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季过了（网络下载）
　　
　　天上没有乌云，
　　地上却刮起狂风，
　　不要对它怀疑，
　　提防别的方面。
　　——庄晶译仓央嘉措诗
　　
　　这个小说题目已经交待出大体上的时间，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拉萨的一个中午阳光特别强烈，照在身上很热，脱去一件毛衣就好些，是温暖的。刚才我躺在家里想睡个午觉。我原先没有午睡的习惯，只是因为头天夜里同女友呆在一起的时间过长感到疲劳，这才有第二天睡个午觉的兴趣。可是，这天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总有件事放不下。我试过，不就是数1234567吗?数也白搭!根本没戏，还是睡不着，不如就想想那件事吧。
　　我的好友强巴在《西藏文学》编辑部当小说编辑，他几次要我参加他们的同题小说《风季过了》的写作。我开始心里一直盘算，这老兄向我这个从北京来拉萨短期援藏的文学青年约稿纯属客气，但后来又觉着他也不失那么一点点真诚，我便开动脑筋认真地考虑这件事了。同题同题，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老师布置下来的作文任务，同一个题目谁写得好哇?写好了就在下次作文课上宣读讲评给予表扬。据我的经验，有的老师喜欢同题作文与众人不一样的，有的老师喜欢从同题作文相同的一大摞中挑出相对好些的，比如写《日出》，大家都写“东方现出了鱼肚白”，能把“鱼肚白”使用恰当就是好，而将那几篇叛逆之文(不使用“鱼肚白”的)一律枪毙。我很小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投其所好，这是我那个作家伯父东方既白教会我的，他又是向我那个先当报人后改做生意的爷爷学到手的。因为我不阴不阳地将“投其所好”活学活用得十分拿手，又因为我对别的功课头疼得一塌糊涂，能在班上和学校出风头得表扬(而不是经常不断的批评)，就在这一门作文课上了，所以我小时候作文最好，“言之有理，言中有物”这一老师给予的评语我至今没忘。还有一个学期，一位非常美丽的语文老师对我极亲热，我以为她是我姐姐。不知是爱屋及乌还是爱乌及屋，她说过我眼睛好看，且在每次我的作文宣读讲评之后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上一句：“真逗，是吗?”然后精神挺激动地望我一眼。由此可见，我的回忆是多么美好。“同题”我能不写吗?“投其所好”的光荣传统我能丢掉吗?回答是——不能!我仿佛已经被强巴兄长和其他编辑大哥大姐的美好目光淹没了，眼前刹时一片缭乱的色彩。同题小说也是刊物进行自我宣传一种常见的重要的公关手段，况且小说比作文要高级多了，同题却不能写重样。东西越高级，人越长大，许多方面倒发展得单纯了，这不能不说是幸福的一件事。
　　我睡不着觉，浑身充满着莫名的幸福感。阳光正从两块窗帘间的缝隙泄漏到书桌上。窗帘被微微的气流吹动，桌面的阳光就忽明忽灭，这世界真是太宁静啦。我想了想同题小说，任何小说本身的东西也想不出来，莫名的幸福感驱动着我翻身起床，去找强巴。
　　把两封写给内地友人的信揣进衣兜，想出门先往东去河坝林邮局交信，再转回往西去八廓东街的强巴家坐坐。结果一出门就觉得拉萨这季节忽然的舒服了，是一种来之不易的舒服。黎明时落了一场大雨，早晨就停了，阴云是在上午散去的，现在的拉萨阳光明媚碧空如洗，建筑物上的经幡在微微的气流中轻飘。仰头望天走到河坝林，又想起出门是要去强巴家的，便又仰头望天转身恍恍惚惚向西穿小巷进了八廓东街，要交出的信于是又一次忘在了衣兜里。拉萨邮局不多，街上且无邮筒，下次交信又是猴年马月了。
　　阳光直射着八廓街，做生意的人坐守在各自的摊篷下面。除了一个常见的磕长头的男人以外，转经的人很少。这个磕长头的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每次去八廓街时都见他在干这事，如同工作，精神可佳。那几个内地的外国的游客在挑选各类饰物，他们以花花绿绿的颜色出现在八廓街，像多彩的画片，好看是好看，可是单薄得毫无生气。我刚才那种莫名的幸福感也随目之所遇增添了些许莫名的沉重。推开强巴家眉额极低的院门，吓了两下他家的叫狗，就站到院子当中对着楼上喊：
