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泽当去（网络下载）
　　
　　沈从文先生说：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代题记
　　
　　我从北京来拉萨工作有些日子了。我来西藏是为了换个地域，换种活法。凡新鲜的天地，总能给人的身心带来些轻松，一句话：舒服。在拉萨呆了个把月，于晚秋的一天，我和一个叫白央的年轻女记者乘长途车到泽当去。到泽当去做什么?没要紧事，就是去看看。
　　汽车沿雅鲁藏布江行驶在雅砻河谷弯曲不平的土路上，车尾始终拖起一股浓浓的白尘。远近山脉在车窗中蹦蹦跳跳。风从窗外飘来，夹带着尘土。
　　天近傍晚的时候，白央磕睡了不多时的眼睛张开了。她冲我笑笑，大概是又想起我刚才讲给她听的笑话，我觉得她还是沉静的样子更耐看。她的眼睛挺大，专注于什么时，恰到好处，有魅力，因为眼睛大，本身就是内容的完美表现，毋需再做更多的表现了。“你看见远处那些绿色和白点了吗?”白央朝前指给我看。
　　“看，看不见。”
　　“怎么看不见，那就是泽当。”
　　“噢，看见了看见了，”其实我还是什么也没看见，“就在那儿，我看见了，快到啦。”
　　“什么快到了，远呢，还要走半个多小时。”白央说。
　　白央常下泽当采访。另外，泽当有不少尼姑庙，她业馀写些关于尼姑生活的小说，去泽当是经常的事情。我觉得她老远望到泽当与路程时间的估计，全是凭感觉。
　　泽当到了。我和白央在她的一个文友家住下，她吞吞吐吐地介绍了我一番。几只大小狗在院子里不停地叫着。人家忙里忙外，又是酥油茶，又是青稞酒啤酒，完了是晚饭。饭后听他们说了一串一串的话（藏语我还听不懂），觉着他们十分亲切。时间已晚，人家让我们先坐，就出去了。我趁机跟白央说：“哎，省得人家麻烦，咱俩同住算了。”
　　“去你的!”
　　我俩都笑了。正在这时，人家呆呆地进来，见我们在笑，人家脸上就终于生出了些尴尬。白央站起身，说：“我还是跟阿佳拉睡吧，阿佳和我还有悄悄话要说。”
　　第二天上午，我和白央出门的时候，她的那个阿佳笑眯眯地直望我，眼睛里喷小火。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结论，心里便高兴，且十分柔软温热。
　　白央带我去看寺庙。寺庙在城外东面的矮山上。先去的叫穷裹林寺。穷裹林寺正在修复中，已接近竣工。我见一个老画匠正立在经堂门一侧搭得高高的横板上作一幅壁画。他戴的眼镜很小，古铜色，像是古董。我看他也是古董，他一定很珍贵吧，我想他的原来是怎样的呢?
　　“走，去里边看看。”白央拽我一下，进到有呛鼻酥油味的经堂里面。一些穿绛红色袈裟的老少喇嘛、僧人坐在经堂内厚厚的卡垫上读经、说话。我们一进去，说话的人就抬起头看我们，尤其是看白央下身的那条水洗布牛仔裤。
　　“他们可能以为你是个导游。”我说。
　　“别讲话!”白央小声说，眼睛却自顾东看西看。
　　经堂内的尽头有一些僧人与不像僧人的人在干活，是在立一尊释迦牟尼的座像。他们轻声说话，指指划划，干得很虔诚。临出经堂，白央在置有宗喀巴大师小小像的木案上放了一块钱，接着，她退后一步，眼睛望到座像，双手合十，嘴中念念叨叨。
　　离开经堂时，白央在我前面走。从经堂内天花板的小窗同缝隙里射进一柱柱阳光，晶亮的细尘在光柱中缓慢移动，宇宙当中的星球或许类似这些细尘，不过就是大些而已。室内的阳光在白央的凤尾头同身上一闪一闪地过去了，我的宇宙也让她给搅和乱啦，在众僧人摇移的目光下，我们走出了经堂。
　　“你刚才祈求说些什么?”我急急地问。
　　“不告诉你”。
　　经堂前有一块方方正正的空地，许多人正在光照强烈的太阳下走动，背石背水的，远道来捐一袋青稞的，他们手摇转经筒，多是老人与妇女，他们似乎更需要寄托。孩子尾随着大人，仿佛对一切还特别陌生。高高竖起的五彩经幡，直指正午的太阳，经幡的顶部有小小的一轮紫红光晕，望到扎眼得厉害。
　　“阳光太刺眼了。”我说。
　　“你戴上墨镜嘛 。”白央说。
　　“我忘在拉萨了。”
　　“眼睛怕光以后就记住带着。”
　　“是，是，当然当然。”
　　“什么当然当然，你像个小老头，”白央说，“要记住带。”
　　“记住啦!”我严肃了。
