问不切实际,渔父觉得,这个原因不够全面。
孔子一生追求礼治,“礼”确非治国之本,这不假;关键是,孔子的这套学说,触及了各国权臣的根本利益,孔子自己也是因为这点被鲁国赶走的。
那么,对于孔子的这种上下求索、东奔西走的政治苦旅,作为当时的有识之士,又是什么态度呢?
路线之争
不认可。
瞧不上。
道不同不相为谋。
在很多文献的记载里,孔子周游列国,一路上遇到过很多隐者,这些隐者,几乎无一例外,对孔子的鄙夷,远多于同情。
这是为什么?都是有识之士,为什么彼此看不上呢?
过去,人们经常肯定孔子积极入世的精神,而对这些隐者基本上予以否定,一个积极,一个消极,是非立判。这么认识显然过于肤浅。
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一直以来,都有着两派之争。
一派以儒家为代表,强调入世,跟权力合作,叫“上朝廷”。
一派过去以道家为代表,近现代则叫“自由派”,跟权力保持距离,叫“走流沙”。
两派的共识是,都认为天下无道。
但是两派的选择却截然不同。
儒家认为,天下正是因为无道,所以才需要去救世,孔子的名言是:“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而在隐士或自由派的眼里,当权者是不值得同情的,任何跟当权者的合作,都被视为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丧失,避世,最起码,还维护了独立人格的尊严。
这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路线之争,谁对谁错,见仁见智。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的弟子在鲁国立有战功,季氏因此派人迎归孔子,68岁的孔子,终于结束了14年的流浪生涯,回到鲁国。
晚年的孔子,自知时日无多,深居简出,专心于文献编纂工作。
孔子归鲁的第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69岁,孔子的儿子孔鲤去世。
第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70岁,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去世,孔子悲痛欲绝。这时的孔子,夫子、儿子都已去世,很多弟子也大都离他而去,“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当年跟我一起经历过陈蔡之厄的人,都不在门下了!当年门下弟子众多,师生应对的盛景,已经不再,孔子抚门而叹。
第五年(公元前480年),孔子72岁,卫国政变,子路被杀的消息传来,孔子痛不欲生,就此一病不起。
第六年(公元前479年),子贡见孔子,七日后,鲁哀公十六年周历二月十一日(即4月11日),孔子去世,享年73岁。
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自发为其守墓三年,子贡独守六年,从墓而居者上百,得名“孔里”。
文化巨人
孔子的一生,幼年丧父,少年丧母,老年丧子,出身贫贱,敏而好学,诲人不倦,一生奔波困厄,始终痴心不改。这是渔父对孔子一生的归纳总结。
孔子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名闻天下,曾有人问他是不是圣人,孔子自己的回答是:“曰圣与仁,则吾岂敢?”
那么到底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呢?
客观而论,渔父认为,孔子既不是圣人,更不是历史罪人,而是一位有思想、有追求、有贡献的文化巨人!
他是好学之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他的座右铭,“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是孔子的自评。
他是积极、乐观之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他是谦和仁爱之人。“温、良、恭、俭、让”是夫子之德。
他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人。他认同“富与贵,人之所欲”,坚持“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
他是坚守大道之人。一生以天下为己任,四处奔走,不抛弃,不放弃。
他是谨守原则和底线之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他是了不起的文化继承者和传播者。收集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修《诗》、 《书》、《礼》、《易》、《乐》、《春秋》,教育弟子无数,使中华文化得以传承。
……
在孔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抗争精神,身处困境逆境而不改其志的乐观精神,等等,等等。
文化巨人,实至名归。
那么,难道孔子没有问题吗?
孔子的问题
当然有!
不过在讲之前,我们先来给孔子留给我们的遗产排个序。
如果,将孔子的思想、实践、成果作个排序的话,渔父认为,应当是这样一个顺序:
第一位,是文化奖,传承文化,贡献巨大。
第二位,教育奖,一生教书育人,开创一个学派。
第三位,道德奖,强大人格精神魅力,不可磨灭。
第四位,治国实践,一般般。
第五位,学问思想,半是精华半糟粕。
第一到第三,相信没有争议。
先说第四。
以治国的智慧和实践看,孔子的表现其实一般般,跟管仲比,差得太远,“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是管仲的名言,先解决人民的温饱和富足问题,再论其它,这是管仲的治国总纲。而鲁国出身的孔子,以礼治国,重义轻利,对经济不太感兴趣,治国乏善可陈。
关键是第五——学问思想。
孔子一生孜孜孜以求,毕生以恢复周礼为志向,所以孔子的思想,本质上是等级思想,是以维护君主道统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而恰恰,很多人对这一关键的一点认识不清,仍然将《论语》当作圣经来解读,误人不浅,就像一位女先生说的那样:一百年了,没有长进。
再有,孔子的思想,属于道德范畴,记得渔父讲老子的时候说过,渔父对道德话题从来不感兴趣,为什么?
因为你跟统治者谈道德,是与虎谋皮;你跟百姓谈道德,一定会被统治者利用,成为愚民的工具。
所以,真正的思想家,只会教训统治者,不会教训人民。
孔子的悲剧
345年后,董生上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孔子走上神坛,高高在上,俯瞰众生,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教主。
孔子成神以后,儒家思想跟权力结合,发生可怕的演化和异化,变成了吃人的礼教,成了愚民的工具,孔子也就不再可亲、可敬,而变得面目可憎、可恨。
朱熹说“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实际却正相反。
神化有多高,妖魔化就有多严重,无论神化,还是妖魔化,都是糟践他老人家,都是对他的不敬。
这是真实孔子的悲剧,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