　　“强巴拉，强巴拉。”
　　强巴眯起眼睛站到阳光下的平台上，“来吧，上来坐，沈娟也在。”
　　我上那几乎竖起来的楼梯不怎么习惯，每到最后两节台阶总是丧失信心地双手并用，是爬上去的。一上楼，我见平台的阴凉处有几个老人边喝啤酒边“嘭嘭”地玩色子，强巴的父亲根珠老人也夹在其中玩得热火朝天。我走过去对根珠老人说：“叔叔您玩儿呐。”
　　“哎哎，”他答应着，“进去坐嘛，喝茶。”
　　我跟强巴进到光线明亮又凉爽的屋里。沈娟穿着雪白的绒衣和紧身黑底黄圆点的裤子正坐在卡垫上看电视，我一进屋她跟我打着招呼就去把电视机关掉了。这是个懂事又好看的女孩，强巴和她是在北京读大学时相识的。当时强巴在人民大学中文系，沈娟比他低一级在广播学院新闻系，去人大玩时认识了强巴，两人一见钟情，可是双方家里人都不同意他们的婚姻，说是相隔万水千山的，不实际。强巴毕业后就回了拉萨，他的事业在这里。可是分别并不如想象的那样能够淡化这对情人以往死去活来的热恋。情人的分别就如同做菜烧汤的调料，越多越有味道。沈娟的家人对此也渐渐有所认同，就不再多管了。沈娟这次来拉萨是用两年下基层锻炼的机会，在自治区广播电台当编辑。她的目的是先来适应看看，如果强巴要在拉萨，她也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北京调来和他结婚。可没想即便这样，强巴的家长还是不允许他与一个异族女孩成婚。更严重的是沈娟的曾祖父是个打铁开小客店的，而强巴的祖辈却是拉萨有名的商人，沈娟说什么的时候就把这事说漏了嘴。这怎么成呢，打铁开客店的后代与名商人的后代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这注定他俩婚姻的难成。其实，沈娟的祖父曾是国民党的少将，沈娟的父母也都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照我看比那个眼下坐在墙根下阴凉里喝酒玩游戏的市电业局退休干部各方面强多了。可反过来又一想，我伯父东方老人离休后的晚年生活又能是什么样子呢?

　　同一时间，同一块天底下，同一个太阳所照及的北京。我想象着曾经发生的事情。东方既白老人正在床上睡午觉，偶尔冒出一两声轻微的呼噜。他太疲倦啦，心力不支。昨天一夜失眠，这原因是他离休后将自己五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写下的不少短篇小说编了个自选集，为了使这本书得以出版，他和妻子找东家走西家没有一个出版社接受这部书稿。留学美国的女儿也在信上说，爸爸的那些作品恐怕是太陈旧了，自然不容易出版。有幸，最终还是东方老人家乡省城的一家文艺出版社接受并答应了出这本书，这还是因为那家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十来年前在文学讲习所进修，东方老人曾去讲过几次课的缘故。可不幸的是，当东方老人自己也看过书稿三校后的清样即将付型时，那家出版社的领导换人，不久，一纸简言信飞来，告知因书稿征订数仅三百册不能付型开机印刷，若够开机印数，作者至少自己认购五千册。东方老人一气之下，复信索还原稿，不出了!再说，现今讽刺活着的作家纷纷出版销量不大的旧作文集、选集，就像是出门的狗走一段路撒一泡尿，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嗅回去。“我不当狗!我不是狗，我是人!”东方老人那几天时常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压低了音量吼叫。他要回原稿的复信寄出后的几个星期，心情逐渐地平静了些。可是，昨天他接到了出版社退回的原稿，同时还将那份核红校样也寄来了，这分明是出于安慰一个可怜的老作家的想法，却被这个敏感的老人一下子感受到了，这只能变成一根直接扎入他那颗衰老心脏的毒针。他彻底倒下了，连一点反抗的气力也没有。一夜的失眠在黎明时分结束了，他安睡了一小会儿天就大亮了。月初，他买了张电汽车月票，每天早饭后他都要乘车从起点到终点，又从终点到起点没有目的地瞎转。