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伯谦的问题始终是聚讼不已的一桩公案。自方伯谦在甲午战争中以“临阵退缩”的罪名在军中被正法后，就不断地出现为其鸣冤翻案的声音，据说还一度得到了旧海军界与当今福州地方文史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作为有关大是大非的一个问题，史学界及历史爱好者们对方伯谦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也进行了广泛充分的讨论，则多持对方伯谦否定的看法。由此形成的两派极端的观点，大约可称之为“挺方派”（或称“翻案派”）与“倒方派”（或称“反翻案派”）。
“挺方派”的一个所谓依据就是方伯谦的“血衣”，其经常引用的郑练简《方伯谦血衣亲见记》一文中有如下的记述：
“本人在1936年秋间，带领本班全体同学，由马尾海军学校去南京海军部报到，途经上海，在上海海军联欢社（当时在卢家湾吕班路）休息两天去南京。休息期间，当时海军联欢社管理员黄道源、办事员杨树滋带我们全班同学去参观该社的甲午、甲申两战役的历史陈列室。在甲午中日海战的陈列室中，陈列有一套方伯谦当时指挥作战中血溅的军衣。他们介绍说：‘这套血军衣是济远方管带在指挥台指挥督战中被站立在他身旁的大副沈寿昌的脑浆鲜血所沾的。’这件血衣的陈列足可证明当时方伯谦管带并没有临阵畏缩，是英勇善战的。”
类似的记述还出自马尾海校其他各届的几位毕业生。主张翻案最力的方俪祥女士（方伯谦的侄孙女）对郑练简等人的说法是相当认可的，她于2002年10月3日到上海重庆南路182号上海海军联欢社旧址作故地重游，还回忆其幼年时在海军联欢社游玩的情形。（据来自上海的网友介绍，重庆南路即以前的吕班路，曾属法租界。）
其实稍作理性思考就可以知道，所谓“血衣”并不能算得什么有效的物证，且不说一件沾血的军衣会特意保留下来未免令人匪夷所思，即使这件“血衣”真的为沈寿昌的脑血所沾，充其量也只能证明在沈阵亡时方在场，并不能说明方在整个丰岛海战中的作为，更不能为以后黄海大战时方的脱逃开罪。“血衣”无论真实与否都难以说明任何具体的问题，充其量反映了战争的残酷与人世的无常而已。上海海军联欢社在甲午中日海战的陈列室中陈列“血衣”其实也可以作不同的解读而理解为是一种警示教育（特别是按照另外一种说法，所谓“血衣”是方被行刑时的“杀头衣”）。
对于这样一个本来简单明白的事情，网上主要由业余爱好者组成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会”（以下简称“海研会”）的某些人士却随对手起舞，也提出了所谓“继续追查方伯谦的血衣”的问题。大概由于倒方之心太切的缘故，某些海研会人士对有关“血衣”的人和事只想着痛快地一概抹杀，以证明其伪，于是不惜罔顾事实，乃至于恶意诋毁他人人格，涉及到郑练简所述事件的可信性与1937 年之前上海海军联欢社是否存在等问题。
二
首先看郑练简所述事件的可信性。某海研会人士指称郑练简“于海校未毕业前就被开革，违反基本军人纪律，在教育阶段就不合格”，且影射其抗战时进入伪机构做了汉奸，似乎这样的人所说的话根本就不可信了。且郑于1936年6月被开革，则其不可能于是年秋季带领全班同学去南京报道。那么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
郑练简出身于海军世家，其父乃郑滋樨海军中将，他的妻子则是林则徐的五世孙女、陈兆锵的侄外孙女。郑练简就读于马尾海军学校第四期轮机班，全班33人，郑练简为小队长（即班长）。1936年6月10日是轮四班结业的前一天，晚九时军委会派任海校训育主任的周宪章突然召集点名，轮四班学生因聚餐才回，雨中不肯出外列队（其中3人已外出带领新生）。校方认定学生违规，校长李孟斌决定将学生各记大过一次，周宪章则决定予以开除，两人各自上报。6月20日，在学校教官及亲友的资助下，郑练简率全班30名同学乘轮赴上海转南京，为处分事向海军部请愿，这就是郑练简文章中提到的“由马尾海军学校去南京海军部报到”一事。7月11日，陈绍宽部长接见了请愿学生，说明退学系军委会命令，难以收回。同日，校长李孟斌电海部引咎辞职。此前，萨镇冰上将于7月8日由福州亲往南京，代学生向陈部长陈情。11月3日，海军部批复：30名学生开革，校长李孟斌记大过一次，报军委会备案。