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酝酿已久的武昌昙华林历史街区保护改造工程启动。这是一条与我幼年成长历程密切相关的街道。戈甲营、三义村、花园山、太平试馆、马道门等一串串熟悉的名字，还有我对儿时那些支离斑驳的记忆，一下子进入了我的脑海。我生命中的前十年就是在这条百年老街上度过的。

    

  在摩天大楼的缝隙里，这是一条散发着纯正历史幽香的街道。它南倚花园山，北靠螃蟹岬；既有青瓦小院，依山而建；民居错落，互为参差；梧桐小院，麻石幽径；还有林立的教堂，早期的医院，异域风情的西洋小楼，独具特色的江夏民居，阅尽沧桑的武昌老城墙……。近、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如：林则徐、张之洞、刘静庵、陈独秀、周恩来、贺龙以及如郭沫若、阳翰笙、胡愈之、田汉、洪深、冼星海等文化名流都在这条街上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这里我不想太多的去说这些老房子和这老房子里所蕴涵的历史。我只说说这条街和与我童年有关的记忆。

   

  我还记得我家原住的老屋是昙华林30号，虽然我们家从1969年就迁离了那里，但那老屋据说现在还在。老屋的左边是个民办中学，大院里面全是西式的老房子。也是我儿时玩耍的主要地方。我家后院有一面墙，墙的另一面就是老武昌的大资本家曹祥泰之弟的宅子。我到现在还能清晰的说出那宅子的男女主人的形象：男主人秃头却珵光瓦亮，大腹便便却衣着考究；女主人大眼睛高身材，保养得极好。两人常常是坐着人力车出入，看见他们，你就会自然想到电影里我们常见的资本家老板和阔太太的形象。红卫兵扫“四旧”抄家时，我和我的哥哥两人用梯子爬上墙头，目睹了他们家被查抄的窘况，院里子一大堆被查抄出来的漂亮的皮箱子，男女主人已经没了往日的风采，抖抖瑟瑟地站在院子中央。那时候几乎没有家用电扇，可我在墙头上见到了他们家屋顶的木吊扇很是好奇。就是这次抄家，让我窥见到了这个平日紧闭的大院里的神秘。由于我喜欢书法，十多年以后我才得知，我们汉上的大书家曹立庵先生也是这豪门里的亲戚，据说他应该叫这宅子里的主人为叔叔。

 

  文革高潮时，昙华林这条街道上几乎天天都有抄家游街的事发生。因为这条古老的街道有太多的所谓“四旧”，也有太多的所谓“牛鬼蛇神”。在我幼小的记忆里，那些戴高帽子的、夏天穿皮袄游街的、那些剃阴阳头头上刷浆糊的、那些胸前挂黑牌的等情景，我都不曾忘掉。

   

  从老屋出来左拐到昙华林的东头，这里有个中学，也就是十四中。我上的第一个幼儿园就在这里。别小看这个校园，这里是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机关的办公旧址，抗战时周恩来、郭沫若就曾经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对这所幼儿园所有的记忆就只剩下两点，一个是我的两位老师，一位姓赵，一位姓樊；另一个就是在风琴的下面发现一个刺猬的情景。我在这个幼儿园呆的时间不长，后来我被转入了武昌实验中学幼儿园。还记得从家到十四中必经省中医学院附院的太平间门口，小时候只要我一个人走过这里就不免有点害怕。太平间的对面有一个军乐团的住地，西式的高大门楼上挂着红五星，里里常常是鼓乐齐鸣，军歌嘹亮。总之，从老屋出来往东好象全是高宅大院，媒体说昙华林历史古迹多达54处一点也不为过。

 