除非他乘车途中看到街旁新开了家商场、书店，或想起这一站附近有个寺院有条旧巷子，他才在起点终点之间下车走走，一般他就是起点终点两头乘车。“9路，开往金台路，请先下后上。”“103路开往动物园儿，先下后上。”“104路终点只到美术馆，听好啦，这车只到美术馆……”售票员的这些话音时常进入他夜晚的睡梦里，强迫他的头脑只能充实这样一种声音，除此以外全是空白。中午睡觉。下午，东方老人就读点武侠小说，他喜欢古龙的作品。要么就读唐宋文和元明清笔记。他非常喜欢苏轼的《前赤壁赋》，结尾有一句“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是东方老人年轻时心理与思想的真实写照。他当时对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对国民党的统治深恶痛绝，可眼前又是一片迷茫，这又是由他幼年丧母后忧郁敏感的性格影响的。他年轻时最喜爱读那个忧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所以，他自从学习写作时起，就为了纪念自己喜欢的《前赤壁赋》，又为了反映自己的性格与思想，起了“东方既白”这个笔名。没料想，几年后中国便一唱雄鸡天下白，解放了。东方既白得到了事业的成功和幸福的生活，人虽特别聪明，自然也尝受了“反右”、“动乱”时期难言的苦衷。简单说吧，现在他们这代人的好日子终于来啦，可干不多久人也老了。话剧《茶馆》里说的：现如今有了花生仁儿了嘿，没牙了。东方老人有时爱给人模仿这句台词，笑着模仿着，模仿着笑着，笑出了眼泪水。
　　我这位“投其所好”的伯父这天死睡了一下午，起床后坐在书桌前吸了支香烟，望望这儿，摸摸那儿，就拿起昨天下午还没削完皮的那只大苹果继续削。苹果身上昨天削去皮的那部分已经变成深棕色，所以今天继续削就得从头削，那些深棕色的肉也得削去。东方老人叹了几回气终于削完了苹果。但他现在还不想吃，或者理解为懒得吃，正如厨师做过菜自己就不想吃一样，只是喝茶，喝浓浓的酽茶。东方老人将削好的苹果放在倒过来的茶杯盖上，喝茶。
　　
　　这天，我先向强巴谈了自己非常想写《风季过了》的愿望，没什么道理的“愿望”却谈了老半天。强巴愣愣地听到最后只说了声：“写吧，真的，写吧。”这使我一下子感到刚才自己讲的全是废话假话空话屁话，兴致于是又转移到别的方面，莫名的幸福感又增添了一斤沉重。后来，我在一种突然发生于头脑里的空白中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听到沈娟说话，还有她“咯咯”动听的笑声。强巴也嘟嘟哝哝，也笑着。我听见沈娟说她在北京的生活，她好像说了这么句话——一个人活得是人，就不会让他像人一样活着。我傻傻地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说这是人类文明与社会的定义。接着，她又说——风季过了一切复归平静如果城市卫生搞不好风季就是坏事情……当然啦……风是自由自在的象征是净化大气层的女神。接着，她说——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你看看她的名字就在嘴边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噢，叫什么丽，张什么丽，嗨，叫什么呢?强巴说——缺氧。什么缺氧——她说。强巴说——你缺氧，脑子就健忘。是的，缺氧——她说——那个小婊子干什么事说什么话都缺钙，比如说吧，她在书架上摆了两个从加拿大写来的信封，那是三年多以前她在厦门认识的一个加拿大小伙子写来的，他们当时见面后就同居了两个晚上，那小伙子说跟她睡觉感到从没有过的舒服，就说要娶她，这是她告诉我的，你说他能娶她吗，真可乐，后来那小伙子回国后就只给她来过两封信，她就把那两个信封摆在书架上，总是对别人讲他的男朋友是加拿大人在加拿大的“教堂之城”多伦多一家报社当记者他们正准备结婚男朋友名叫名叫什么来着，我又忘了，缺氧，反正她说正在办签证，办了快两年了也没办出去……整天唱流行歌曲《驿动的心》。
　　几个苍蝇在我眼前如同被天花板上悬下的一根无形的细线吊着，定住不动地飞，当鸟儿欢叫的时候，这类东西也就随之复活了。
　　强巴说——她疯了，一定是疯了，请外交部尽快安排这种人出国访回吧。
　　我问：“安排谁出访?”