　　白央望我笑笑，“走吧，咱们上山，去看看尼姑庙。”
　　我们出了经堂庭院的大门，上山去了。
　　我喘着细气跟白央往山上走，一边走一边将衣服的扣子完全解开，我隐隐地感到热，后背快要出汗了。正在这时，我身上的一件事情又发生了。这种现象和感受在我身上也并不是经常如此严重地出现，若经常出现，那我一定得鼓起勇气去医院彻底检查检查。后来，我们去尼姑庙的经过我是实在记不起来了，只朦胧见到白央在点着酥油灯昏黑的一间间小屋里不停地丢钱、祈求，她的眼神是特别纯真的。这情形总叫我觉着要有什么事情发生出来，可是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身上所有的反应在这时可称之为——白日梦。不对，这怎么能说是梦呢?那不成了一种病态的东西吗?其实没那么神秘，这不过就是一时半会儿的瞎想乱想。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我正往山上走，眼睛望着前面白央好看的身子。我忽然观察到她的牛仔裤紧绷绷地裹在下身，觉得真是好看，心里便潮乎乎的。我又想，这山可真够荒的，附近那些玛尼石刻同小小泥佛是出自谁人之手，是谁放置在这里呢?天上有只大鹰正在盘旋，它找什么呢?我脑子里跑马乱套了，不清楚自己是在哪个时代生存。如果白央是古代人，我是现代人，我就不能与她在一起，那该多憋闷多难受啊。她怎么能是古人呢?她穿的多现代啊，真是好看。古人只能是我，我已经早就不存在啦。我累了。
　　“你又在想什么呢?”前面传来白央轻柔的声音。
　　“我……我，我在听。”
　　“听什么呀?”
　　“你听，远处好像有音乐。”
　　白央的身影定住了，她显然在听。然后，她转过身，“啊呀，什么音乐，那是穷裹林寺在试法号和仪式上用的乐器。”
　　我也转过身，半天，眼睛才在山下找见了那座雪白的寺院。寺院在安宁猛烈的太阳下反射着白光，我隐约在寺院的顶沿上找见几个晃动的小黑点儿。这时，我真真地听见远远传来法号长一声短一声的鸣响，甚至听见有唢呐和铁器铜器空灵的吹奏。头顶的太阳陡然比刚才更为辉煌，天空蓝得渗紫。穷裹林寺安然地在山脚下坐落着，神奇的悠悠声响仿佛不是由它而来，除此之外，世界是宁静的。我扭动一下僵硬的脖颈儿，向东北的天空望去，大概是想家了，我知道那里的天下正在热闹地举办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我这里却非常寂静，静得严重，越想越静，浑身不禁小抖。
　　“走吧。”白央说。
　　我一惊，又愣了愣，犹如半醒没醒却被来客叫醒的睡梦人的样子。“等等，我累啦，歇会儿再走。”
　　“那好吧。”白央原地坐下，屁股下的石头上还垫了块素淡的小手绢。
　　我点了支烟，脑子里还不大顺。我得赶紧安定下来，赶紧恢复，我不能再这么胡乱想下去，白央在等我，烟顶多一刻钟以后就要烧完，那时我便没有借口再乱想了。
　　第十一届亚运会是在北京召开的，这一点也不会错。看来我已经清醒了。北京有个广济寺，在西四那一带。还有个圣弥尔顿天主堂，坐落在东交民巷，我家也住东交民巷。这两处地方我都熟悉，主要是认识那么几个人。
　　我先想到的是慧海。
　　当时，我在一家小书店当店员，成天站柜台卖书，那是家学术书店。一个雨天，店堂里顾客不多，显得空空荡荡。上午过去了多一半时间，只有一位时髦女郎在书店光顾了一圈，她的白色皮凉鞋高高的后跟在水磨石地板上敲打出清脆的音响，“哒哒，哒，哒，哒”，一些水脚印就写在了地上。我同几个伙计低声商量，照她（死盯住她看），把她照毛为止。果然，她毛了，脸红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地走出门去。她走了以后，我们嘴中为她行走而打出的节拍还没停止，“嘭嚓，嘭嚓，嘭嚓嚓”，然后是开心的大笑。正笑着，一个白白的光头探进门，慧海来了，他个头小小的，面孔清秀，大眼，鼻子长得挺乖。他穿一身灰布衣裤，上衣是旧式竖领的，肩头吊一面金黄的布挎包。他刚才进门时，先收起红色的油纸雨伞，甩了甩伞上的水，然后在门口将脚上的一双厚底木头拖鞋又跺又蹭，“啪啪嚓嚓”地响，他进门进得挺讲究。就这么，他裤腿是挽起的，雨伞还正在往下滴水，立在我们面前，窃窃地问：“先生，有《五灯会元》吗?”
