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变形记(修订版）

于坚

韩东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知青变形记》，与他以往的写作不同，读者在这里看见一个陌生的韩东。

这是一部其貌不扬然而出神入化的小说，具有非凡的魅力。

当当代小说纷纷祛魅，在罗布·格利耶或者博尔赫斯的指引下越来越雷同的时候，韩东却创造力旺盛，这位写了三十年的作家如今野心勃勃，他正越过那堆缺乏灵魂的小说，为读者扮演起巫师的角色。

这篇小说写得很自然，仿佛是自己生长出来的，仿佛那个地方自己讲出了这个故事。而其实这都是作者精心营构的结果。与韩东以往的小说不同，这篇小说土巴巴的，粗心的读者会以为它是所谓的乡土小说或者知青小说，而实际上这个小说已经超越了它们。英雄主义的、青春无悔的知青在这里的荡然无存，读者看到的只是一群被人生推来搡去，面目模糊、逆来顺受的小人物，主角罗晓飞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性格，始终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而他正在经历着对于任何人的人生都可谓残酷的命运。他被同伴无可奈何地（迫于暴力）陷害，被捕，逃走，顶替一个死人，在死者的名义下复活，在名不副实中过着名副其实的生活。

韩东成功地模仿了某种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经典语言，非常老道（当代文学其实只在这方面曾经创造过经典）甚至更有力量，他为这种泥巴味的语言注入了轻微的幽默感（不是后现代的解构。）但它绝不是乡土小说，它也不是韩东一向擅长的那种小说，它是什么呢，我说不上来，这是一个作者相对于自己的独创，一切都是似是而非，深具历史感而又很难被严格的现实主义检验。现实主义这把尺子插不进去，因为小说创造的一切细节都是自足自在的，超现实的、荒唐不经，但是自圆其说。

更像是一个梦，充篇梦话，这是戏剧性的语言和细节造成的，而不是故事。故事似乎是现实主义的，常见的。清醒的梦话，正是在说梦般的氛围里，小说超越了现实，这是一个隐秘的变形。

我望文生义，由标题中的变形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而其实毫不相干，韩东一心一意要创造的是一种中国小说，这篇小说是对二十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小说一味模仿西方现代小说的潮流的一个反动，这种反动通常以所谓乡土小说为帜，而韩东超越了这种无力的反动，他创造一种新的小说。这篇小说为翻译提供了难度，它几乎是无法翻译的，因为它混沌而微妙，具有招魂的魅力而不是像通常的小说暗藏着解释历史或现实的动机。

与主角罗晓飞暧昧的性格不同，福爷爷、礼九这些形象非常鲜明、寥寥几笔，已经跃然纸上。礼九，他与闺女的关系如此暧昧，这是牛或者一个女人？其实每个人与它的关系都很暧昧，这也是一种爱情。一个男人和一头母牛，名不副实但名副其实的爱情。它似乎是某种潜意识的象征。许多人物、细节写得非常有力量，韩东只是点到为止，并不故意刻画，他似乎没有故意刻画什么，包括小说的主角，那个被迫的冒名顶替者，他是被迫的吗，但细节似乎告诉我们，他一直在半推半就。韩东只说出冰山露出的部分，其它深植于读者的潜意识和历史经验中，它需要读者自己去完成。

这是一段暴力时代的传奇。在不正常的社会中，任何故事都是传奇。于是处理这类材料的时候，如何抵抗传奇的诱惑是对作者的考验，因为传奇太容易了，而发现隐藏在传奇后面的那个自然、正常的世界才是真正的智慧。

这篇小说关注的是人如何在荒诞中存在，荒诞是一个境遇，而不是所谓逆境。人生有逆境吗？所谓“顺境”其实就是名不副实，阳奉阴违。人只有在“逆境”中才可能名副其实，因此“逆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存在本身。罗晓飞在成为为国之前是名不副实的罗晓飞，流放乡村、易地而居，强迫性地使他名不副实，大许对他的陷害同样是名不副实。但是在他被迫冒名顶替为国而得以逃脱名不副实的罪，名不副实地代替为国成为继芳的丈夫之后，他反而在名不副实中名副其实了。从名不副实的存在回到名副其实的存在，这种“回到”是被迫的，然而“回到”了。仿佛阴阳相生，而其外在形式总是阳奉阴违，阴违阳奉。阳则有名，阴则无名。阴则生，阳则死。死亡与重生的是名份，体验着生命之欢愉与残忍的是肉体。在名分上，知青罗晓飞已经不存在了，但在肉体上，他却真实地存在。只有在另一个名分下，或者说在一种被压迫着的他者（福爷爷、为国、继芳、大范村）的语言和世界观中他才存在。阳奉阴违，这是我们时代的一种集体处境，这是一个存在方式，与名副其实的存在比起来，它在体验上的丰富与复杂，无奈或者愤怒、喜悦或温馨上并没有区别。

小说讲述的故事可谓残酷。但在韩东的笔下这个故事却讲得充满温馨和无奈感。只能无奈，没有其他，无奈也就不是无奈，无奈，只是对生活的一种体会方式，或者风格了。暴力没有被过分地夸张和仇视，暴力仿佛也是温馨的，可以接受的，必须的。荒诞乃是存在的自然本性而不是一个批判对象，这是韩东抵达的深度。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谈到历史的时候将其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短时段就是新闻、事件、中时段是时代，而长时段是日复一日重复而绝不标新立异的自然、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当代小说甚嚣尘上的是中时段、短时段。曾经流行的乡土小说、知青小说可以说基本上都是时代性的东西。人们在急功近利的时代中几乎都丧失了体会隐秘不显的长时段的能力，而在正常的情况下，作家对长时段的探究却是小说的基本方向，比如在契诃夫、普鲁斯特、纳博科夫那里。

这也许是韩东最具历史感的小说，历史感，我不是说韩东解释了历史，而是韩东在处理历史的时候超越了历史，为我们揭示了某种暗藏在历史下面的日复一日的枢纽。而这个枢纽对任何一种历史来说，都是非历史的。我一向对所谓“没有剥削者的社会”或者“民主的、非暴力”的社会持怀疑态度，我不是在道德的立场上怀疑它，毫无疑问地政治正确，我怀疑的是，亘古的黑暗一旦烟消云散，独自存在的光明是否会感到无聊。一个只有酒神、只有阳极的世界是可能的吗？人们越来越说得头头是道，而现实却越来越远。当代东欧文学的迷惘、失落大约也是来自早年对暴力的判断，太愤怒了，太愤怒了，这使得那些愤怒最终扑空。

韩东虽然一再把自己的创作说得若无其事，而我认为他是当代中国最具责任感和思想性的作家。《知青变形记》是当代中国小说的一个高度。我的意思是，请那些批评当代中国作家没有思想的饶舌者们闭上你的乌鸦嘴。

2010年6月2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