　　强巴说：“你叨叨什么呢?睡死了吧。”
　　我说：“没有没有，这又不是墓地。”
　　沈娟“咯咯”地又笑了，说：“墓地是什么?虽然它有一种安宁的美好情调，也不过就是一些完全不必要的社会形象。”
　　北京来的人就是不同，有思想，有水平!我不行了，我离开北京已近两年了，北京在哪儿我都不知道，除非是看地图。
　　“是吗，社会形象?”我问。
　　“墓地，墓地是块令人尴尬的地方。”沈娟又说。
　　我想了想沈娟的话，突然憋不住内心的闷儿喜(内心压抑着的欢喜)，哈哈大笑，笑出了眼泪，有了一种急于表达的欲望，这欲望就是那莫名的幸福感又完全回到身上，其中还夹杂着一种造极的快感。我以为自己是很懂“尴尬”这个词的意思，如果中国有哪所大专院校老师能靠完美地解释一个词当上教授，那我对“尴尬”的理解至少可以评个副教授干干，也比我眼下东跑西颠儿混饭吃要强。当了教授再写小说大概等于专业作家吧，可我又没见过有哪个教授能当成好作家的，于是就不再以这种价值观来衡量自己要求自己伤害自己。于是我全身放松，从丹田运出一口气清了清喉咙，开讲“尴尬”一词的大意——
　　我第一次到女朋友家去……
　　“你是个小情种。”强巴一听我开讲就没头没脸地来了这么一句。
　　“这没关系，一般童年和后来生活缺乏爱的人总是多情的，往往多情的男人反倒很难做到妻妾成群。”沈娟说出一句格言，很有思想，真噎人。大凡那些即兴的思想都是噎人的。
　　“多情也不是坏事情。”强巴说。
　　我不经心地赞同他俩的言论，继续开讲“尴尬”——我第一次到女友家去，在尼采的学说上跟她父母谈得不错，其实我根本就不懂尼采。走时她一家人全都下楼来送我，握手再见叫我常来玩下回谈谈黑格尔，叫我天晚了路上小心，叫我回去问我父母好，真是千叮咛万嘱咐。我走了，走不多久，猛然想起围巾落在了人家，就又转身回去，上楼敲门，半天门开了……人家又送我，只送到房门口。还有，我每次出差都有人到火车站送我，不是家里人，还是女友。我让在站台上傻立着的女友回去，一会儿车就开了。她说车马上就开，等开了再走。我望她一眼她避开，她看我一眼我不知还能说什么。她说有空可来个信，回来时可拍个电报，这话说了几百遍了。我说快了车快开了，这车厢里可够闷的。废话，夏天的列车车厢里能不闷吗?正在这时，前方车头“嘶”地一声放气，车厢前后晃动一下，我浑身轻松极了，你看站台上所有的人包括我的女友都往后退一步扬起了手臂，可是，列车摇动一下又停住了，闷热又一次袭来。过了不久，当列车真正起动时，人们的表情全是悲惨的傻笑。
　　强巴和沈娟哈哈乐了好一会儿。强巴说：“人就是这么脆弱。”沈娟也觉得这类常遇到的事挺有意思，可怎么也没想到这是能讲出来的。沈娟也在操练小说。给我一个印象，仿佛拉萨文化界青年人士或与文化贴近的青年人士没有不操练文学的，没有一个于文学创作闲着的，了不起啊!我说这话是个悖论，因为我在市电业局就是根珠老人的那个原单位搞宣传工作，自己也写小说和诗。在文学创作的层面上，我们三个人算是找到了共同话题。
　　谈了半天文学，每个人都讲了一车话，我感到心口有说不出的沉重，因为别人一谈文学，我就摸不着头脑，觉得文学像个坏女人，真是搞不明白她，觉得自己早已远离了文学，无聊，累人。后来我说给小说起名字与给我外甥女起名字一样挺难的，可沈娟说一点也不难。她说找一本鸡尾酒调制方法一百例的小册子看看就解决了，什么“蓝天白云”、“夏日风暴”、“骄阳似火”、“天使之吻”、“红粉佳人”、“蓝野之星”“五色彩虹”“自由古巴”，是酒名也能当小说题目，比这些好的还有很多。她随手从小挎包里摸出一盒姜育恒的心歌录音带，说：“你们听，我的心没有回程，流浪者的独白，思念总在分手后，跟我说爱我，走在雨中，月亮代表我的心，再说，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住房须知，事故下不来生产上不去，这些不是都能参考着当小说题目吗?”