　　“有。”我说。
　　“我真高兴，”他从上衣内兜里掏钱，“我要两套，一套是给师傅的。”他说话的声音略微尖细，像女的又不是女的。
　　我就这么和慧海认识了。日后，他常来买书，时间一长，我们就成了朋友。他比我年长两岁，当时二十二岁，刚到北京广济寺进修。
　　那天我问他，“你师傅是什么人?”
　　“他是一个很慈悲的人，”慧海脸上的表情好像认为我的问话很奇怪，“他七十多岁了，是寺里新来的住持，他是很有学问的，最近写了本《禅宗大意》，很好看，有学问，我们也能看懂，他对我们讲课，就是讲《禅宗大意》。”
　　“这书出了吗?”我问。
　　“出了，出了，过些天我找来送你一本。”
　　“我能看懂吗?”
　　“能的能的，能看懂。”
　　“你师傅叫什么名字?”
　　“正果，正果法师，”慧海又说，“他很慈悲的。”
　　聊了一阵子闲话，我问他还要什么书。他说先看看。转了一圈，他问有没有六祖《坛经》的校释本。我说已经售缺，正待重印。我又说他若想要，我家里有一本，可以先转给他。他极为客气地说那不成，他说自已倒是有了一本，只是同房间住的一位师兄还没有，买不到就算了，他可以把书先转给师兄，因为师兄就要回四川老家的寺院里去。
　　慧海要走，我送他到店门口。他臂下夹起雨伞不断回转着瘦小的身子双手合十说：“留步，留步，再会，再会。”最后，他站在店门外台阶下，依然恭敬地合十，弯腰低头。我让他快撑起伞，他愈加恭敬地立在雨地里。
　　慧海是十六岁那年披剃出家的。他老家在苏北的一个小村里。村外五里地有一座小小的寺院，门额上书有“栖霞禅院”几个楷体大字。慧海上面有父母，有两个哥哥。大哥二哥全都不喜欢读书，早早退了学在家种地。慧海他娘在家主事，心性也强，慧海家是爹听娘的。慧海娘平时家里地头的事全能操起。两个儿子大了，能做地里的事了，能跑外了，慧海娘这才能够舒一口气，忙完家里的琐事，隔一两日就到村外的寺院去烧香磕头。她以往也常去寺院，从做闺女的时候起就常去。听慧海说，那个寺院的方丈师傅年少时和他娘在一道玩耍，他们的关系很好的。慧海娘成婚后去寺院就不那么勤了，主要是家务地头的活计太多。慧海娘最疼慧海，“羔羔，我的小羔羔”，从小哄大。慧海长到能爬上院里的墙头时就经常骑在上面，望着娘的胳膊挎个小篮子一扭一扭地出了家门到寺院去。不一会儿，娘的身影就不见了。慧海把眼光往高远的地方投去，隔过院墙外那棵森密的野枣树，越过一片灰灰的瓦房，望到薄雾中那座寺院大殿的金顶。心想，娘，你到了吗?
