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之缘
昨天上班，两位同事先后对我说，朱厚老昨天去了。急急上网搜看有关消息，不见官方报道，只有许多民间自发的悼念。有一些帖子打不开，有一些被删了。据说是各网奉有司之命而为。
朱先生当过大官，本来与我辈小民没有什么关系，但他偏偏与我大学的老师翟时雨先生是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的校友，翟老师在课堂说：“我的同学都做中宣部长了。”我们在下面互相问，他说的是谁？谁是中宣部长？后来他的确与我们有关系了，因为不再学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了，图书馆已经下架的西方文学名著又上架了。一年多后，发生了一些事，他随着将他从贵州调到北京的人一起下台了，他们罪名是“反自由化不力”，是“自由化的保护伞”。又过了十来年，领导命我与同事赴黄果树采访正在那里参加石灰岩研究会的他，通过他的秘书表达了我们的意愿，不久秘书回复说：“首长说在本省不便抛头露面。”我想他可能也身不由己。我们在寂静的黄果树宾馆听了一夜的水声，第二天就回贵阳了。以后只偶尔在报纸上见到他的行踪，出席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发表谈话。
二〇〇八年秋朱厚泽夫妇在黔东南侗寨
二〇〇二年，我与几位师友选编《贵州读本》，朱先生的朋友刘老师送来他致友人的信件，题曰《山之骨》，其中有“世俗缺钙，而贵州多山，钙，山之骨也，向为吾辈所珍”等语，我们都很高兴，说是山民气骨的代表，决定用。不久刘老师又说他曾荐此稿在省党报刊登，一位来黔视察的大领导见到后，说朱某在贵州还有影响嘛，省委领导被吓坏了，急命省党报社长写检讨，所以建议不用了，免得惹麻烦。主编钱理群先生也喜欢此文，但听了刘老师的话后也很犹豫。我们几个年轻人坚决要用，甚至说连这样的散文都不敢用，这本书还会有什么价值。钱老师说，我不是怕，我可以一走了之，我怕的是连累你们。我们说不怕，老钱说你们不怕就用。一篇书信、一篇散文引出这样的故事，思想解放先驱朱先生怎么都想不到吧。
第一次见到朱先生，是二〇〇七年，他来参加贵州大学校庆，邀了一群老人来文史馆见面，我也参加了老人们的聚谈。朱先生头发花白，身体健壮，一口贵州话很有感染力，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吃饭给他敬酒时说到翟时雨先生，他说不记得了，肯定不与他同班。后来他来敬酒，对我说：“请你一定代我向你的老师问好。”十月回母校参加同学会，我将他的问候向翟老师转达了。翟老师说朱先生不与他同系，年级也比他低，当然认不得，但朱很活跃，是学运领袖，所以他认识朱而朱不认识他。翟老师让我代为致候，我答应了，但心想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见到朱先生。没想到第二年又见到了，文史馆邀请“二厚”——朱厚泽、李泽厚——来讲学，我将老师的问候带到了。
朱厚泽摄影作品《根》
这次聆听了两位先生的演讲以及与黔中学者、学子的论辩、问答，是我一生中的幸事。后几日与同事数人陪同朱先生夫妇、李先生夫妇赴安顺、黔东南游历。去黔东南时，两位先生与我们同一辆大车，我们东问西问，两老不以为忤，有时是正答，有时是歪答，笑声满车。我们问朱先生从贵州调往北京的经过，中央派胡启立来找他谈话，他说他长于做事，拙于动嘴，建议中央改用福建项南，胡启立说福建发生了晋江假药案，项南不合适，中央已经决定调他了。他也只得服从，他当时是最年轻的省委书记。省委同事说他做京官了，要请客，他说你们明明知道我在往火坑里跳，还幸灾乐祸。我们又问两年后那场事变的真相，他正要说，车子停了，抬头看，黔东南州委的人来迎。朱先生笑问：“是请他们上来呢还是我下去？”李泽厚先生说：“还用问，朱部长下去。”朱先生笑笑说：“又要牺牲我了。”然后下车。此后再无机会听他说旧事了。
说实话，我对朱先生知道很少，以前只知道他当部长时提倡宽容、宽厚、宽松，大得人心，人称“三宽部长”，他下台后，仍然保持了完美的人格，保持了思想的锋芒，获得知识分子的敬重；建国后的的历任中宣部长中，他的任职时间最短，只有一年又七月，却是声望最高的一个。九十年代初，吾师适斋先生出差外省，在火车上与邻座攀谈，邻座得知他是贵州人后说：“哦，朱厚泽的家乡人。朱厚泽，了不起！”在网上搜读他的文章、谈话，真是佩服他的真知灼见，更佩服他的勇气。想引用一两段，但怕连累本文被删，只好作罢。他不是纯粹的学者，又生长于边鄙贫穷的贵州，做过地方大吏，又做过京官，对国情尤其是对现行体制的的认识最深刻，所以他的观点、见解更有实际意义。看到网上一片痛悼之声，可知他在思想、学术界的巨大影响。调他去的人曾说：“想不到我会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想不到我下来后还会有这样的好名声。”朱先生也是，虽然他的职位比前者低得多，但影响同样非同小可。
回来的路上，朱先生送我们每人一张名片，说欢迎我们进京时去他家做客。上书“退休金领取者朱厚泽、熊振群”及家庭驻地、电话号码。写作此稿时，我想找这张名片来看看，但总找不见，不知夹在那本书里了。其实也用不着了，朱先生已经不住在北京某街某号，而是移居天堂了。（插图是同事诸人与朱老夫妇合影）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一日
朱厚泽摄影作品《路》
五月二十一日，朱先生家人遵其遗嘱，将他的骨灰送回织金老家安葬，途径贵阳，在景云山殡仪馆小厝，接受亲朋故旧的吊唁。我与何、胡、薛、郭几个“粉丝”驱车赴龙洞堡机场迎接，然后又同送至景云山。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吊唁厅门口排成横列，每人手上拿一张字纸，连成横标，曰“迎接山之骨厚泽回家”。厅里反复播放关牧村演唱的《多情的土地》，深沉的女中音在回荡。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念生平事迹，人们三三两两地前来行礼、献花，很多人含泪而去。《贵州都市报》以“厚泽回家”为题，用两版的篇幅刊发了朱老的旧文《忆二姨》、八十年代初致母校贵阳清华中学原校长唐宝鑫的信，以及他清华中学同学的回忆文章。来吊唁的人老少都有，但老人们显得更加悲痛。退休的省级官员来了几个，在任的只有省人大副主任兼省文史馆馆长顾久先生。场面很压抑，回到城里，我仍然感到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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