在海军部正式作出开革决定后不久，郑练简以作为小队长无法调动同学，但本人已到场情事补发了毕业证书。海校轮四班学生全体开革一事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很显然是有关势力角逐海军领导权的一个事例，学生们固然有差错也不至于应受这般重惩，如此主事者哪有半点为国育才与爱惜人才之心？！某海研会人士在今日还作出“违反基本军人纪律”、“在教育阶段就不合格”的判词，比当年狂悖不仁的周训育主任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郑练简后来的经历，某海研会人士引用的资料显示：“上海沦陷时，郑练简正离开福州海军学校转往建设厅工作。”“抗战初期进入公路系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福建省交通厅公路局总工程师。”但不知怎么就被微言大义地概括成为“运动关系去了公路部门，在沦陷区的交通部门工作”。
郑练简关于方伯谦“血衣”及方伯谦评价的观点可以商榷，但他所述的在上海海军联欢社的见闻却不该如此轻易地被否认。抹黑郑练简，先废其人再废其言，这样的手段似乎更算不得高明了。
三
其次看1937 年之前上海海军联欢社是否存在。某海研会人士号称在1998年编修的《卢湾区志》上发现了重要史料可证明“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卢家湾吕班路上没有海军联欢社”，则似乎可证明郑练简所述不实，方俪祥“故地重游”就更是瞎说了。这个“重要史料”是《卢湾区志》第二十四编“军事”第一章“武装”第二节“军事机构”里的这样一条记录：
“海军联欢社
1945年设海军联欢社于重庆南路182号，于是1945年前就不会有海军联欢社；《卢湾区志》中没有记载，于是上个世纪30年代卢家湾吕班路上就没有海军联欢社——这大约就是他们的逻辑。某海研会人士甚至进而坚称1945年前全国的海军联欢社只有马尾、北平二处。
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海军最重要的基地之一，从常识而论就可知不会没有海军联谊机构。随手检索一下资料，不仅1937 年之前上海海军联欢社的记载不胜枚举，其他如广州、烟台甚至闽东小县连江也都曾设有规模不等的海军联欢社。《卢湾区志》所谓1945年云云其实极有可能就是抗战胜利复员后在日占时期已改作他用的旧址上重新开张的。而且海军联欢社只是一个文化休闲机构，设立于法租界并非不可能，《卢湾区志》将其列入“军事机构”则根本就不合体例。
博友桑雨女士的博客中登载有其父林萱治先生（曾任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回忆录遗稿，叙述抗战前在上海上学读书的情形，其中对上海海军联欢社有一段鲜活的描述：
“父亲每到星期日就带我至上海法租界二姑婆家，全家人都喜欢我。表弟沈赐就取出杭州笕桥中央空军军官学校毕业生的通讯册给我欣赏，我慢慢地看他们的简历，从第一期开始到第五、六期。每周只能阅一期。而且每次来，表弟总要引导我往上海中国海军联欢社游玩。看到类似展览室的、装饰华丽的大厅里，挂满了从北洋海军至民国海军各届海军总长或总司令特大型相片，金线制作的高帽子、臂章、授带；总长先生一般都留着胡子，手中紧握着配有外壳的指挥刀，胸前挂着金色胸章，如现在尚能看到的云南蔡锷将军的戎装照片一样，多么威风！尔后，表弟就请我喝咖啡、吃糕点。一面吃，一面闲谈。海军军官们自由自在地进进出出。”
太多的线索能够证明1937年之前上海海军联欢社的存在。虽然限于见闻所及，尚未发现有关1937年之前上海海军联欢社的官方文档、新闻报道、照片等当年的实物资料，若有心寻求应该不难得到进一步的佐证。
1937年之前上海海军联欢社是否存在，海研会某些人士假设大胆，求证更大胆，其间缺乏必要的存疑态度与自省意识，他们爱重自己的观点胜过爱重事实，这样与“主炮晾衣”、“军舰养狗”论者又有何异呢。
我不禁也要继续追问：1937年之前的上海海军联欢社在哪里？历史问题讨论中的基本规范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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