　　慧海就这么，有时跟娘去寺院，他喜欢寺院里那股淡淡的香味儿。他见到了那个鼻子下面有灰胡茬儿的住持，他娘让他叫师傅。师傅非常喜爱慧海，有一回还用硬硬的胡荐儿扎了他的小脸蛋儿，说他“像个小闺女”。在娘一个人去寺院的时候，慧海只好骑到墙头上向远处望着发呆。如若这时从寺院那方天底下传来隐隐的几响引磬或听到那熟悉的圆木鱼的叩击，他心底就有了依靠的感觉，温暖随之由脚下上升起来。慧海上学读书也是继继续续的。他不喜欢去学校，他只想跟娘去寺院，他的眼光只被寺院里的那些千奇百怪的佛像所吸引，他尤其爱闻那种淡淡的香气。去不了寺院，他也愿意骑在墙头远远地望着，这时他心里有种种说不出的念想，很软很软的。慧海不乐意去学校，学校人太多，乱哄哄的，一去学校，他就烦，心里有事，他便与小傻子没什么两样，反受别人欺负。这么，十六岁那年的冬天，他跟母亲一道冒着天上落下的雪雨，穿过黝黑的光秃田地，到栖霞寺院很容易地做了一个小和尚。师傅给他一个法号，叫“慧海”。师傅为起的这个名字自得其乐了好几天。慧海娘是这样想的，三个儿子没一个能读书的，老三正经读书不成，干脆就送到寺里去，当和尚还能读书，算是将来还有条出路可走。再者，老三能日日与住持师傅在一起，她也觉得欣慰。慧海他爹自然不愿意老三出家当和尚，可他扭不过慧海他娘，只好叹口气随便了。自此以后，慧海在家乡的小寺院里呆了五年多，便转到普陀山学习一年，后又转到杭州灵隐寺学习一年，七年后就到了北京。他说现在的这位正果法师特别器重他，再过一两年还要推荐他去中国佛学院进修。
　　《禅宗大意》那册小书，慧海后来带给我。我读了，很好。慧海许久没来。
　　一天，慧海又来看我，我正在书店后面的机关大楼内上厕所。满楼道有人叫我，说来了一个小和尚，说我是不是也想出家了。我一慌，屎也没拉净，就高兴地赶忙出去见他。那天，慧海同我说了许多话，他特别兴奋，说也许不用一年就可以去佛学院进修了，说正果法师很慈悲，说正果法师对他可好了，说天地间过去、今天与未来不过就是一瞬。我问他一瞬有多长久。他用手比划着说，就是“唰”的一下。我还不懂。他叫我多读些书，他说最近读了一些佛的经典，真是享受。他还说自己已修炼到了一个层次，我没记住他的层次，看来不低。临走，他说上个星期天在西四影院看了场电影，美国的《乱世佳人》。我问他怎样，他笑笑说：“好。”他又说上上个星期天还是在西四影院第六遍看了《简爱》，非常喜欢。于是，我们又谈了半天《简爱》。他星期天除了早晚读经、坐禅，中午前后的活动就是上街逛书店，买点生活用品，或就是看场电影。我后来一想，不对，一个年轻的和尚去电影院看《简爱》，一些看《简爱》的人该如何看这位和尚呢?
　　“你总说到广济寺看我，总也不来，”慧海走的时候脸上显出不大高兴的样子，“有时间一定来啊，说不定你能见到正果法师。”
　　“好，好，我一定去看你。”
　　“留步，留步，”慧海合十。
　　“送送，送送，不远走，就到街上。”
　　慧海几步一转身，双手合十，低头弯腰，非常客气。
　　我看着他过马路，正好来一辆无轨电车，他追上去。我大声问他去哪儿，他回头说了声“琉璃厂”，又在匆忙合十道别，小黄挎包一闪，就上了车。
　　几星期后，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上午，我带了两页影印《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内容简介专程去广济寺拜望慧海。我自觉得与慧海认识后，自己似乎变得老气了，完全像个旧时代的人，我为此私心里很愉快，觉着在都市里找到了“村庄”，远离了烦心的事物，也觉着自己与多数现代青年不一样，好坏比他们知道得多些。
　　头戴灰毛线小圆帽的慧海见我来了十分高兴，拉着我的胳膊，说：“这大雪天，你还跑来。”
　　“ 我敢不来。”我说，“我来广济寺赏雪，同你一起赏雪。”
　　“地上的雪清早就扫去了，不扫才好看哩，可是为了师父们行路方便，我们就起早扫了，”慧海的鼻子有些微红，嘴里冒出浓白的哈气，“可松树上的落雪还是好看。”
　　我望望庭院里一棵棵粗大树杆与枝条松针上厚厚的积雪，说：“是好看。”
　　“来吧，进屋说话。”
