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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致张学良信》起草者辛旗:邓大姐的心声浓缩于两百字

(2014-10-17 18:4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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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台湾同胞书》

分类: 特别策划

《邓颖超致张学良信》起草者辛旗:

邓大姐的心声浓缩于两百字

采写/本刊记者 方锐

 《邓颖超致张学良信》起草者辛旗:邓大姐的心声浓缩于两百字


辛旗

满族人,1961年生于北京,1979年考入河北大学,获哲学学士;后考入厦门大学,获历史硕士学位。现任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副会长。1985年开始从事台湾问题和中国思想史研究,多次受政府机构委托从事台湾问题专题分析,参与中国政府对台文告起草。1994年参加中美战略对话,担任台湾问题小组召集人。199611月应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赴美访问。19971998年多次参与中、美二轨对话。2000年参加中、美、日三国高层战略磋商。著有《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百年的沉思——回顾20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等专著。

 

1991310日,被软禁半个世纪之久的张学良和夫人从台北桃园机场踏上赴美探亲之旅。中共中央书记处特别注意到,张学良在台北机场登机前,曾向中外记者公开表达了有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向。

邓小平获悉此事后高度重视,授意中央开会研究讨论,并对如何迎接张学良的归来作了较为详尽的指示。邓颖超根据中共中央和邓小平的意见,以私人名义亲笔为张学良写的一封欢迎信,使得这项工作部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封不到三百字的欢迎信字字珠玑,文采斐然,但在当时并没有公之于众。多年后当这封信曝光于世人面前时,人们不禁感叹:幕后起草者该是有多么深厚的文字功底,才能将如此重大意义浓缩于寥寥几百字中?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邓颖超致张学良信》的起草者,既不是党报中的笔杆子,也不是中文系的老教授,而是当时不到而立之年的中共中央副处级干部辛旗。

1991年春节过后,叶选宁同志找到我,说要给我个任务,以邓大姐的名义给张学良先生写一封信。我接受任务后,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完成了。”辛旗回想起二十多年前接受这项重要任务时,轻描淡写地说道,言语间依稀可见其当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

 

两百余字阐明多重涵义

当时张学良先生和赵一荻女生从台北到美国探亲,这事我们都知道。因此叶选宁一提出这个任务,我就明白了这封信的写作背景。信里表达的意思主要是希望张学良先生在美国探亲期间,能够安排时间回到祖国大陆来看一看,毕竟离开了那么多年。我就照着叶选宁所说的这个思路起草了这封信。

虽然只有两百多字,但信中所述涵盖了几个方面。首先一个是回忆周总理生前说到张学良先生的时候,提到“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这样写是因为周总理和张学良先生私交甚密,回忆起往事让其倍感亲切;同时也是在侧面上对张学良先生作为中华民族千古功臣的历史地位给予肯定。

其次要讲到近年来两岸交往解冻、“藩篱渐撤”,特别是1987年开始的“老兵返乡潮”,蒋经国先生放弃了“三不”政策。祖国大陆的父老乡亲对张学良先生的回归翘首企盼,因此希望他能够抽空回到阔别已久的大陆。还有要说到邓大姐是受邓小平先生的委托,正式向张学良先生和赵一荻女生发出邀请,并且会派专使前往美国拜会,面陈一切事宜,以示诚意。

 《邓颖超致张学良信》起草者辛旗:邓大姐的心声浓缩于两百字




自己做主用文言文写作

叶选宁同志在向我布置任务的时候,并没有规定要用什么文体。使用文言文写作是我基于多重考量自行决定的。第一,白话文有很多的文字已经被政治定性了,容易让人在字里行间看出宣传的味道,而文言文能够起到缓冲的作用,读起来比较婉转,这是白话文所不具备的优势。

用文言文的第二大优势是写起来短,可以在有限的字数中包含大量的信息内容。并且我们都知道邓大姐毕业于南开中学,是革命年代赫赫有名的才女,文化修养很高,用文言文写作也符合邓大姐的身份。此外,我考虑到高层之间的书信文字往来,要尽量表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且有“廖公信”的珠玉在前,我想让高层交往书信中文言文的风格统一起来。

我起草好初稿后,就递呈给叶选宁同志,再由他转交给邓大姐。在此期间,我还和邓大姐的秘书对怎样做文字的修改进行过沟通。之后的修改我就没有参与了,不过听说后来我起草的初稿是拿给北大中文系的古汉语专家修改。我在看到最终稿的时候发现,文字和我写的初稿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虽然我写的主要用句和文字精髓都还在,但文体会偏白话文一些,而我的原稿文字偏古体些,风格也和“廖公信”更加接近。

