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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少年班30年在争议中跋涉前行

(2008-04-15 17: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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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分类: 媒体关注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探索的一个微缩样本
少年班30年在争议中跋涉前行
本报记者 谢洋 原春琳
中国青年报 2008-04-15
 
     30年,共招生1220人,毕业1027人,其中九成以上获得博硕士学位,约两成毕业生选择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有93人拥有国内外教授、副教授职称和终身教职,超过七成毕业生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金融、制造等领域,在世界500强企业任职的约占35%……

    一串数字的背后,是一个备受瞩目和争议的特殊班级在高等教育改革历程中,面对命运沉浮的坚持和积累。

    “我对少年班仍保留不同意见,我认为少年的智力开发必须尊重少年的成长规律,尽可能不要搞特区,要尽可能自然。”

    “少年班的目的是什么,不是选拔神童,培养神童,是给有潜力的小孩提供一个机会,一个环境。”

    这样的探讨和争论,在接连几天的座谈会上,始终是对话的主题。

    今年3月,在沉默面对社会的猜测、质疑多年后,中国科技大学终于敞开心胸,首次对少年班进行系统完整的总结,并“高调”向媒体和公众公开经验。同时邀请各界人士,包括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废止大学少年班”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南大学教授蔡自兴,来校共论办学模式。

    3月22日上午11时,雨过天晴,空气清新,数百名来自海内外的少年班校友、少年班管理人员、师生和参加庆典活动的各界人士齐聚中国科大大礼堂前,合影留念。蔡自兴被安排坐在第一排中间偏右的位置,他的身旁是中国科大原副校长,现安徽省教育厅厅长程艺。

    “这是一个迟到10年的聚会,很难得!”程艺笑道。

    不同意见的持有者成为朋友也许不难,但要让伴随少年班多年的质疑和反对声消失,却并不容易。对于这样一个历经30年的“人才特区”,是扬是抑,褒多还是贬多,已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探寻它持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是人们将目光重新聚焦少年班的目的所在。

 

    1978:青春励志大片登场

    提到少年班的创立,有一个让人无法忘记的名字——宁铂。

    1977年10月,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江西赣州13岁的天才少年宁铂。11月3日,这封得到方毅亲笔批示的信,直接促成几个月后,中国科大少年班的诞生。

    其实,在更早些的1974年5月,物理学家李政道就曾提出过办少年班的设想。当年,李政道回国访问,看到“文化大革命”给祖国带来全面危机、人才培养几乎完全停止的局面后,通过周总理向毛主席建议:“可参照招收和培训芭蕾舞演员的办法,从全国选拔很少数,约十三四岁左右的、有培养条件的少年,到大学去培训”,培养一支“少而精的基础科学工作队伍”。主席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因为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这一设想在4年后才得以变为现实。

    1978年3月8日,中国科大举行了第一期少年班开学典礼。少年班创办的消息甫一传出,引发海内外的广泛瞩目。对于刚刚经历十年浩劫,曾一度被“读书无用论”所误导,急于找回失去的时间的国人来说,以“神童”宁铂为代表的少年班的出现,无疑是那个年代上演的最振奋人心的“青春励志大片”。

    3月2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记者张石畏、宣奉华撰写的关于少年班的报道,题目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豪迈誓言:我们要跑步奔向祖国的未来》。

    现任清华紫光集团总裁的郭元林,是少年班第二期学员。他回忆当时:“在高考中断了10多年,没有参照,没有感觉的情况下,上大学对一个不到14岁的孩子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阅读了宁铂、谢彦波、科大创办少年班的消息后,我忽然感到大学之门变得触手可及。”在老师和家长的鼓励下,郭元林成功考取了少年班。1978年10月初,郭元林和同时考取少年班的张亚勤结伴踏上了从太原开往合肥的火车。隆隆的车轨声中,郭元林望着窗外飞逝的风景,心中还并不清楚,这个抉择对自己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多年以后,人们在回顾起最初的那批少年班学员时发现,当宁铂等人的命运,因媒体和社会过分关注,而走向人们所期待的反面时,更多的孩子则因选择了少年班而进入了一个科研、求学的快速通道,走出一条条不同寻常的人生轨迹。