　　慧海的住房在大殿西侧，大殿里这会儿有众僧人在念经，唱歌一样。大殿西侧的一排房子原本应用作库房什么的，现在也住了人，说明寺院里住房也紧张，不能不破一些规矩。慧海推开那扇有窗格的木门，让我先行进到屋里。房间里有两张一侧靠墙的床，一张书桌置于门旁，糊有两层宣纸的窗下，一个小书架靠墙置于两床之间，一把木椅。我坐在椅子上，慧海泡茶的时候，我见他睡的那张床下有一个铝制脸盆（这种盆我认为在平常人家多用来和面），有两双烂布鞋。茶水放到了书桌上，慧海坐在床上欣喜地望我，半天，他说：“你总算来了。”我们都笑了笑。我喝口水，见他桌上正摊开着一册《洛阳伽蓝记》，旁边还丢着一册汉隶《石门颂》的贴子。他见我看，就说：“我喜欢汉隶。”
　　“我也喜欢，”我说，“特别稚拙，也朴素，有味儿。”
　　我站起身去看他书架上的书，有一些佛教典籍，有“二十四史”中的几种，这些大都是中华书局的新版本，还有一册《电工小常识》，有一部《安娜·卡列尼娜》、《猎人笔记》。他说：“我喜欢俄国文学。”
　　“可是写得太肉。”我说。
　　他想了想，“我还是喜欢。”
　　我又问他另一张床谁住。他说住的人早走了，就是那位回四川的师兄，是乐山人，现在这屋就自己独住。我说我祖籍也是乐山。于是他就说说师兄，我就扯扯四川。时间到了中午，雪早已停住。慧海送我到街上，当然又是一番讲究的道别。我这才想起将带来的《大藏经》简介交给慧海。他接了，很高兴，又说正果法师今天去佛学院了，要么能见到他。
　　从那以后，我工作、生活及一切都在不安定中变化，他与我断了联系。至今，已五年没见慧海了。入藏前，我忽然接到慧海的一封辗转来信，从信上知道，他母亲已不在人世，不久，他家乡栖霞禅院的住持也圆寂了。几年前，他便成了家乡寺院的方丈，在那方小天地的小寺院里，他的学问最深，见识最广。当然，他没有去佛学院进修。他来信还有一件事，托我为他代购一册《弘一法师传》。我为此跑遍了全北京城，甚至去了那家出版社的书库，都告售缺，所以他的信到今天我也没有回复。
　　慧海没忘记我。
　　由慧海我又想起东交民巷圣弥尔顿(也叫圣弥厄尔)天主堂的守门人老薛和教堂维修队的老李。
　　圣弥尔顿天主堂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两个尖顶直指苍天，其中一个尖顶上的十字架很长时间没有了，另一个银白的十字架歪斜着。边个天主堂最早是专供洋人用的，因为东交民巷是晚清王朝的使馆区。这个天主堂从“文革”起就成了反帝路小学的仓库。教堂前有一座小小的庭院。这座小庭院在我的记忆里是浓绿色的。课间操或开大会，学校的操场上放不下人了，一部分师生就会移到这座小庭院里。每遇雨天风天，学生们的体育课就在昏暗的积满灰尘的教堂内做垫上运动，堂前堆放着一样落满灰尘的红旗、锣鼓和毛主席画像。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们便举起主席画像，挥舞红旗，敲锣打鼓，高呼革命口号，在尘土飞扬的教堂内游行，那些窗户上的彩玻璃真是好看。我曾在这个学校读书，小小心灵便时常感受到一种空空的忧愁。这座庭院有两面向南的绿色大铁门，一把生满绿锈的大铜锁常年拴在门内。近些年，春天的时候，一群一群的艺术院校美术学生蝴蝶似的飞来落在铁门外小街的对面，他们仰起头看啊看啊，然后就坐在街沿边上用各种颜料描绘这幢了不起的建筑，也画那扇绿色的大铁门。他们把门内描绘成一个神秘的世界。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当年在里面的人来说，也实在觉不出有什么神秘，那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倒是曾经纷纷扒着门缝向外看，哥哥姐姐们上山下乡去了，宁静的街头走过一个老人，一个小孩甩着书包逃学了，一辆自行车架子的响动，这些都使我的心里发痒，觉得是那么神奇。