　　行，我算服了，沈娟的这番文学谈比我耳闻目睹到的任何一位评论家作家的言谈与表情都要有水平有意思。由此，沈娟搞文学创作我不以为奇怪。文学对于她真是太轻松不过了。晚饭是在强巴家吃的牛肉馅儿蒸包。饭后，又停了电，外面的天色却还亮着，室内昏暗了些。我们三人不点灯商量过些日子找车到藏北比如去看著名的骷髅墙。强巴找车很有办法，对去比如充满信心，叫我赶紧把《风季过了》的初稿拿出来，等从比如返回拉萨时再行修改。我满口答应。于是我们三个呆了一会儿，不知怎么的就谈起了在西藏认识不认识的一些人的死亡方式，有偶然的有必然的，有难过的有可乐的(可乐是指万分之一的偶然性事故致残，如汽车行进时轮胎压起一颗石子，打中了路边骑车人的膝盖，造成膝盖骨粉碎)。当然，这些话题总起来说是恐怖的，也没有任何意思，反而又加深了我内心的沉重。
　　天色更暗了，西天高处有小块亮光衬着一座藏式楼顶上的经幡。我要回住处，沈娟与我同路，强巴就让我代为送她回去。根珠老人刚从八廓街转经回来。他转经不拿转经筒也不手持念珠，什么也不带，甩着两只空手走。他对外人从不说自己是去转经，他毕竟是退休的党员干部；他毕竟是到过内地许多大城市的人；他毕竟过去从不信佛，只是自我恢复一种古老习惯，找到一种方便合理的寄托。就这么，他一早一晚去八廓街随着转经的僧俗群众走一圈，口中也嘟噜着“俺嘛呢叭咪哞。”照他自己说，是去——走走。根珠老人刚走走回来，我对他反对强巴与沈娟的事向来怀有气愤，就像哄孩子地说：“叔叔，您不玩儿骰子啦?”
　　“哎哎，不玩儿，天黑不玩儿。”他说。
　　走到街上，我问沈娟她和强巴的事情到底是怎样的。她说没办法，强巴家不同意。我说：“那让强巴跟他们家造反啊!”
　　“没那么容易，强巴的生活还要靠家里，再说他也不能不孝顺父母，他受不了因为我而被赶出家门。”
　　走了几十步，沈娟又说：“有时候我想，强巴他父母每天转经啊玩骰子啊窜门聊天喝酒啊，他们忙得很，活得既轻松又有精神依靠，我父母真是比不过他们……这里的老人没有结束感你发现了吗?”
　　“就是。”我说。
　　将沈娟送到住处，我快步朝自己的住处走去，内心窒息得厉害。我走路的样子一定会让人家觉得我是在找谁去算一笔没了的血债。
　　回到住处，开门见地上从门下塞进来的几封信。其中一封是我另一位北京女友写来的，她告诉我东方伯父已住进协和医院半个多月了，是住在神经内科病房，成了个不死不活的植物人。她要我能到期就返京，她说她想念我还爱着我。其中还有一封信是我一位北京的画家哥们儿写的，他说他准备即刻来西藏，要描绘那“西天最后一片净士”。女友的信我没立即回复，我觉得心里又沉痛又感动无话可说，东方伯父于我实在说早已不存在了，他能变成棵“植物”我倒觉得很正常，这大概是他眼下能寻找到的最佳归宿——投其所好。画家哥们儿的信我想复，刚提起笔，泪眼已经模糊了，我忍住眼泪给他写了几句话，最后我写道你来不来这里都一样，想来就来别那么多浪漫的考虑，你能说出这里是“净士”，那么这净土早就在你心里了，你要描绘她，她就不是净土了。北京开亚运会的时候，你们整天能听到《亚运之光》和第二十四届汉城奥运会的《手拉手》，还有第十四届足球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些流行歌曲，你们没感到你们所在的都市也是一片崇高的“净土”吗?其实，哪里都有净土，哪里又都不是什么净土。美好的净土不在“这儿”，她永远在“那儿”。这封信连同忘记交出的两封信，明天一早我一定交出去。想完，我就上了床。
　　“阿龙，阿龙拉。”强巴深夜骑车来叫我。
　　我推开窗子问他什么急事。他说刚去过沈娟那里，她不在，问在不在我这里。我说你开什么玩笑，这么晚她在我这儿干吗!我代你送她到家就算完事，不过她也可能在同事央宗家，她俩都是女单身汉，又很要好，有说不完的话，不过我也说不准她究竟在哪里，你干脆像骑士一样去街头立着等她一夜。强巴生气了，说：“你别扯了，脑子里乱七八糟的，还是赶紧想想你的《风季过了》吧。”说完，他就飞车走了。
　　风季过了——风季风季，准确地说——风季，它是个念想!不管它是好是坏，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习惯不习惯它，不管你如何来理解它，它还要来——
　　它是个念想。
　　我心里杯着醉酒般莫名的悲伤，脑袋昏昏沉沉，困倦得几乎没了意识。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