 

    科学春天里的人才战略

    就在第一期少年班开学典礼之后的第10天,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在开幕式上做了重要讲话,指出“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

    大会闭幕时,时任中科院院长、中国科大校长的郭沫若发表《科学的春天》书面演说,由播音员虹云当场朗读,会场响起一阵阵春潮般的掌声。可以说中国科大少年班正是在“科学的春天”里,迅速萌芽成长起来的。

    “在那样一个科技人才严重断档的特殊年代,少年班的出现是服务于国家的人才战略需求的。”中国科大原副校长尹鸿钧用“人才战略”来描述少年班成立的意义,并非夸大,少年班“软件班”的成立,便是一个证明。

    1983年12月28日,邓小平同志在方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会见了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杨振宁谈到计算机软件人才培养时说:“现在全世界都公认美国的计算机最好,我在美国考察时发现,做计算机的不是年龄大的,都是些年轻人,我知道中国有个少年班,14~15岁上大学,很聪明,这些人学软件专业,今后将会前途无量。”

    听了杨振宁这番话,邓小平说:“科大少年班可以搞。”并作出了批示,要求有关领导落实,同时还强调:“要看得远一点,要不然来不及了。”

    在邓小平的支持和鼓励下,1984年5月28日,中国科大作出了“关于办好少年班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几项规定”。同年9月5日,少年班正式开办计算机软件专业,有23名学生就读。

    “我们科大一直是全校在办少年班。”在近一个星期的采访过程中,这句话在少年班的班主任、任课老师、分管领导等不同人的口中,反复出现。尹鸿钧表示,中国科大的办学指导思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包括人才战略、科技战略,这点是科大上上下下、一辈辈人都遵从的。因此,少年班自成立之日起,便顺理成章地得到科大最优质的教学资源倾斜和最宽松的政策支持。

 

    开自主招生先河

    2005年7月,科大少年班成立一万天的校友聚会上,时任“少年班”招生负责人史济怀,半开玩笑地提起第一期少年班招生时的情形:“那时的方法不科学,基本上就是见一见,谈一谈,做几个题,觉得行就说:‘好,你来吧!’”

    听完,78级的少年班校友们笑开了。尽管一开始的方法不尽科学和规范,但史教授表示,他当时在招考学生时,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要考查这个孩子的能力。

    第一期招生过程中,由于赴各地招生的老师在招生标准和程序上并不完全统一,造成录取的学生有较大差别。在学生进校后的摸底考试中,有的学生数学考了98分,有的却只考了10分。

    为避免考查标准不统一等缺点,第二期少年班招生时,由中国科大出题组织全国性统考,虽然效果不错,但在全国各地组织这样一次单独的“小高考”,工作量非常之大,也给各地招生部门添了许多麻烦。

    1979年,中国科大对招生方法进行了大的改革,将学校命题统考,改为学生参加当地的全国统一高考,科目和高考理工科考生相同,考卷汇总到科大后进行阅卷,优等者作为初选对象,然后再派老师赴各地进行复试,根据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原则,择优录取。

    但执行过程中,却不乏“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例子。1981年,14岁的黑龙江考生高立新,高考总分距少年班录取线差8分,但她的数学成绩却达118分,名列所有考生第二,经考察,她被破格录取。多年后,高立新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终身教授。

    另一次关键性的招生改革发生在1986年。在第十期少年班招生时,中国科大首次将全部初选上的考生集中在学校进行复试,并增添了心理测试。

    “复试时,我们会让老师讲些新的大学课程,讲完了当场进行测验,让他谈体会,看他的领会能力。并且还让考生跟老师一起学习生活一段时间,对他们进行综合考察。”尹鸿钧表示,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曾有人议论,科大把一些“不合格”的学生“硬拉进”了少年班,是“拔苗助长”、“摧残人才”。少数中学生也以为“只要学好数学物理就行了”,这就会引导一批少年走向偏科,对人才的全面发展十分不利。