　　北京近些年正在一个个修复过去毁掉的宗教设施。单说天主堂，早先北京城大小有九十九座，已修复升堂的有宣武门南堂(圣母堂，明皇万历年间给受雇于葡萄牙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建造的)、西什库北堂(救世主堂)、王府井东堂(圣约瑟堂)，还有一个南岗子圣女德利堂(小修女院)，是专门供修女发愿的“学校”。圣弥尔顿堂在这里面是最后一所修复升堂的，时间是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那天上午。这天，我认识了圣弥尔顿堂的守门人老薛。认识老薛是由负责教堂建筑维修的老李介绍的。其实在这所教堂修复工程的后期，我常来看，那时就见过老薛，他正蹲在庭院里。地上挖了个坑，架上一口大铁锅，老薛为参加义务劳动的众教友熬稀饭，当时没得空儿跟他说话。我是怎么知道圣弥尔顿堂要修复呢?工程进行的时候，那扇久闭的大铁门时常开着一道缝隙，再说教堂两个尖顶上银亮的十字架最先端正地立起了。
　　圣弥尔顿教堂修复升堂的那天，气温很冷，阳光却明媚。堂内暖乎乎的，这完全出自老李的负责，他说不管怎么困难，也要先把暖气管铺好，在升堂那天让教友们不冻着。
　　堂内满是浓烈的油漆香味，前几天还是光光的黄木头大立柱现已全涂上朱红色的亮漆。红衣主教这时正在主持升堂的各项仪式，仪式真复杂啊。楼上唱诗班在管风琴的伴奏下，轻柔、嘹亮地唱着圣歌，圣歌太好听啦。众多教徒不停地在胸前上下左右地划十字，脸上的表情都差不多：专注、虔诚、惆怅。那天来人也不少，庭院外的街上停了一长串大使馆的小车子，人行便道上也满是自行车。老薛一会儿庭院里站站跟人打招呼，一会儿传达室里站站眼睛望进出的人们，他兴奋得坐不住。他说：“我今年整七十四，我终于有家了。”他身著蓝黑呢料中山服，说话爱用手指头比划所讲的数字，而另一只手背在腰后，脸也很庄重，再加上他硕大的耳朵、宽大的脸和高大的身子，倒像个十足的省级领导。人不可貌相，他就是个教堂守门人。
　　我进传达室坐下，马上递给老薛烟抽。他说：“不吸，不会。”我自己点着一支吸着，看一圈他的办公室兼卧室，发现屋里除了床、桌子、椅子以外，还有三个大玻璃书柜靠墙一溜排开。书柜里全是各种版本的《新旧约全书》、圣歌录音带同天主教纪念品，他说这些是用来出售的。他的桌子靠窗，上面有一部电话，电话边上是一册《中国天主教》期刊。我问他信不信教。“怎么不信呢?”他睁大眼睛，下巴奇怪地高高翘起来，“我是天主教信徒，我是有过洗礼的。”他接着问我懂不懂洗礼，我说知道些，他又叫我讲出来，我说还是您讲吧，他于是上下千万年讲个没完。最后，我说明白了，赶快转移话题。我见桌子一头的墙上贴有两条宣纸，上有行书“闲谈莫论人非，静坐常思己过”。
　　“您写的?”我问。
　　他双手搓起，不好意思地笑笑，“写的不好，见笑，练着玩儿。”
　　“不错，”我依然看那字。
　　老薛也用欣赏的眼光看自己的字，“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啊。”说完，他叹了口气，但这口气听着并不多么沉重。
　　老薛的家在京东通县乡下，主要农活就是种一片菜地。他从未成家，过去一直是和哥嫂的一家生活。老薛的父亲早先受雇于清朝瑞王府，在人家给主人当个小差。一九○○年，义和团入北京城，围攻西什库北堂，并把抓住的数千教民扒光上身，五花大绑地押到西四一带统统砍去脑袋。老薛的父亲那时还年轻，出外为主人送几张贴子，那时分正好走到西四，这场面把他吓傻了。他们为什么要被杀头呢?就因为信教吗?主人不是也信天主教吗?主人是多好的人啊。他那天还见那些已经砍去头的身子半天都不倒下，喷血的脖胫发出一圈圈光环，然后身体突然变成一股白烟，直上云霄。他看得很真切，胃里一阵翻腾，便哇哇大吐。吐完了，心说，他们的胆子真大，他们是不死的。于是，他慌慌地奔回王府，禀告主人所见到的场面。那主人立在雕花彩绘的房廊上，双目茫然地凝视远天。喟然长叹道：“这不奇怪，一切罪过都该让我们来承受啊。”又对老薛的父亲说：“目下这里也不太平，你看还是先回乡下去吧。”他哭着告别了瑞王府，告别了好心的主人，回到乡下。以后，老薛的父亲成婚，得子，做了天主教的忠实信徒。所以，老薛的信教是有由来的。他能来圣弥尔顿堂守大门，也是父辈教友的关怀。
　　那天我走时，老薛卖给我一种仅有的一盒圣歌录音带，我很感激了他一番。他还说我，虽不是信徒，将来结婚，也可以来教堂举行个简单的小小仪式，到时候，他跟姑奶奶(就是嬷嬷)好好说说。他说姑奶奶各方面很照顾他，姑奶奶是个好人。院里六个新分来的修女，也都关照他。他是有福的。