 

最终确定吕正操为送信人选

当时除了这封信的写作完成,送信人的选择也尤为关键。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比较,最终确定了吕正操同志为赴美向张学良先生面陈书信的人选。吕正操不仅是张学良先生的故乡海城人,东北军的旧部袍泽,与张学良先生有过一段师生之谊,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私交。还有一点很重要,虽然吕正操同志当时已从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置退下来,但享受副总理待遇。派他去面陈书信,能够最大程度地表明诚意。

吕正操同志带着邓大姐的亲笔信赴美拜访张学良先生,张学良将军看完书信后非常感动,尽管他坦率地向吕正操表露不能马上返回祖国大陆探亲,但向其转达了对邓大姐的问候,并亲自执笔给邓大姐写了一封回信。

我起草的这封《邓颖超致张学良信》在当时并没有立刻见报公诸于众,中共中央这样做的原因,主要还是考虑到不想给张学良先生太大的压力。这封信的性质和“廖公信”其实是不同的。“廖公信”当时是在两岸完全没有对话可能性的背景下写作的,公开出来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呼吁;而邓大姐写给张学良先生的这封信,则是在他有可能重归故土的情况下,真心想请他回来。

 《邓颖超致张学良信》起草者辛旗:邓大姐的心声浓缩于两百字



为张学良历史地位盖棺定论

虽然大陆方面情意拳拳,但遗憾的是,张学良先生直至逝世,都没能够回到大陆故土。个中原因,我想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由于政治压力。当时李登辉不仅为张学良先生解禁,还为他摆寿宴,而张学良先生觉得重返大陆会引起台湾政坛的波澜,这样做愧对李登辉。

另外我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张学良先生意识到自己如果回归故里,难免要面对媒体发声,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可能让历史改写。

邓大姐的亲笔信,除了热情邀请张学良先生回归故里之外,实际上还等于是就张学良的历史功绩的评价,对他当面有一个交代。从毛主席和周总理当年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对台工作,到邓大姐的亲笔信,实际上是划上了一个句号。这封信表明了中共中央对当年那段历史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张学良先生的高度评价。张学良先生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受到如此礼遇,也表明了中共中央推动两岸对话,最终走向和平统一的愿望。

 

 

人物印象

传统思想与现代理想兼具的学者

尽管是电话采访,但电波中传来的那个谈吐谦和、逻辑缜密、字正腔圆的声音告诉记者:这是一个博采万家、文武张弛的人物。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辛旗出生于北京的一户书香门第。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辛旗从很小时候就开始接触国学。在“文革”前就完成了传统文化学习,对他后来思想形成和学术道路影响深远。

八十年代中期,在与台湾著名学者陈鼓应、韦政通的学术交往中,年轻的辛旗备受启发,他开始将台湾文化史作为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参照系。1990年,辛旗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台湾社会的三阶段变迁论》即在台湾引起轰动,此后他又撰写出一系列关于台湾文化方面的学术论文,如《论四十年来台湾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台湾地方自治法制化面临的主要问题》等等,由此奠定了他在台湾文化研究学术界的地位。辛旗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逐渐由文化角度进而扩展到台湾问题各个领域、不同层面的研究中。由此,他于1985年进入中央对台决策咨询名单。

在良好学养和高起点的基础上,辛旗不断地在对台问题上提出新思路。他是最早提出“过渡阶段”概念的学者,提出未来两岸的谈判应首先从结束敌对状态开始,互相做出有利于中国和平统一的承诺;提出“三通”之前建立两岸经济仲裁机构以及两岸间接直航等等。在辛旗的思想中,“中国观念”是两岸无法断开的脐带,而中国的统一应是中华民族完成伟大复兴的重要部分,是两岸人民的共同事业。

采访过程中,辛旗侃侃而谈,将自己当年接受光荣的使命向记者娓娓道来。说到文言文写作的好处,他满怀深情地感叹中国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说到信件最终版与初稿的差异,他言辞犀利地给出自己的见解,毫不掩饰对自己语言文字功底的自信。短短数十分钟中,辛旗将他博学而又谦逊、亲和而又雄辩的个人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也许,用汪道涵为辛旗的《百年的沉思——回顾20世纪主导人类发展的文化观念》一书所作序言中的一句话来评价他更为精确:“他既秉承传统儒家‘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情怀,又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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