    此后,这种先通过高考选拔,然后集中进行复试的做法一直沿用至今。

    中科大原副校长,《少年班三十年》主编辛厚文认为,少年班首先尝试并完善自主招生的方式,并非科大有什么预见性,而是实践后才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

    2003年,教育部规定22所重点大学试行部分招生计划5%自主招生。此后,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的高校逐年增加,到今年已扩大到68所。我国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方向,在多年后与少年班最初的实践者不谋而合——尊重科学的精神和人才培养的规律。

 

    试验田里冒出的创新火花

    3月19日,记者见到从深圳特意赶来参加少年班30年庆典的朱源教授。1979年,28岁的朱源刚到少年班当班主任时,甚至有些担心“这些孩子我哪带得了?”为了验证少年班孩子是否真的聪明,他还做过一次教学试验。

    79级少年班有个数学学习兴趣小组,成员大都是数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有一天朱源问他们有没有学过复变函数,学生有的学了四分之一,有的学了三分之一,最多的自学了一半多一点,而复变函数是他们一年以后的课程。

    当天晚上,有个孩子跑到朱源家,问:“朱老师,你问我们这个干什么?”“我想了解一下你们超前学习的进度。”“不对,你别有用心。”听罢,朱源笑了,原来他考虑的是,如果这些孩子能自学完课程,可以试着参加两周后78级本科生复变函数的期末考试,如能拿到85分的话,就可以让他们免修这门课程。

    看到孩子们真的想试一试,朱源便跑去找教务处办理考试手续。没想到半个月后,5个少年班考生,有2人拿了100分,1人98分,1人87分,最少的得了64分。在78级本科生中,考100分的有十几个,不及格的也有十几个。

    “教务处老说就我们少年班事多,因为要选课、要免修考试,还要超前学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朱源回想起当年为少年班操劳跑腿的经历,脸上却满是幸福的微笑,“我就跟教务长讲,正因为烦,正因为少年班事多,有它的特殊性,才有少年班存在的必要啊。”

    朱源还记得,他和时任少年班管委会主任陶懋颀教授曾一同起草少年班软件专业的办学报告。当时,他们甚至还设想在软件班实行“5年+1年”的一贯制硕士培养计划。尽管这一想法当时没能实现,但在少年班任职期间,所迸发的种种教改试验的思想火花,让朱源至今回忆起来,仍感兴奋。

    “办少年班是在做一件前人所未做的事情,你想照抄别人的都没有。”尹鸿钧认为,不一定每个主意都对,也不一定每件事情都做得那么完善,但作为一块人才培育的试验田,少年班就得勇于创新、贵在坚持。

    尹鸿钧说,少年班的教学计划,经常要经过反复多次的争论和调整。因为要涉及不同院系教学资源的配合,很多方案都得拿到系主任的联席会去拍板。“我们学理工科的抬起杠来,理由多得要命。朱源那时年纪轻,有些事压不住阵,但在钱临照等校领导的支持下,很多事最后都能得到顺利执行。”

    “大面积改革是不能轻易做的,改革只能从局部做起。”辛厚文表示,但少年班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少年班之路越走越窄?

    科大少年班模式在1984年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后,1985年1月26日,教育部决定,在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12所重点高等院校开办少年班,扩大少年班的试点。

    这种超常教育形式,无论在我国还是在世界上都史无前例。但好景不长,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校少年班纷纷停办。

    1999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蔡自兴提交了一份《及早废止少年班》的书面报告,这让本就备受质疑的少年班再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蔡自兴提交这份报告时,全国13所高校的少年班只剩下5个,对此,蔡自兴评论道:“连对少年班怀有感情的张亚勤先生也认为,现在的少年班‘还是太多了’。少年班之路越走越窄,它的昔日‘辉煌’早已成为过去。少年班的老师和家长应当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总结一下它的经验教训,考虑它何去何从。”

