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这篇小文之前，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大约在3000年前，一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五十多岁老人，在湖湘大地的田间泽畔，徘徊行吟。理想幻灭，报国无门，悲奋而发于诗，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史诗《离骚》等巨著，最后自沉汩罗。这位老人就是一代诗宗屈原。现在怀想起来，生活游离，辗转湘沅，这种境地并非自己所想所愿，是谓可怜；在这种游离而又理想无可寄托的遭遇中，创作出千古名篇，是谓“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悲奋而发于诗。这不能不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幸事。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老人悲愤难捱，自沉岳阳汨罗江，终年约62岁。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由此和岳阳扯上了说不清的关系。

    这次流放在中国文学史上太重要了。弯起手指算一算，屈原在江南游离的时间大约11年，在汨罗江北岸的南阳里、玉笥山居住9年，创作出了《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等伟大诗篇。屈原投江自尽的地点，选择了一条小河汨罗江。岳阳人怀念岳阳，不只是为屈原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感动，更是因为他这纵身一跃，成就了浩瀚诗海的源头，被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誉为“蓝墨水的上游”―― 汨罗江。

    由富庶中原南下，渡过长江，进入的是古称三苗之地的湖湘大地。作为湖南人，一直为湖南深厚的人文底蕴而自喜。近来看杂书，却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由古至今，湖南似乎总是和一个“蛮”字结合在一起。夏朝时，湖南属三苗之地，三苗国消失后，叫做“荆蛮”，史称“扬越之地”。现在的广东简称粤，可能就是“扬越”的“越”演变而来，亦即是蛮族人的一支。也就是说，湖广之地，加上广东，统统称之为南蛮。公元8年，王莽篡位自立为帝建“新朝”，长沙国改名“填蛮郡”。司马迁在讲到蛮族时，使用了荆蛮和楚蛮两个名词。楚蛮大概就是指我们这些湖南人了吧！

    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历史上的湖南从来没有占据过显要的位置，因为远离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属于山高路远的蛮荒之地。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曾这样评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晚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到了现代，人们分析湖南人的精神特征时，认为“霸蛮”是湖南人性格中最重要的特征。霸蛮是湖南方言，硬来的意思。不管怎样，总之从古到今，湖南这个地方是蛮荒之地，而化外之民，也就是文人笔下的南蛮了。

    在屈原的笔下，也随处可见这种原始野性的蛮文化。在服饰上，“被薜荔带女罗”，这是楚人显著的衣着特征。“信鬼而好祠”，和楚人崇敬鬼神的传统一致。江南的自然环境，如屈原所述，“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芷”、“沅有芷兮醴有兰”、“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赋予了诗人创作的自然载体。在诗人的笔下，江南平凡无奇的景物和风俗，一一成为瑰丽的诗句，被人传颂。

    几千年被称为蛮荒之地，居然产生了极为灿烂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岳阳这座小城，由此产生或者因岳阳而产生的人文遗产，几乎都是坐标式或者标杆式的，这在中国的一个城市来说确实少有。

    自屈子以下，一代诗圣杜甫，拖着病残的身体，怀着对屈原的景仰，瞻仰“屈原祠”，登临岳阳楼，写下了著名的诗篇《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首诗是作者在大历三年(768)携家眷自夔州出峡后，暮冬流寓岳州所作，诗中写景状物气魄宏大，表达了对家国多难而不能抑压的悲哀，可谓杜甫沉雄悲壮诗风的代表作。不久，杜老先生也病死在岳阳的平江县。你看，一个是中国的“诗宗”，一个是中国“诗圣”，死难的地方不约而同选择了岳阳这块地方。也许，人无法去选择死亡的地方，但我想却可以选择殉难的地方。到底岳阳这片土地的给了诗人心灵什么样的暗示？一定是有什么元素在这其中发挥作用，也许是独特的山川地貌，也许是江南的奇花异草对心灵的暗示，亦或是三苗之地独有的人情风俗，不得而知。

    接踵而至的，还有李白、韩愈、白居易、孟浩然、陆游、欧阳修等著名的诗人，每一个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振聋发聩的人物！他们来到岳阳吟诗作赋，流连山水，留下了许多动人的篇章。

    而真正让岳阳名闻天下的，却是宋代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岳阳楼记可谓是范仲淹毕生思想积淀的集大成之作。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了中国人忧国忧民情怀的最好寄托和表述，这种忧乐情怀由此也上升到国家思想。这和屈原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表达出来的忧患意识和求索精神一脉贯通。概括起来就是“先忧后乐，上下求索”精神，构成了岳阳精神的两大内核。这两种精神，在岳阳这块土地上作育出来，是岳阳对中国文明的贡献，成为国人精神追求的指路明灯，可称之为精神的坐标，追求的标杆。

    一方面是远离中原的落后，一方面却人文荟萃。这似乎是一对悖论。钱基博先生做了这样的解释：“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含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已，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钱老先生用一句话来概括：盖地理使之然也。我想，这地理因素，一是因为地处蛮荒之地，所以人性顽劣；二是山川阻隔，所以独立；三是因前两点，从而产生中国文学史上独有的贬谪流放文化。

    数一数就知道，历史上有多少官宦遭到贬谪流放于巴陵！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迁客骚人，多会于此”，所谓迁客，就是那些受贬谪的官员，骚人，就是写文章的文人墨客。这说明在岳阳的历史上，贬官文化在宋代之前已然有之。托老范写这篇文章的滕子京，本身就是一个贬官，到岳阳后，经过一年时间，就做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重修并扩建了岳阳楼。滕子京嘱托好朋友老范写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亦为自己重修岳阳楼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老范没有到过岳阳，只是根据滕子京一幅画图，就写出了这篇好文章。因此，岳阳楼记更多的是表达范仲淹的人文理想，表达一种“处江湖之远”，却不肯独善其身，仍然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在此之前，最大最有名气的迁客，当然是屈原。跟着就应该是唐代的张说了。我读到的关于岳阳的诗词，最多的就是张说。张说是初唐与盛唐之交的文坛领袖，号称是“燕许大手笔”，“朝廷重要文诰，多出其手”，唐睿宗时期做过宰相，可谓位高权重，最后却贬为岳州刺史。贬官岳州后，“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也就是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张说在岳阳的几年里，写了百多首诗，自编为《岳阳集》，最出名的是《送梁六自洞庭山》：“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水共悠悠。”几十年后的乾元二年，流放夜郎的李白行至巫山，遇大赦放还，重游巴陵，写下了非常有名的《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这刑部侍郎李晔是谁？诗题中已说了，是李白的族叔。李晔这时候贬官到岭南边远地区担任县尉，南下刚好经过岳州，顺便来看看李白，而曾任“中书舍人”的贾至（题中“中书贾舍人至”）也是贬官到岳州任司马，三人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可谓是贬官的一次小聚会，相约同游洞庭湖。这真是一件好玩的事，三人之中，有两人是遭贬，只有李白好点，流放后刚刚遇赦了，心情自然好些，竟有些意气风发，于是写下“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等一组五首的七绝记述其事。李白写岳阳的名句还有《游洞庭》：“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李白之后的刘禹锡也是被贬南荒，多次到岳阳，写下了“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更是写洞庭和君山的名篇。

    (接着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