  说到昙华林的东头不能不说到鼓架坡上的华中村，现在的省美院里还完好的保存着榆园和朴园两处老建筑。大作家钱钟书的父亲、国学大师钱基博的故居就在这里。这里还有武昌圣诞堂和文华书院。文华书院好象就是后来的华中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华中村里面那些绿树掩映下的一座座教授楼典雅静谧，过去只要走到这里就会不自不觉地有着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直到八十年代初，我父亲的好友、杂文家陈泽群先生把我引进了这里，使我有幸地结识了住在这里的戴惠琼和晏炎吾两位教授。晏教授幽默风趣，写得一手好字，对唐诗宋词往往有极精到的点评，而且他还是华师大有名的京剧票友。有段时间我这晚辈成了他家的常客；耳濡目染地学到不少东西。这里我要说说戴教授，我曾拜在戴老门下学习英文。她是已故老华中大学校长、我国为数不多的英国皇学学会会员、大哲学家韦卓民先生的太太。戴老本人也是从美国获得多个学位归国的箸名学者。当时她已是近九十高龄的老人，和她相伴的是一位在韦家做保姆达四十年的老太太。我还记得那时一周我去她家三次，老太太待人非常谦和，讲课之余常常给我灌输一些博爱的思想，因为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常坐的位置旁边的茶几上总是摆放着一本《圣经》。有关老太太和韦先生的爱情故事有点传奇色彩，也是很精彩感人，只是限于篇幅就不在这里述叙了。至今我还珍藏着我自己为老人拍过的一张照片以及老人去世时华师寄给我的一张讣告。我从心里常常在纪念着这位不平凡的老人。

 

  八岁时，我进入了昙华林小学读书，昙华林小学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在武昌都算得上一所好学校。这所小学地处昙华林的西头，它的隔壁曾是熊十力先生创办的反清革命团体“黄冈军学社”的遗址。我在这所小学只呆了两年。我的班主任叫卢邦考，说得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气质也很优雅。她很喜欢我，常常把我拉在她身边要我唱沙家浜给她听。说到这所学校不由到想到了我的名字。我原来随父姓陈，五八年出生时正值反右，父亲有幸落网，于是给我取名陈留痕。父亲所在单位闻知大做文章，硬说我父亲心怀不满，妄图翻案。于是父亲给我改名陈牛。按父亲的理解是要我当一条人民的老黄牛，可那些老左门却硬要理解成我父亲把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当牛作马，父亲被逼要再次为我改名。这时正值文革高潮，昙华林小学改名为永红小学，我也恰好这年入学，父亲干脆给我改名为陈永红。这个名字后来一直伴随我读完高中。我的改名过程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荒诞，但也恰好地折射出了那段荒诞的历史。高中快毕业时，还是单身的舅舅因病去世，外婆就这么一个独子走了，叶家岂能无后，而我读高中时是和舅舅同在武昌实验中学，只不过他是老师我是学生，和舅舅感情很深，于是长辈们又给我改姓改名。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和昙华林小学很有缘，虽然在那里我只呆了短短两年，却没想到八十年代初，我居然进了这所小学当起了代课老师。我给这里的初中班讲了一年的地理和政治课。临离开时，当时的欧阳校长再三挽留过我，但那时我对当老师特别是小学老师的认识和现在很不一样，所以我还是选择了离开。从现在来看也许当时我的选择错了，但生活是没有也许的。这又是后话了。

 

  说到外婆就会想到昙华林的马道门，在那条很短的巷子里有我外婆曾经住过的家。我从出生一直到读幼儿园之前就体弱多病，我是外婆带着我长大的，我也一直被我的外婆疼爱着，直到她七十年代末去世。

 

  再说说附近的花园山和戈甲营。

 

  花园山坡上有武昌意大利教区天主堂（俗称花园山圣家堂正门）、花园山主教公署大楼等。过去武汉人在盛夏季节有露天夜宿纳凉的习俗，由于花园山上很凉爽而且没有蚊蝇，这里就成了居住在昙华林一带居民纳凉消暑的好地方。太阳一落山，男女老少手拿凉席被单，争先恐后上山抢占有利地形，席地而卧。记得有天深夜，山下不远的武昌实验中学一座漂亮的办公大楼突起大火，山上熟睡的人们全都被惊醒，目睹了这场大火。那时候象这样的火灾根不不算什么，因为正值文革动乱时期，在山上纳凉时我们还不时地能听到武斗的枪声。

 

  山下的戈甲营也不是等闲之地。这里有英国伦敦会杨格非主教于武汉首创的基督崇真堂。还有几处无名独立院落西式民居以及江夏民居。我的老师卢邦考就住在这里。我国箸名的外交家军事家伍修权将军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我在昙小代课时，有个很调皮的学生叫伍守平，他就是伍将军的侄孙，据说现在在北京混得很不错。

 

  昙华林这条古老的街道承载着近现代很丰厚的历史沉淀。现在有很多专家在从事着发现、挖掘和整理的工作。我在这里只是把这条小街所承载的有关我个人的记忆的一些碎片伸展开来，再用键盘敲打出文字。我会择时再次走近昙华林，到那时也许我会有更多的记忆，更多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