    “蔡教授的观点,给了我们一个警示,让我们更加静下心来,认真做一些梳理和思考。”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分管少年班工作的程艺表示,那段时间,一些高校在少年班办学上步入一个误区,过分追求低龄化,听到这所学校招了个13岁的孩子,那所学校就招一名11岁的孩子大肆宣扬。“那么多人力物力放进去,对整个教学改革却没有什么大的帮助,无疑会走进死胡同。”

    程艺告诉记者,当时他曾拒绝过一个9岁的孩子。“父亲牵着孩子,在校园里跟在我后面。父亲的手里还拿着一摞孩子在各种竞赛上获奖的证书和报纸上发表的报道。我跟父亲讲,我相信你的孩子很优秀,但他现在不宜进大学,应该让他享受他这个年龄该拥有的东西。”在程艺的劝说下,父亲带着孩子回去了。回想起多年前的这件事,程艺坚信当时的拒绝是对这个孩子负责。

    事实上,少年班早期提出“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办学思想,在最初那个特定环境下,确实对唤醒整个社会的人才意识,为国家迅速培养一批基础科学人才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一思想的局限也日益显现:一些学校过于重视生源的年龄而非质量,重视专业课教育,而忽视对其个性化的培养和科学发展的引导。

    2001年,上海交通大学少年班停止招生。校方表示,学校的院、系在培养少年班的学生方面花费很大精力,然而收效不大。在超前教育、应试教育的“催生”下,少年班生源质量下降、学生综合能力不强致使少年班日渐衰落成了一种必然。

    时至今日,全国开办少年班的高校仅剩中国科大和西安交通大学两所。

    对此,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分析说,成本是很多高校放弃少年班的直接原因。少年班每年招四五十名学生,派教师到全国各地招生需要很多投入,规模虽然比高考普通招生小但也接近;此外,少年班实行宽口径通才教育培养模式,学生入校后用一到两年的时间打好基础,再自主选择学科和专业,这对学校教学管理是个冲击,管理成本太大。很多学校认为不划算。“少年班是我们的名片、骄傲。我们把少年班看作高教改革的试点,从大尺度计算成本。”

 

    少年班还有必要办下去吗?

    “有人问,少年班还办不办下去?毫无疑问,在我们现在和可见的将来,少年班肯定要坚持办下去。”中国科大党委书记郭传杰,在总结少年班办学30年经验时开门见山地作出上述表示。

    那么,少年班如何才能更好地办下去?将这种模式坚持到底的意义何在?

    “我们不能为办少年班而办少年班,我们应该借助少年班这个平台,进行一些我们目前高等教育尚不能达到的改革。”程艺认为,当前,我国高考招生逐步尝试高校自主选拔的方式,国内众多高校举办各种类型的强化班、试验班,对本科生开始采取更加灵活的培养方式,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从前那种僵化的、完全以分数确定学生专业和发展方向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这一方面可以视作少年班办学给高等教育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使得少年班过去所具有的优势逐步淡化。

    “有朝一日,我国有了较为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有较为科学合理的高校自主选拔学生的方式,社会和家长对人才成长有较为理性的认识,从高等教育的角度上看,今天少年班的办学模式,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办下去的。”

    程艺的这个假设,也得到了朱清时校长的认同。朱清时表示,如果我们的高等教育都跟美国一样,少年班确实没有必要再办了。但中国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少年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我们没有泯然众人矣!”在少年班的校友聚会上,这句宣言让人记忆深刻。更让人欣慰的是,少年班同样没有泯然于众,始终以独特的办学模式走在时代前列。

    从1985年创办教改试点班(00班)到1986年基本形成高考初试、复试录取的模式;从1994年开始全面实行早期科研实践、大学生研究计划,到1998年建立学生导师制度;从2004年开始全面实行4~6年弹性学制和个性化学习计划,到2008年,少年班与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联合办学,建设“教育部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少年班改革和创新的步伐从未停止过。

    “大概差不多3~5年时间,少年班整个的办学方式就会有小的调整。”中国科大少年班管委会主任陈卿说,这些调整不仅是为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为适应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为了学生成长的需要,也是一步步积累经验的产物。今后,少年班仍将沿着教育创新的实践之路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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