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本草男孩》论坛--茶余饭后    作者：Kevin）

    最近在网易看到6月20日的一则报道（文章注明是来源于《环球时报》），“韩国韩医协会18日称，世界卫生组织(WHO)选择了韩国的针灸穴位位置作为国际标准，而没有选择中国和日本。”虽然在文章最后也提出，“不过，朴成泰同时认为：韩国韩医协会之所以提出“超过中国，证明了韩医学的优秀性”的说法，是因为受到了中国之前在2006年10月所说的“中医学的标准被选为标准方案”的刺激。最后文章认为韩国韩医协会是出于和中国进行自尊心之战而提出了“和事实有很大出入的”说法。”这则新闻的出台还是引起了国内广大反响。上上下下是一片声讨之声。

    这些年好像这样的事情挺多，我没有细查，但估计网友们多少都知道一些。

    我不是愤青，也不想当愤青，所以想从其它角度冷静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纵观中医药的发展历史。长期以来，中医药都是大大的领先于世界医学的前列。基于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而且是长期统一集权统治下的文明古国。中医药有着很好的发展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医药得到了长足而快速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你很少看到有大面积的瘟疫流行，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案例。如果不信，你再看看西欧。

    公元165—180 年间（大概在我国的三国时代早期，Kevin按），在罗马帝国时期发生了一场非常厉害的黑死病瘟疫———那时候罗马是安东尼称帝，史书称之为“安东尼时期黑死病”———瘟疫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导致了罗马帝国本土1／3的人口死亡。很快，过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到了公元211～266 年间，罗马又遭到第二次传染病的大袭击。这两次瘟疫横行之后，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罗马帝国就衰落下去了。这便造成了西方文明史上又一次重大的改变。到了公元1347 —1351 年间（大概在我国元代，Kevin按），也就是中世纪发生的那次大瘟疫就更不得了了，整个西欧范围内蔓延黑死病，许多地方1／3到 l ／ 2 的人口都没有了。（摘自丁学良《几次大瘟疫改变西方文明史》人民网）

    这个鲜明的对比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医药发达程度。

但是，不可否认由于长期的繁荣与发达，造成了我们与世界的交流更多的是我们的科技的输出，而不是吸纳（估计能吸纳的也不多）。受到这种现象影响的不只是医药，在所有的方面都有这种现象。

    错综复杂的经历使得我们的科技及医药发展走上了一种“自由、自主”的道路。

    在这里不得不说到我们所谓的“明君”统治。长期以来的皇权统治造成人民有一种对“明君”的独特依赖。大家在世道不好时总是希望上天送来一个“明君”带领大家创造新生活。哪怕是现在，人们还有这种思想。最有力的证据是前些时候的“清朝宫廷剧热”。其实在我们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事”时，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远比，出个把两个“好”皇帝伟大。“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人民群众第一次可以直接参与到推动社会进步的洪流中来。社会推动力直接变成了社会的需求，而不是皇帝的个人意志。用现在管理学的观点就是“鸡蛋分在了不同的篮子里”，社会发展的风险分散了，由皇帝本人，分散到更大的社会领域。而在中国古代，皇帝的需求就等同于社会需求，皇帝不需要的东西就不可能发展，同时皇帝的需求满足了，科技的发展也就到头了。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我们的“四大发明”，都停留在原始的发明状态，直到清朝，都没有什么大变化。

    而我们的中医药在这种环境下的发展中开始失去很多机会。

    大家所知道的“天花”的治疗最早在我国的宋朝真宗时期（998—1022）就已经采用接种人痘——即将轻症天花病人脓疤中的浆液（简称痘浆）接种于健康人的方法来预防天花。通过经济文化的交流，种“人痘”的方法传到了欧洲，但又由于用“人痘”治疗有一定危险性，所以在欧洲没有广泛实行。

中国古代接种人痘图（网图）

    1796年，英国医师爱德华·詹纳（Edwar Jenner 1749—1823）（也有说是琴纳）发现了牛痘可以更加安全的治疗“天花”，至此“天花”有了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最终，在对牛痘的研究基础上逐步产生成了现在的“免疫学”。

    作为“外科学”，大家一直以为是西医的范畴，但是我们的历史上也有华佗（约公元145—208）发明“麻沸散”用于他的“手术”治疗的记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中放弃了很多很好的发展机会。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医药不适合治疗“急重”病症。我觉得这个提法很不科学，难道过去我们没有“急重”的病人吗？过去的我们的“急重”的病人都无法治疗吗？我看事实不会是这样吧？

所以，中医药发展到今天的状况，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造成的。是可能关系到文化、传统、经济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综合造成的。

    我一直认为，环境非常重要，它决定了中医药的生存状态。

长久以来中医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成长。交流不多，沟通不灵。对于同一个病症，可能不同的中医都有不同的看法，这种状况就像我国历史的六国时代，群雄争霸。从现象看，根源都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可以共同讨论和研究的平台-----标准。没有标准，大家只有各自为政。没有标准，受损的是整个行业。没有标准，整个行业只能靠天吃饭，盼望着上天将一个全能的“圣人”拯救这个世界。

    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发展差异恰恰正是体现在这里。西医的教程每隔几年都会有修改，新的被证实的理论会被加到教材中，而过去认识错误的都会被更正。在西医的教材中，你找不到他们曾经用水银治疗性病的记载，虽然过去这种治疗方法非常流行。而中医药的学术交流相对有限，学术的活跃程度不高，教材更新也不是很及时。西方用“专利”很好地解决了发明人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利益问题，而直到现在，中医的“秘方”还是大家经常谈论的问题。因为中医药治疗比较廉价和方便，市场中的各经济环节认为利润不多，所以目前医院的治疗多使用西药或中成药。

    说到这里，我们的中医药发展好像应该先解决市场经济的接轨问题，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同时加快我们的标准制定工作。只有这样我们的标准才能有丰饶的生存土壤，才能顺应现在的经济环境。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个社会里是“标准”的社会。没有标准，社会的发展就无所适从，发展就没有轨迹，也无法预测。但是空谈标准，又是空中楼阁，根基不稳。所以在我们对韩医针灸抢先成为世界标准时应少一点抱怨，多一点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