　　老李我是早认识了，他也信教。一九八五年西什库北堂修复的时候，我闲来去看，就认识了他。这回，他修复教堂到了我家门口，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我读书累了，就跑到圣弥尔顿堂同他聊上几句。他今年有六十七岁，瘦瘦小小的，脸特别黑，黑里透棕，就像他抽的“小钢炮”(天坛牌香烟，棕黑色，味极冲，靠体力挣饭吃的男人多爱它)。我递他“长乐”、“中南海”甚至“万宝路”，他全不要，只抽“小钢炮”，且抽得太凶，一口烟下肚，鼻子不出烟，半天，才从满口黄牙的缝缝里呲出细细的一点烟来。他知道我是靠文字吃饭的，就叫我先生，老薛也随他称我为先生。
　　“哟，龙先生您来啦。”老李跟任何人说话，脸上总堆满了笑，笑出一脸的纹路。
　　“圣诞节没两星期了，能完工吗?”我见教堂里外还是一派乱糟糟。堂内柱子还没上漆；庭院里的水泥砖块还没铺上，一堆两堆余下的石灰沙土还未清除。
　　“嘿嘿，”老李笑笑，“问题不大，您见这都是明面儿的，教友们来帮忙，一两天儿就得。甭说这，我还要在这台阶两边儿修个花池呢。主要是得安上暖气管道，要么该冻着大家伙儿了。”
　　“有问题吗?”
　　“问题不大，已经跟热力公司打好招呼，明个儿就来装。”
　　“我看还是来不及，”我心里确实发愁。
　　“哎，问题不大，甭说圣诞节，二十号升堂那天就全齐啦，”他说，“您瞧好儿吧，到时候市长也要来。”
　　“市长也来吗?”
　　“怎么不来，他来这里就不是市长了，是我们的兄弟，教友就是他的兄弟姐妹，人与人都是平等的。”
　　“噢。”我答应着。
　　“再说啦，我们天主教就是教人为善，不做恶事，谁做了恶事，谁小子就得下地狱!”他说得起劲儿了，“我们就是人帮人，我们也提五讲四美三热爱，爱，就是爱教、爱人，这个，博爱嘛，嘿嘿嘿，”他笑着。
　　“当然当然。”
　　“是哇?就这么回事儿。”他斜看我一眼，挺得意的样子。
　　他让我升堂那天来。我问他在不在。他说他还要忙着西直门西堂的复修，那天不能来。这样就介绍我和老薛认识了。他又说二十五日圣诞节的头天夜里他在，愿意我能来瞅瞅。我答应了。
　　他的工程当然在二十日升堂前完成了。教堂台阶两侧各有一花池，其中摆满鲜花。奇迹!
　　老李的身世不太复杂。他是孤儿，小时候在京城靠捡烂纸为生。大了些，就当了个小工，为人家盖房、修危房，同时在一所教会中学帮一位当校工的表叔做点事，也就信了天主教，却未受过洗礼。信教后，他学认了不少字。解放后，他在街道居委会做临时工，电、水、小土木，他样样能拿起。抗美援朝时他报告参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当工程兵。战争结束后，他胸前挂了枚闪亮的荣誉勋章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个建筑工程队当技工。不幸的是，他因反右时多了嘴，又因当时他还在信教读《圣经》，总给人不求进步的印象，便被划成了右派，让他去看工地大门，一看就是二十多年。平反后，人也退休了。人虽老矣，身体尚健，他东找西找，总算被反聘到天主堂管委会，专门在工地上负责修复教堂。他为能有活干而高兴。
　　“九十九个堂哩，这辈子我也干不完。”他说。
　　“九十九个堂也不可能都重新建设呀，那不成了新古董吗。”我说。
　　“嗨，反正是干不完。”他笑了。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北京大小单位的年轻人就呆不住了。尤其是各大专院校的女孩子，她们抓紧时间洗澡梳妆打扮，好赴晚上的热闹舞会。傍晚，风停了，天边还有一线红色，街灯“哗”地亮了。豪华宾馆、饭店门前的喷水枪向天空冲射着被彩灯照亮的水柱。门前没有松树的宾馆、饭店，也摆出几十棵假松树，上面挂满多彩的灯泡，一亮一灭的。街上骑车的年轻人真多，他们似乎忘记了一切烦恼与忧郁。不少人背着吉它、提琴，他们男男女女、三三两两、有说有笑地轻快骑着，车轮飞转，奔向前方，一座寒冷的城市，就这么忽然冒出了许多温暖。冬天快过去了吗?我想。
　　这天晚上，我来到圣弥尔顿天主堂。这里是一个安宁的世界，偶尔从静静坐着、站着的众人堆里传出一两声咳嗽。堂内一进门两侧的墙上贴着些纸张，其中一张上写有“杨玛丽亚翠苹已升天堂。请众信友，为彼祈求”这样的字，其它纸上写的内容也差不多。非信徒都站在这里，不能到堂前去。我也立在这里。这里也有不少年轻人，他们大都是成双成对的，我奇怪他们的怎会长得那么美丽，天使一样。
　　子时，大弥撒开始了。主教开讲，说今天呐，是耶稣降生的日子，他呢，就生在那边那个马槽子里。他指指堂前的一个道具样的东西，又说，现在，就是圣诞节啦。他还介绍了一些宗教常识，比如“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合为天主。他讲话是一口京腔，听来感觉有意思，也亲切。
　　读了几段经书里的话，做了些祈祷仪式，又向坐在前几排的教徒分发了圣餐小饼，由部分教徒同音乐学院的学生组成的唱诗班在楼上终于缓缓地唱起了《平安夜，圣善夜》。歌声仿佛从遥远的天际传来，它带着惊奇与欢乐，它来到了人间——
　　
　　平安夜，圣善夜，
　　万暗中，光华射，
　　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
　　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
　　静享天赐安眠。
　　平安夜，圣善夜，
　　牧羊人，在旷野，
　　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
　　听见天军唱哈利路亚，
　　救主今夜降生。
　　平安夜，圣善夜，
　　神子爱，光皎洁，
　　救赎宏恩的黎明来到，
　　圣容发出来荣光普照，
　　耶稣我主降生。
　　
　　歌声进行的时候，我听见一些轻微的饮泣声，便左右向后看看，发现周围有老人、妇女同年轻女孩子的眼里含着泪。老薛、老李站在我身后不远的门口，是为了方便服务，他俩眼中这时也有在灯下闪亮的东西，可所有这些人的面孔全现出满足的表情。
　　我那晚没跟老薛、老李打招呼，我怕惊动他们，弥撒还没完，我便从人堆里钻出教堂。出了庭院大门一到街上，我深深地透了几口凉气。东交民巷小街上路灯的青光在遮天的凋零干树枝间幽幽地亮着，庭院门外停着几辆小汽车和一排排自行车，车窗同自行车的铃铛全反射着路灯的青光。整条街除了几个负责安全保卫的警察来回走动，就只有我一个行人，我的所在比方才那个世界自觉着还要安宁。回到家，房间里的暖气太热，我打开窗子，还听见街那头教堂方向传来的圣歌……
　　白央正在喊我。我好像还有什么忘记了，没想完，又想不出，只好站起身跟上去。看完那些尼姑庙下山的路上，我心里埋不住刚才所想的，或许对白央讲讲心里才能得到放松，或许讲一讲就能想起所忘掉的东西。我讲了。白央好久不言语。最后，她说：“北京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白央说话也不清不楚了，她肯定不是要问这样傻兮兮的问题。我想她是问错了。我的脑子清醒是清醒了，可还没完全理顺，我猛然以为这世界就是不一样，这里那里，一切一切，都不一样。这世界大吗?不。天地相连，水土相连，这世界就如同一条汪洋上的大船，不管你在头等舱，还是在一二三四五等舱，甚至下到通铺大舱，你都离不开这条船。所有的人走出舱门立在甲板上，面对的是一样的无边大海，当然，感想不同罢了。
　　慧海，老薛，老李，你们还在“船上”，你们都好吗?
　　“白央，”她在前头，我叫她。
　　她站住回转身，仰头看我，“什么?”
　　我看着她，喉咙让胸中的一股热气哽住了，说不出话来。
　　白央的眼光低下去，“你前面那块石头是活动的，当心点。”说完她便朝山下走。
　　“白央，”我又叫她。
　　她正好站下，“嘿，你看远处，多好。”
　　我往远看看。
　　“等我去北京，你一定带我到广济寺和天主堂去。”
　　“当然，一定。”我说。
　　路稍微坦平了。一边走，我一边拾些白色石头放置在路旁三五步一个的小小玛尼堆上。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好玩，若讲这有什么象征意义，那就是我在祈求佛祖保佑，让我与这个女孩子长久在一起，死也不分离。
　　再走，泽当城又在面前了。
　　（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